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

張季鸞 原圖鏈接 來自大公報

張季鸞(1888年-1941年)，名熾章，字季鸞，筆名一葦、老兵。祖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中國新聞家，政論家，愛國者。陝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於山東鄒平，少時艱辛，後赴日留學，成為同盟會會員，年青時代擔任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後投身報業，1926年與胡政之、吳鼎昌共同組建《大公報》，十五年主持《大公報》，實現以筆報國，以筆救國的心愿。

張季鸞的新聞主張倡導「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針。要「事實不欺」，做「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社會之公人」。1941年去世後同時獲得了國共兩黨的高度讚譽，同時在中國新聞史上也享有高度聲望和評價。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字	張季鸞
名	熾章
民族	漢族
出生時間	1888年
去世時間	1941年
出生地	山東鄒平
籍貫	陝西榆林
職業	新聞家，政評家
主要成就	主持《大公報》，1941年榮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
夫人	高芸軒(1908年) 陳孝俠(1934年) 陳氏夫人(1936年)
兒子	張士基（陳氏夫人所生）
墓園	季鸞公園（陝西榆林）

生平紀事

（張季鸞與夫人陳孝俠） 原圖鏈接 [h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08VK0MV0523UDFA.html 圖片來自一朝風漣]

1901年，父親死後，他隨母親扶柩返回榆林，後就讀煙霞草堂，師從國學大儒劉古愚，得到陝西學台沈衛(沈鈞儒叔父)的賞識和器重。

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

1908年回國，一度在于右任主辦的上海《民立報》任記者。

辛亥革命後，擔任孫中山先生的秘書，負責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並且發出了中國近代報業史上第一份新聞專電。因反袁世凱被捕。

出獄後，在上海先後任《大共和日報》編譯和《民信日報》總編輯。

1916年任上海《新聞報》駐北京記者。

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兩地的《中華新報》總編輯。

1926年與吳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記公司，接辦天津《大公報》，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要負責評論工作。

1941年9月6日病逝於重慶。

愛國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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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間，張季鸞曾輾轉京、滬辦報，歷任多家報社總編輯，文名天下皆知。但當時政治黑暗，經濟落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新聞行業的外在環境甚為惡劣。張季鸞一腔熱血，其間還曾兩度從政、兩番入獄。

兩番入獄，皆因揭露了是袁世凱和段祺瑞時期反動政府和無恥政客的瘡疤而導致。兩度從政，一是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由于右任推薦，出任總統府秘書，參與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後隨孫中山去職，為期很短。另一次是在1925年，經由時任河南軍務督辦的同鄉好友胡景翼推薦，獲任為隴海鐵路會辦，這是當時數得上的肥缺。結果，他上任不到一個月就拂袖而去，直言:"不幹這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他隨後去了天津，一時無固定工作，憑稿費維持生活，做了一段時間的"自由撰稿人"。

1926年春，天津《大公報》停刊。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這三位都曾留學東瀛的老友風雲際會，情投意合，決定接辦下來，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確定由吳出資五萬元，改組為新記《大公報》，於9月1日復刊。吳鼎昌任社長，只負責採購白報紙，不過問具體社務。張季鸞任總編輯兼副總經理，主持編輯、言論工作。胡政之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總攬經營及人事大權。報社大政方針，三人商而後行;有分歧時，少數服從多數;如三人都各執己見時，則以張季鸞意見為準。

正是由於諸多條件的因緣際會，才成就了百年中國最成功的報紙:新記《大公報》以及它的靈魂--最傑出的報人張季鸞。很快，《大公報》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報紙，一紙風行，朝野皆知。自1926年至1949年，幾乎中國發生的所有的重大事件，都能聽到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的聲音，其發揮了極其巨大的的作用，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張季鸞愛國情深，時顯拳拳之心。1937年"八·一三"滬戰期間，張季鸞老年得子，他的親友和黨國權貴們，贈送了許多貴重的金銀飾物，作為賀禮。張推辭不得，便予以集中封存，並說:"抗戰期間，前方將士為國灑熱血犧牲，後方民眾死於炮火或家破人亡者不知幾萬家，我張某不能為得一子而收此巨禮。"及至1939年香港各界舉行國慶大獻金時，季鸞先生慷慨解囊，把這一大包金銀首飾掃數捐出。妻子想留下一兩件作為紀念，也被他勸阻說服。

1941年9月6日，張季鸞因病在重慶逝世。病重期間，蔣介石曾親往醫院探望，後蔣氏唁電有"握手猶溫"之句。陪都新聞界和各界人士為張季鸞隆重舉行了追悼會。國共兩黨領袖同聲哀悼之。蔣介石、周恩來還都親自參加公祭並致送輓聯。

張季鸞先生人生最輝煌的期間是1926年主持新記《大公報》筆政後，這15年間，他馳騁報壇，聲名遠播海外。其影響之大，享譽之高，不惟國內罕有其匹，就是在歐美新聞人中也不多見。

