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尚书事
基本简介
初置时称"领尚书事"。录尚书事并不是独立的官职，常以它官兼领。是外部人员对尚书台事务的干涉。汉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柄政，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是为此官之始。东汉永平十八年(75)，汉章帝初即位，以太傅赵熹、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用"录"代"领"始此。[1]录为总领之意。录、领职事相近，而权位更重。后东汉每帝即位，常以三公、大将军、太傅录尚书事。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大将军蒋琬曾任录尚书事。魏、晋后，掌大权之大臣每带录尚书事名号，职无不总。南朝宋孝武帝时曾停设，孝武帝死后复置，录尚书事通常以他官兼领，南齐始有单拜录尚书事者，如褚渊。北朝亦有此官，北齐称录尚书，位尚书令上，隋废。
相关记载
汉武帝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并领尚书事。张安世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着。每言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与议也。又，孔光字子夏，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不希指苟合。问“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语，其谨密如此。
后汉章帝以太傅赵熹、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熹、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犹唐虞大麓之职也。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位在三公上，汉制遂以为常。每少帝立，则置太傅录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邓彪录尚书事，后以老病，上还枢机职。又，李固、张禹、张防并录尚书事。
晋宗室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并录尚书事，时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曰:“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一条事。”晋江右有四录，则四人参录也。江右张华，江左庾亮，并经阙上书七条。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陈及加节。
自魏晋以后，亦公卿权重者为之，职无不总。蜀蒋琬字公琰，为录尚书事。时新丧诸葛亮，远近悚惧。琬出类拔萃，处群寮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情渐服。
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权外假，省录。大明末复置，此后或置或省。齐世录尚书及尚书令，并总领尚书台二十曹，为内台主，行遇诸王以下皆禁驻，号为“录公”。齐明帝为宣成王，录尚书。废帝昭业思蒸鱼，太官以无“录公”命，不与。高帝崩，遗诏以褚彦回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单为录者，有司拟立优策，王俭议宜有策书，乃从之。王俭议以为:“见居本官，别拜录，推理应有策书，而旧事不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二，策而不优。优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缘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书，用申重寄，既异王侯，不假优文。”从之。北齐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俱不纠察。自隋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