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序(孫建軍)
作品欣賞
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序
「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當兩位年輕學者劉婧和周毅，把他們剛剛成書的《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交與我時，雖說文學地理學對於我來說，仍然是一個我並不十分熟悉的學科，但還是馬上聯想到了杜甫與我們生存所在的這方水土，聯想到了他的詩句，千古名篇中的地理意識與我們的血脈相連，肯定可以作為文學地理學研究中的一個典型之例。
兩位年輕學者在概論中開宗明義：文學地理學是近年來受到國內外研究者極大關注的一門新興學科。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品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也可稱作文地關係。這是他們傾心寫作這部著作的動因。
然而細究起來，說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其實說新也的確算得上新，因為「文學地理」這個概念，是由著名學者梁啓超先生首次提出來的，是中國近現代化進程中，新文學運動的產物。抑或說它同時又古老，也可尋找出佐證，並可謂源遠流長。比如《詩經》中的「國風」，當時的采詩官或後來編輯成書的文化人，就是按照不同的王國和地域來分類的，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便至少可以定位於之肇於史稱春秋的時代。
20世紀50年代以來，其實就有諸多文學學者對於文學地理學進行過系統化的初步探索，卻又因為特定的歷史原因而幾度沉浮，冷寂許久。直到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和國際學術環境多元交融的時代大背景需求，文學地理學在沉寂近半個世紀之後，其研究勢頭在國內學術界不斷升溫，並逐漸成為文學研究的熱門學科。
劉婧、周毅兩位年輕學者，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創作了《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由此可以斷言，這部研究著作的完成，對於四川文學事業，是一件很有建設性意義的工作，並且可喜可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兩位年輕學者的研究初衷，並不是因為學科的新興時髦「蹭熱度」而為，實在是基於近年以來四川文學現狀與成果的迫切需要而敏銳感之並積極所作。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40年間的四川文學成就，先後有「大巴山作家群」「宕渠四子作家群」「大涼山詩人部落」「藏羌作家詩人群」，「攀西詩人群」「九城詩會寫作群」「康巴作家群」等文學群體不斷閃現。其間，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此起彼伏各領風騷。他們以地域文化書寫為特徵的文學成果耀眼奪目，成為了新世紀四川文學成就的重要標誌之一。
特別是2000年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出版並獲得巨大反響之後，開掘地域文化源流，書寫鄉土文化特色的文學創作勢頭，其熱度一直在向縱深推進，而這一創作指向，已經不斷呈現在「四川省作家協會文學扶貧萬千百十工程」「四川省作家協會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等選擇中。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看作時代寫作的趨勢選擇，而這個趨勢也為四川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提供了新興發展的重要契機，由此不僅順理成章地有了劉婧和周毅的這一研究成果，並且他們也恰到好處地選取了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為研究對象。在我的文學視野之內，將一位四川作家現存所有作品納入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專著研究，尚屬首例，因而這部書便具有了承前啟後的另一層重要意義。
張中信作為四川實力中年作家的一員，歷經三十餘年的寫作實踐，他始終抱持着一種鄉土情懷，守望着一程人文追尋。如果說一開始便聯想到了杜甫的詩句，我認為張中信就是可以再加以聯想的一位，是始終心系鄉土的「千秋雪」，不懈筆耕文學「萬里船」的「地理情懷」的作家，從而成就了他獨有的文學書寫特徵，進而被兩位年輕學者選擇為研究對象。
兩位年輕學者對張中信的作品，依照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分門別類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讀者可以見仁見智地細細品味，此處不須贅述。但是有必要指出，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釐清文學寫作者和文學作品的地理分布、組合與變遷中的整體形態與地域特性的差異，從而發現文學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係的創作規律。
因此，我們就不能把《張中信大巴山文學地理書寫研究》這一成果，當作對張中信個人寫作成就的總結或褒揚，而應視為探究文學創作規律以獲取創作進步階梯的一種努力。這才是這個研究成果的目的，因此它不僅有益於張中信，更有益於廣大有志於提升自己文學創作品質的文朋詩友。
文學地理學研究正方興未艾，業內已有眾多專家指出，因為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產生並發展的，文學也不例外。建立一門與文學史雙峰並峙的文學地理學科，文學研究這個學科才能算作完整。因此，對於劉婧和周毅兩位年輕學者，此項成果值得祝賀，並且希望他們以此為起點，再接再厲，取得更大成就——路在腳下，夢在遠方。
是為序。
2020年4月1日於聽風堂 [1]
作者簡介
孫建軍,軍旅出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文學創作一級,曾獲萌芽文學獎、四川文學獎、巴蜀文藝**獎、中國電視金鷹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