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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和(1156年 - 1228年)名从正,字子和,号戴人。宋金时睢州考城人。是着重研究《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的经方派,同时也主张“古方不能尽医今病”,和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一样,亦为金元四大家之一。

 张子和
出生 公元1156年
睢州考城县郜城乡(今民权县)
国籍 中国
职业 医学家
知名作品 《儒门事亲》

目录

人物生平

[1]
  张从正,据刘祁《归潜志》卷六载,“从正”二字,为少时初名,后改名子和。贞祐中(1213-1216年)召补至太医院时所用,尔后即以此名行。号戴人,“戴”为西周、春秋时古国,在今河南兰考、杞县、封丘间,为宋所灭。原籍睢州考城(今河南民权西南)。约生于正隆一年(1156年),家世业医,受父亲教育,一度从军跋涉江淮。从正平易近人,精于医术,曾治愈名医刘完素医之伤寒。其六十多岁时(金兴定年间,公元1217——1221年),曾应召入太医院为太医,不久就辞归乡里,与他的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讨论医学,著《儒门事亲》一书。晚年师从眼科名医姜仲云。正大五年(1228年)谢辞人间,终年73岁。张氏“精通医,贯穿《素》、《难》之说”“阐发千载之秘”,重视实践,对中医学祛邪学说的发展,从理论到临床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经历

金贞元四年(1156年),张从正生于金朝睢州考城县郜城乡(今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村)。 张从正因家乡民权为春秋时期戴国,而自号“戴人”。十余岁时承庭训,跟随父亲学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二十余岁悬壶应诊。中年时代,即成一方名医。他用药也以寒、凉为多。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祛除方法采用汗、下、吐三法为要,凡风寒痼冷等所致,疾病在下,可用下法;凡是风痰宿食所致,可用吐法。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汴京、归德府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张从正后来长期在陈州宛丘县行医,又有人称他为“张宛丘”。
金宣宗兴定年间,谕诏从正,补太医,因非其所愿,不久辞职归里,后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约于公元1220年前后著成《儒门事亲》,取名的用意是: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当时因有人对汗下吐三法持有异议、故书中有说、有辨、有诫、有笺、有论、有疏、有十形三疗。还有六门三法等目。旨在于攻,故号攻下派。金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冬,张从正卒,享年72岁。
张从正一生著述甚多,除今在《儒门事亲》中五卷之外,尚有《心镜别集》一卷、《张氏经验方》二卷、《张子和治病撮要》一卷、《秘传奇方》二卷传世,其余因年代久远,没能流传下来。

独树一帜的中医大家

[2]
  张子和的学术思想在目前公认的七大流派(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伤寒、温热)中是较为独特的一家。张子和作为攻邪派代表人物,其学术渊源受《内经》、《伤寒论》、刘河间影响极大,说“继承与发展”应是恰如其分。但细察熟思之,则未能快然于中,张子和也曾说:“由是通今博古者少,而师传遂绝。”这不应是指《内经》、《伤寒论》,因其书俱在,学术上已被世人引为正统,子和所云“师传”,当另有所指。其学术思想独特之点在于,它的学术渊源承受似有别于其他学派,它是秦汉之际产生的黄帝学派与扁鹤学派理论的融合。在张氏学术思想中,可以窥及扁鹊学派的许多主要学术观点,如:“郁滞”病理观与“气血流通”,汗、吐、下法,水火之剂,十剂,禁咒,“五苦六辛”与本草,决生死,秉承华佗之治,《五泄论》,非药物疗法,另解五运六气,等。

中医著作


  《儒门事亲》为张子和之重要著作,成书于公元1228年,全书共十五卷。提倡治疗用汗、吐、下三法,用药偏于寒凉攻邪,在攻邪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其还著有《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疗》三卷、《杂记九门》一卷、《撮要图》一卷、《治法杂论》一卷、《三法六门》一卷、《刘河间三消论》一卷、《扁华生死诀》一卷、《世传神效诸方》一卷。

代表作品

在学术上继承了《内经》、《难经》、《伤寒论》诸典籍的理论与临床观点,并很推崇刘河间的学术思想。
刘氏于临床上强调六气化火与五志化火的理论,治疗火热病应从表里分治以却散火热之邪。
张氏私淑其谈,但并不侧重于火热病机,而对于刘氏祛邪的观点很有体会,并结合前人的治疗经验,以及个人临床的体会,对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并在理论上有所阐发,形成了以攻邪法治病的独特风格,为祖国医学的病机理论和治疗方法做出贡献,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为“攻下派”的代表。《金史本传》对其评价很高,称赞他“精于医,贯穿《素》、《难》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
张从正一生写了十余种医著,后被学生辑为《儒门事亲》一书,共十五卷,详细介绍了汗、吐、下三法的学术观点,记载了各种疾病的临床治疗,并附有医案。此书对研究攻邪派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学术思想