《大公報》的世界性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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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先生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應當注意他所指的《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特點。即，《大公報》雖然具有國際媒體通行的商業經營的性質，但同時，它還擁有中國文人論政的深厚傳統。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着文章"，就是蘊含深重的倫理擔當，即"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這是從中國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習性中傳承下來的道統，這就使《大公報》獲得了一種在中國征服人心的力量，從而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報刊中脫穎而出，臻於化境，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

就張季鸞自己的為文風格而言，他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

有鑑於此，他的政論，不偏激褊狹，不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如沐清風，如飲濃茶，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他不靠筆走偏鋒、譁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闢，說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遠清新的頭腦，活潑綿密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而一流的學識經驗與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沓來的新聞事件，能夠迅即作出反應，幫助公眾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甚至能在紛紜繁複的難局中，預測事件進展，指明一線出路。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壁立萬仞，只爭一線，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當時有人評論說，張季鸞為文如昌黎(韓愈)，如新會(梁啓超)，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這種風格，播灑於萬千社評之內，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有助於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有益於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助於邁向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

著作

1944年，在張季鸞先生逝世3年多的時候，《大公報》館出版了張季鸞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鸞文存》(上下冊，胡政之編，大公報館1944年12月出版)。

張季鸞紀念館

張季鸞紀念館就設在這座「鳳凰閣」一層 原圖鏈接 圖片來自 陝西日報

長安惜別一代報宗

張季鸞在1941年9月6日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終年54歲。他的辭世給當時的國共兩黨及社會各界帶來極大震動。社會各界紛紛發去弔唁，周恩來、蔣介石等各界名流親臨殯葬現場……

在今天榆林季鸞公園的紀念館裡，記者有幸目睹了先生的身後哀榮。毛澤東主席等特致唁電：「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等的唁電稱：「文壇巨擘，報界宗師」。據榆林市政協原副秘書長惠世新後來統計，僅海內外各界名人發來的挽幛唁電達140多件。

張季鸞先生的去世，在當時創下了兩項「記錄」。一為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對他同樣都做出極高的評價；二為在中華民國史上為一報人舉行「創記錄」的隆重追悼活動。

他的逝世是中國報界的一大損失，國共兩黨的共同哀悼使其成為史無前例的一人。其辦報的思想及理念、品德影響了許多人，他對於新聞事業的執著，正如其遺囑中寫道「余平生以辦報為唯一之職業。自辛亥革命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對於國族有所貢獻」，也許這就是他自己對其30年記者生涯的最好評價。

在一場空前的公祭儀式之後，經家屬和陝西方面的要求，張季鸞的遺體於第二年被迎返陝西，安葬在西安市杜曲鎮竹林村。歸葬西安時，各界名流親臨追悼弔唁，陵墓周邊人山人海，發來弔唁的信電成堆成堆地摞着。據記載，當年的陵園占地40畝，背靠高山，兩側兩條水渠流淌，被譽為「天留佳壤，以待大賢」。陵園建成之初，曾有一個連的隊伍專門在此為張季鸞守墓。可沒過幾年，隨着戰事吃緊，這些國民黨軍人也不知所蹤，龐大的陵園也沒了看守者……

時光荏苒，當人們再次關注到張季鸞時，已是幾十年之後。那座曾經風光無限的墓園已是斑斑裂痕，只剩下半個土包，在一片凌亂的莊稼地里寂寥地堆着。 2004年，與竹林村相鄰的玉村率先將自己所擁有的陵墓周邊土地租給了一所磚窯，隨後，竹林村也將屬於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種豬場，墓前的一條土路也被就此截斷。 沒有人知道這座在豬圈和磚廠夾縫中的墓地屬於誰，當然也沒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國歷史上留下許多輝煌的記憶。 媒體呼籲，親屬奔走，兩會提案，各界建言，然而，豬場依然，磚廠依然，報界宗師的墓園的衰敗依然。 記者想起了時下流行的一句話：說多了都是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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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子最終魂歸故里

在文章中可以分析出社會走向的一代英傑張季鸞，大概做夢也想不到，在他回葬故土之後，還要經歷一次艱難的「搬家」。 其實，早十幾年前，面對淪落了的張季鸞墓園，在無奈無助無力改變的窘況中，榆林市的有識之士就曾建言將張季鸞墓遷回故里，讓一代先賢落葉歸根，安享天堂。

2011年，在榆陽區舉辦的張季鸞先生逝世50周年研討會上，兩岸三地的學者也曾提出「可以考慮將張季鸞墓遷回榆林」，張季鸞之子張士基也表露過同樣的想法。惠世新對張季鸞先生有着無比的敬仰，他隨即向榆林市政協遞交了「關於將張季鸞陵園遷建榆林」的倡議。同年6月，榆林市政協特邀張季鸞外甥女李賦英、張季鸞嫡孫張哲明、孫女張哲子參加「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暨張季鸞先生逝世70周年座談會」，向他們說明遷墓意向並得到贊同。隨後，以張季鸞家屬4人的名義向省委、省政府呈送了《關於張季鸞陵園遷建榆林的請求》，2012年，省委統戰部批覆「同意」。

