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醫生與王醫生
內容簡介
兩個原生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奮鬥，調動的能量，堪比戰爭。
李海鵬作序，陳嘉映 梁文道 羅新 嚴飛 班宇誠摯推薦
☆《好奇心日報》《小鳥文學》創始人，知名媒體人伊險峰、楊櫻首度出書
☆ 以兩位工人子弟的階層躍升，照見中國社會三十年滄桑巨變
☆ 一個昨日世界，但你並不陌生：兩個家庭、一座城、一個時代的命運輪廓
☆ 近距離觀察普通個體在大時代中的浮沉與變遷，探尋當代人精神困境的社會根源
——「我們的生活變好了，為什麼精神卻荒蕪了？」
☆ 一部令人震撼的大劇，充斥着既悲壯又無力、既切膚又旁觀的歷史感。——歷史學家 羅新
☆ 「城市發展過程中必將產生大量廢棄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而這部平民史詩的主題只是「不要成為廢棄物」。
——巨大的社會變遷中，是什麼決定了普通人的命運？
張醫生和王醫生出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工人家庭。在國企改制、社會急劇轉型的過程中，他們憑藉家庭的全力支持與自身的聰慧刻苦，擺脫了掉隊的命運，實現了階層躍升。可是，雖然看起來功成名就，但他們的人生，仍充滿了焦慮和疲憊。
兩位作者採訪數十人，在舊報紙、老照片、建築廢墟與口述回憶中打撈過往生活圖景，描摹了張醫生與王醫生半生的個人成長與階層躍升之路，並審視二人知識、尊嚴與自我的建構過程。與此同時，本書還以工業城市、單位社會、稀缺經濟、工人階級文化、男性氣概、重大歷史事件和時代變遷等為經緯，呈現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當代東北。
閱讀張醫生與王醫生的故事，我們將會釐清，世紀之交的一系列深刻變革，如何塑造了一代人的生存方式與精神世界。而透過個體在歷史中的沉浮，我們也將窺見一座城、一個時代的命運輪廓。
名人推薦
一部社會學視野里的故事，於是，兩個人、一座城、一個時代難以分割地連在一起。在漢語寫作中應該是首創。
——哲學家 陳嘉映
我們究竟能在兩位「成功」的東北醫生身上看見什麼呢？相較於影視和文字當中常見的下崗工人，他們好像完全沒法代表我們想象中的東北。但令人意外，這本視野宏闊、細節飽滿的著作，卻不止讓我們看清了東北，更看到了工業文化的內核；甚至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個體生命在時代結構當中的局限與抉擇。所以不嫌誇張地說，這不單是張醫生與王醫生的故事，更是幾代中國人的故事。
——作家 梁文道
一部令人震撼的大劇，充斥着既悲壯又無力、既切膚又旁觀的歷史感。圍繞兩個醫生的個體人生，呈現出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當代瀋陽。
——歷史學家 羅新
近年來，「東北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很火，和東北失落的經濟發展相對比，這片土地上的精神世界得到極大關注。不論是東北式的喜劇幽默，還是舊工業社會裡留下的人文沉澱，好像變成了一座「富礦」，供人們挖掘和書寫。本書圍繞着過去四十年中瀋陽的重大歷史事件、工人階級文化等，呈現了一部豐富的民間社會史。作者不僅有着深厚的講故事能力，而且難能可貴的是，站在了社會學的角度去近距離觀察普通家庭和個體在大時代中的浮沉與變遷。
——社會學家 嚴飛
兩位作者令人想起工廠車間裡的調度員，制定計劃，併線輸出，反覆確認着書寫的節拍，如大雨過後倒灌的水渠，從深處返流，漫經地面，為歷史與現實空間重新造影。那些不規則的圖景，旁逸斜出的暗漬，列車碾過的印痕，抑或我們凝視、打撈與捕捉的動作，共同構成了一批半成品、一代人與一座城市的命運輪廓。
——作家 班宇
在書中，羅伯特·E.帕克的一條理論顯得尤為刺目：城市發展過程中必將產生大量廢棄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兩位醫生的原生家庭跨越三十年的奮鬥在事實上始終緊緊圍繞這句話，在這場奮鬥中調動的能量、毅力、耐心、機謀是如此之多，堪比戰爭所需，然而這部平民史詩的主題只是「不要成為廢棄物」而已。
——作家、媒體人 李海鵬
作者簡介
出生於遼寧海豐張。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瀋陽鐵路局，之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做媒體，2008年創辦《第一財經周刊》，2014年創辦「好奇心日報」，也寫東西。
楊櫻
以《第一財經周刊》記者和編輯作為職業生涯起點，聯合創辦「好奇心日報」，現在是「小鳥文學」創始人和主編。
原文摘錄
雞架就是雞骨架，全世界的雞骨架最終可能都流落到了瀋陽，因為除了瀋陽，好像也沒有別的地方的人吃這玩意。面對一隻雞時，每個瀋陽人都是庖丁級水準，乾淨完整地吃完一隻雞架，實現完全的骨肉分離，可以消耗足夠多的時間，當然，與此同時也可以喝掉更多的酒。它是一種消磨時間的工具，解決了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問題，也幫助沒有就業者度過了無邊無際的漫長的絕望時光。 他們的「成熟」始於人生髮軔時期與社會潛規則碰撞導致的心理創傷，止於一種悲劇性與喜劇性參半的尷尬狀態，也就是既不能忠實於自己的真實心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又掌握不了適度地沆瀣一氣的複雜技巧。