[3]
  善用攻法,治病当论药攻
  张氏认为疾病多由邪气所致,初起者固多实证,病久者也多为虚实夹杂,纯虚而适用于纯补者甚少。疾病的产生,必有某种致病因素,在疾病的发展中,可继续产生各种病理产物,这些病理产物反过来又成为致病的因素。故概称为“病邪”。因此,在治疗疾病时,特别是在疾病的早期,应以攻邪为主。兵贵神速,若不迅速排除其致病因素或病理产物,势必招致病邪蔓延,风痰、癖血、积热、凝寒蕴留脏腑经络,阻滞气血流通,以致积结凝聚,迁延难愈。故张氏主张以攻邪为当务之急,不可留邪为患。在邪气方盛时如此,即使在虚实夹杂,出现虚象的情况下,不攻邪无以安正者,亦应以攻邪为先。
  张氏以汗、吐、下三法作为攻邪的具体措施,并提出:“诸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者,皆可用汗法;“风痰宿食,在腼或上院”者,皆可用吐法;“寒湿固冷,热客下焦”者,皆可用下法。张氏的攻邪治法,不限于此。他说:“然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例如他尚根据病情选用清热、除痰、利湿等法,以及善用放血疗法等。他扩大了汗吐下三法的含义:如“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灸、蒸、熏、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因此,理解攻邪法,不要局限于一般的汗、吐、下的概念,诸如行气消滞、条达舒泄、开郁化痰、活血祛癖、清热泻火、利水去湿、破结软坚等,都应视为攻邪的具体手段。总之,从广义上说举凡排除致病因素或病理产物,流通气血者,均属攻法范围。攻伐之药,药多峻猛,过用恐伤元气。张氏虽主张攻法,也不是浪用无度。认为服药中病则止,不必尽剂卜并且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具体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以防滥用误人。
  补法本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要运用恰当,因其有一定的适应证和禁忌症。由于补法为人所喜爱,故每易被滥用。张氏痛感当时有一种滥用补法的风气,遂提出“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补偏救弊。他认为治病应先予攻邪,在攻邪之后方可言补。在邪气尚盛的情况下,如误投补剂,为害非浅。他说:“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已交驰横骛而不可制矣”。他批评了当时那些为了迎合病者心理而妄用补药的医者:“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日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
  养生当论食补
  张子和主张着重饮食的调摄。他说:“内经日: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善用药者,使病者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认为能够使病人脾胃健运,食欲增进,能摄入所需营养物质,那就是懂得了补法的真义。他还认为调整阴阳偏胜,达于平衡,就是最好的补法。他说:“使阴阳两停,是谓平补”,“余用补法,……取其气之偏胜者,其不胜者自平矣。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他并不是不用补法,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严格选择适应证,他说:“余尝用补法,必观病人之可补者,然后补之”,一是先攻后补,他说:“余虽用补,未尝不以攻药居其先,何也?盖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资寇”。
  寓补于攻
  张氏有一种见解,认为下药即是补药。实即寓补于攻之意。胃肠存在痰饮、宿食、热毒、虫积、血瘀等,无疑会影响消化吸收功能,无论扶正药物及营养物质,都不易吸收,徒补无益;而且肠胃的毒素将影响其他脏腑经络,运用攻下药去除这些致病因素之后,就会起到真正的补益作用;体内存在症瘕积聚,阻碍脏腑机能,耗损气血津液,此时若不顾邪实而用补法,“非徒功效疏阔,至其害不可胜言者”。只有攻治这些症积,才能恢复脏腑机能。清除这些病邪,就是最好的补法。所谓祛邪即所以扶正。
  贵平不贵强,贵流不贵滞
  张氏的基本学术思想之一,是“贵平不贵强”。平者,阴阳平衡之谓,强者,亢强之意。无论饮食、用药,不可偏胜,不可过强。要调整偏胜,达于平衡。如果长期应用偏胜的药物会使阴阳失调,导致不良后果。对饮食的摄入,也不可偏胜。 他还强调“贵流不贵滞”,引《内经》“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和《金匮要略》“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之论,力陈流通气血之利,闭塞填补之害。认为务使脏腑经络气血经常通畅,运行无碍,是保持脏腑正常生理功能,却病延年的重要条件。当病邪堵塞肠胃、经络之际,若用填补之法,则塞者愈塞,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养生摄生
  张氏提倡《内经》所说的:“恬淡 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重视精神方面的调摄,使阴阳保持平衡。
  他提倡养生当用食补,饮食营养要全面不要偏胜:“五味贵和,不可偏胜”。主张治病不宜忌口太过,而造成胃气虚弱。他说:“胃为水谷之海,不可虚怯,虚怯则百邪皆入矣。或思荤茹,虽与病相反,亦令少食。图引浆粥,此权变之道也。若专以淡粥责之,则病人不悦而食减,久则病增损命,世俗误人矣”。在他认为对某些消耗性的病证,或对营养的需求迫切者,可不必忌口。
  对于小儿的养育护理,张氏主张不宜过饱过暖,认为过爱小儿反害小儿,太温暖可以消阴气,太饱则肠胃不能容,此为小儿疾病之源。他认为食乳小儿因乳食过多,反从湿化;小儿为纯阳之体,故多湿热相兼之证。治小儿疾病,“不可下者宜解毒,可下者宜调胃、泻心”,忌用温燥之品。

后世影响

张从正在前人理论与临床的启示下,为纠正时弊,提出一整套攻邪祛病的理论,并为中医的治疗学充实了很多丰富的内容,成为独具风格的一代名医,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深入研究。


参考来源

  1. 郑国庆,洪在炅. 张子和学术思想研究考略[J].. 中医药学刊,. 2002(02):177-178. 
  2. 肖国钢. 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探[J].. 中医文献杂志. 2006(04):17-21. 
  3. 陶志达. 张子和学术思想探讨[J].. 新中医,. 1984(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