為了使先生遺骸早日回歸故里，榆林市和榆陽區領導傾注了極大地熱情，時任區長苗豐果斷拍板，將墓址確定在正在建設中的森林生態公園，並定名為季鸞公園。 2014年8月12日，榆陽區林業局局長朱喜堂、惠世新老人等來到長安區，他們將完成一項光榮而神聖的使命。

「因為被盜過，墳上的土都是虛的，沒怎麼挖就到了墓穴，裡面棺材也被挪到一邊，屍骨擠在一個角落裡，陪葬品只有一根煙斗、一副麻將。萬幸的是，經法醫鑑定，骨頭並無任何缺損。」已是榆陽區政協領導的朱喜堂向記者回憶了當時的情景，「那天裝好遺骨，放完鞭炮，車從小路剛開上大路，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第二天安葬之後，榆林也下了半個小時。老百姓說，這是張老在感天動地啊！」 至此，張季鸞離開了他安息72年的長安，魂歸600公里外的祖園。

長安，偌大的長安！以中華文明的發祥之地，中華文化的巔峰之處，曾經容納了十三個王朝，更容納了整個世界，創造了璀璨的長安文化，然而，就是這樣的長安，號稱一城文化的長安，新聞媒體和記者扎堆的長安，最終竟沒能留下一個記者，一個當代記者的「祖師爺」……

如今，在榆林城郊的3000多畝生態園林里，張季鸞先生的墓冢清新、寧靜、祥和，不時，有心懷崇敬的人來這裡瞻仰。距墓冢僅90米的鳳凰閣里，800平方米的空間裡，序廳用張季鸞的人物浮雕對其精神風貌加以展現；展室則以張季鸞的一生為主線，包含「多舛身世飄萍學子」「新聞報國兩陷囹圄」「文人論政大公立言」「關注蘇區報道中央」「團結抗戰功在國家」等12個板塊；以銅像、碑石復刻、硅膠人蠟像、3D幻影、電視專題等現代光電技術將先生的一生立體般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園林的白場長告訴記者，紀念館建成才三個月，前來參觀的人已超過4000人次。季鸞先生身後的這次遷徙，雖屬無奈，但先生若天堂有知，應該也是欣慰的。因為，陵園雖好，卻並非久留之地。故鄉再遠，歸來的遊子卻可以安枕長眠，何況，還有父母鄉親的陪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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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聲遠去雖死不死

雖然，先生遺骨歸葬故里，竹林村的古墓遺址也已荒草萋萋，但先生的精神，先生的靈魂依然留存在這座城裡，留存在每個新聞人的心裡。

張季鸞新聞研究會第三任會長蔡恆泰，每年清明節，都會帶領新聞學子和媒體同行去給張季鸞掃墓。如今，墓冢搬遷後，他仍舊沒有中斷自己的緬懷，通過呼籲，重修了革命公園裡被損毀的張季鸞碑亭，使得自己有了新的憑弔之地。 記得並紀念着先生的還有西安外事學院的新聞學子，他們協同省記協，收購、搜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和照片，包括幾近絕世的《季鸞文存》，在學校建起了張季鸞紀念館，將此作為新聞系學生的教育基地。

據研究中國言論史的傅國涌撰文說，在民國時期，張季鸞的影響比魯迅大。相較於魯迅的雜文而言，張季鸞的評論有更大的受眾和影響力。然而在魯迅幾乎成了一個符號的今天，知道張季鸞的人卻寥寥無幾。而他，在中國短短的新聞史上，被稱為全國的「導師」和傳奇。 故而，我們今天重提張季鸞，解讀張季鸞，旨在通過了解傳播他的事跡，傳承他的風骨，弘揚他的精神。

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新媒體研究院副院長韓雋這樣總結張季鸞的精神：張季鸞先生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滋潤，追求「言論報國」，為當時中國報界開闢了一條新路徑。她認為，張季鸞先生主筆下的《大公報》是「那個時代不可多得的辦報樣板」，他「不求權，不求財，不求名」的新聞職業道德令人崇敬。因為張季鸞先生的提攜與培養，范長江、王芸生、徐鑄成等一代卓越記者得以成為新聞界的中堅，為中國的新聞報刊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陝西省記協前主席尹維祖說，張季鸞先生崇尚「文人論政」，以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寫出了一批分析透徹、文風犀利的好評論、好文章。對今天的記者，季鸞先生仍然有着榜樣的力量。 作為同行後輩的我們，如何學習張季鸞精神，記者借用胡政之先生在《季鸞文存》序言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季鸞就是一個文人論政的典型，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他一生的文章議論，就是這一時代的活歷史……國人讀季鸞之文，倘能識念其一貫的憂時謀國之深情，進而體會其愛人濟世的用心，則其文不傳而傳，季鸞雖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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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界宗師張季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