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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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
| 彭柏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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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湖南茶陵人。作家，中國共產黨官員。後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慘死。[1]1980年恢復黨籍和名譽。
目錄
生平
1925年，考入長江工業學校藝徒班學習。
1929年，入上海江灣勞動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並開始文學創作。
1930年在勞動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由於參加學生運動而遭校方開除。
1931年，他參加了「左聯」領導下的文藝研究會。[2][3][1]
1932年，因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形成大屠殺，省委特派員彭柏山從湘鄂西蘇區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蘇區，但他並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由周揚介紹參加了「左聯」。
1933年，彭柏山結識了胡風和魯迅，並獲得了他們在生活及文學創作上的幫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間一邊吃冷硬的大餅，一邊寫小說時，胡風進來。見此情景，胡風給了他兩塊錢，並將此事告訴了魯迅。魯迅當即囑胡風 「以後每個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款項里提取幾塊錢」給彭柏山，作為其生活費。為支持「左聯」的青年作家們，魯迅還宴請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處女作、中篇小說《崖邊》，該小說是「較早反映蘇區人民生活的寫實篇章之一」。魯迅閱讀後，親自將它推薦給《作品》雜誌。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創刊號上刊登的首篇小說便是《崖邊》。寫完《崖邊》之後，彭柏山寫出了《皮背心》《懺逆》、《夜渡》、《槍》等四篇短篇小說。1934年5月，經「左聯」黨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彭柏山在「左聯」工作期間，曾任「左聯」大眾教育委員會書記。[2][3][1]
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國民政府逮捕，投入蘇州監獄並受到折磨。化名從獄中給魯迅寫了封信，經胡風辨認，確定是彭的筆跡。[[魯迅|[[魯迅]]]]囑[[胡風|[[胡風]]]]按月寄錢、物到獄中給彭，直到1937年彭獲釋。
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陳友生」，給魯迅寫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監獄方面的要求，他寫信必須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寫「周樹人大人收」，地址寫的是內山書店，信件由內山書店的老闆轉交魯迅。魯迅接信後，通過胡風知道了「陳友生」就是彭柏山，隨刻拿出五元，讓胡風寄給彭柏山。同時，魯迅還通過各種辦法營救彭柏山，並派人先送去衣物、藥品和《復活》、《死魂靈》、《波華利夫人》、《懺悔錄》等書。[2][3][1]
胡風將自己翻譯出來的《崖邊》日文稿寄往日本，經過魯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雜誌刊登了《崖邊》。魯迅逝世前幾天，胡風將自己為彭柏山整理並出版的小說集《崖邊》寄給魯迅，1936年9月11日魯迅日記記有「谷非贈《崖邊》三本」。[2][3]
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後，彭柏山獲得無條件釋放。此後，彭柏山在上海從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此後，他長期擔任政治宣傳領導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副政委。[1][2][3]
1952年，由第24軍副政委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當時，部長由陳望道兼任，但陳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調往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2][3]
1955年春夏，「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彭柏山將胡風過去寫給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燒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後，彭柏山出獄，中央對其結論是：「開除黨籍，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處分，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此後，他先後在青海、廈門工作。1965年，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羅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適合在前線。」正在廈門工作的彭柏山當即被調往河南農學院工作。[1][2][3]
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兒彭小蓮回憶道，「一個活人，竟然被他們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親去世三個月以後，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鈞去收屍。爸爸整個人被泡在醫院福爾馬林的藥水裡，人已經面目全非，徹底變形了。但是被打傷的痕跡卻歷歷在目……」[1][2][3]
1980年，彭柏山獲恢復黨籍和名譽。[1]
人物悲劇
在「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高潮時，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發表了一篇名為《論胡適政治思想的反動本質》的批判文章。與當時發表的成千上萬其他聲色俱厲的大批判文章相比，這篇文章並不引人注目。不過，若把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與作者本人後來的遭際聯繫起來，則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適所主張、宣揚的「個人主義」。他問道：「胡適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簡單地說，他是一個極端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政治陰謀家。」作者認為「這種所謂發展個性的思想，實質上是在於一方面把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天才』的個性的發展；一方面用發展個性的幌子來陰謀拆散勞動人民的集體行動。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義形成的基礎，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反動的理論。」胡適在中國「宣傳這種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成為極端反動的個人主義思想，一方面為中國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開闢了道路，同時也就是胡適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胡適的思想，是買辦資產階級思想，是以個人主義作為基本原則，以實用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以改良主義作為他在政治上進行反人民活動的陰謀手段。所有這些，也正是舊中國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性質和生產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對胡適的個人主義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後，作者筆鋒一轉，又指向尚在國內的「個人主義」：建國後「社會主義已在全國範圍內占了壓倒一切的優勢」，「一切個人主義思想、反動的唯心主義哲學、改良主義等等，已沒有合法的地位。」但由於「國內還存在着階級矛盾」，「國外帝國主義仍然包圍着我們」，「胡適派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仍然起着危險作用」，所以「必須進一步展開鬥爭」。他進一步說：「在我國過渡時期，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企圖維持現狀，取消階級鬥爭……這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毫無共同之點，因而是極端反動的。」因此要加強鬥爭，「必須從思想上清除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唯心主義、改良主義等等」。
歷史有時確是殘酷。這篇文章發表於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報》，但就在三個月後，此文墨跡未乾，彭柏山本人於5月中旬在上海卻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聯」成員，與胡風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又在新四軍中任職，解放戰爭時曾任華東野戰軍軍政治部主任，某軍副政委，建國後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資格不可謂不老，官階也不可謂不高，但僅因30年代與胡風的關係（如今眾所周知，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轉眼便成為階下囚，隨即被開除出黨，備受迫害，毫無辯白的「個人權利」，終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獲平反昭雪。 從彭柏山撰文嚴批、並主張用「階級鬥爭」來徹底清除「個人主義」到一夜間反成為他所宣揚的「階級鬥爭」的「專政對象」、其個人基本權利（甚至生存權）都沒有絲毫保障，這當然不能說是歷史的報應，應當說只是一種歷史的偶然。但是，彭柏山的悲劇並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正因為此，才會有論者在幾十年後痛定思痛地寫道：「個人是人類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單位，但每個個人又是一個小宇宙，代表了整個人類，也是社會進步的終極目的。個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類的價值：沒有個人的尊嚴，就無人類尊嚴可言；沒有個人權利，就無人權可言。個人的貶值也就是人的貶值，摧毀個人也就是摧毀人類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