書評
拿到《王醫生與張醫生》，花了4個下班的晚上讀完。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好多事情原來是這樣。它讓我重新理解了自己，生長的環境，目前的生活。
和故事裡主人公的環境一樣，我生長在一個「單位制」全面覆蓋的城鄉結合部，現在的話來說「小鎮」更合適。如果更適合的描述，應該在賈科長電影裡的那些灰色、土黃、煤塵覆蓋的景象。
我上初中的時候，經常會聽到班裡同學爸爸下井受傷的消息，或是手指斷了，或是身體哪個部位受傷落下終身殘疾，最可怕的是聽到「人沒了」，賠了幾十萬。後來隨着我們長大，這樣的消息不時傳來，價格也越來越高。想來我們在一無所知的時候，首先就被迫意識到生命是有價格的。
在這樣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否定成了常態。好好學習，離開這裡，不然男生就得長大和你們的爸爸一樣穿那身「黑皮」，女生就只能找一個下井的丈夫。當未來被拋在空中無法附着在那片土地上時，其他的一切都摧枯拉朽地捨棄了。
大四那年，我去了北京。高中最好的朋友都去讀了二學位，回家接了父母的班兒。那好像是第一次，我們要真正做出某種選擇。後來照例每年一次聚會，話題從同學八卦換成了單位八卦，各種「難以置信」撲面而來：領導是個小學都沒畢業的「文盲」，說話「生殖器」滿天飛，明着剋扣工資獎金，最難堪的是過年要學着登門送禮。對方是和她們爸爸年紀一樣大的人，而同學直到現在說話都透着一股孩子氣。我直到現在都無法想象，當時她們是怎麼被迫學會「虛與委蛇」的。
再多的抱怨好像也無法解釋這一切都是怎麼回事。我只好貢獻一點臨時經驗，說說北京是什麼樣，是不是能現身說法提供另一種選擇，但最終這一切都於事無補。逃離顯然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同時囿於各種現實原因，她們寧願守着不到3000的工資，甚至勸說浪里來浪里去的我回去，也無法做出另一種選擇。
為什麼同一片土地下，我們就要經受這樣不同的待遇？總應該有答案的。我遇第一次讀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時，並不能完全領會熟人社會的運作機制。直到來了北京生活了幾年，發生了一件事。
大概是19年春節，我買了一些年貨寄回家。有一個包裹在年三十早晨到了小區快遞點，我依着物流記錄打了電話，想問下什麼時候送，或是我去取。沒想到電話剛接通，我剛說完「這個件什麼時候送」，就迎耳送來一句「大過年的，誰給你送？神經病」。我拿着電話愣怔了幾秒，想着確實是自己腦袋銹掉了，怎麼能在這個時候打電話呢。
20年疫情困在了北京，也是春節當天，有個包裹顯示當天配送。我吸取去年的教訓，管它什麼時候送來都可以。晚上我準備出去，接到了一個電話，快遞員說有個包裹要送，問我在家嗎，我說在。他敲門，我看到一個很年輕的小伙子，我忍不住問他：這個點還送啊，我以為你們今天不送了。他說：今年過年我們不休息，隨時配送，送完您這裡，我也要回家吃年夜飯了。我和他互道了「新年快樂」，關了門，去年的事情又被迫記起來了。
我想這多少應該算是一個熟人社會VS商業經濟的例子。在熟人社會裡，即使有商業契約在，但更根深蒂固的是傳統，當兩者發生矛盾的時候，被捨棄的是契約。
類似這樣的時刻每多一個，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意識到，從小被耳提面命否定的、拒絕的、背井離鄉捨棄的究竟是什麼。賈科長有一句話說：直到我離開了家鄉，才理解為什麼家鄉的人是那樣的，會那樣生活。北京提供了另一種視角，當有一天真的站在了他者的角度，目光變得審視，甚至刻薄，才體會到了其中的無可奈何。
時間越久，接觸到的人越多，當我無法把自己置身於任何一種想象中時，自我變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起來。它不是「你是誰的那個「我」，是你會選擇成為什麼樣的「我」。前幾個月，我最好的朋友要結婚了，定下了日子，邀我做伴娘。在我們長大地方，快30沒結婚，各種質問是會把一個人逼瘋的。不管家人怎麼說，首先鄰居就受不了了，樓下的閒聊里各種猜測和妄想，再怎麼一句「關你屁事」都抵擋不住指指點點、譴責的目光。在經歷了數年漫長的相親之後，連遠在幾百公里外的我都暗自鬆了一口氣，好在這件事終於有了眉目。朋友憧憬的語氣里，不忘關心我。我說目前還是沒有這方面的想法，她小心翼翼地說：這個年紀確實該考慮啦，該提上日程了。
後來我想，另一種可能終究充滿了不確定、不安穩、諸多冒險，未知從來不代表着可能，更多的是恐懼。也許這個時代最好的一點是：我們終究有另一種選擇的可能。當每一個不一樣的「我」成了一種可能，一種維度，更多的尊重也許才會可能。
這就是我看完《王醫生與張醫生》後想到的。想來有些太凌亂，自己也不足以概括這本書。兩位作者文筆極好，以一種求真、求實但不乏優美的筆調講述了一個階層如何躍遷到另一個階層的故事，同時涉及到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知識，從諸多角度解釋了這些變化的背後的原因。
我很喜歡裡面有這樣一句話：人文的意思就是沒有一種正確。我們身處一個劇烈變化、價值觀混亂的時代里，正確與否、某種答案已經不再重要了。試着學會如何尊重和自己不一樣的選擇，重新獲得一種心境，更心平氣和地看待諸多不一樣，這是我一直渴望以求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