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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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柏山
| 彭柏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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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湖南茶陵人。作家，中国共产党官员。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1]1980年恢复党籍和名誉。
目录
生平
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
1929年，入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并开始文学创作。
1930年在劳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而遭校方开除。
1931年，他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2][3][1]
1932年，因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形成大屠杀，省委特派员彭柏山从湘鄂西苏区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苏区，但他并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由周扬介绍参加了“左联”。
1933年，彭柏山结识了胡风和鲁迅，并获得了他们在生活及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间一边吃冷硬的大饼，一边写小说时，胡风进来。见此情景，胡风给了他两块钱，并将此事告诉了鲁迅。鲁迅当即嘱胡风 “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彭柏山，作为其生活费。为支持“左联”的青年作家们，鲁迅还宴请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处女作、中篇小说《崖边》，该小说是“较早反映苏区人民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鲁迅阅读后，亲自将它推荐给《作品》杂志。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创刊号上刊登的首篇小说便是《崖边》。写完《崖边》之后，彭柏山写出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等四篇短篇小说。1934年5月，经“左联”党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彭柏山在“左联”工作期间，曾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2][3][1]
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国民政府逮捕，投入苏州监狱并受到折磨。化名从狱中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辨认，确定是彭的笔迹。[[鲁迅|[[鲁迅]]]]嘱[[胡风|[[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1937年彭获释。
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陈友生”，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监狱方面的要求，他写信必须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写“周树人大人收”，地址写的是内山书店，信件由内山书店的老板转交鲁迅。鲁迅接信后，通过胡风知道了“陈友生”就是彭柏山，随刻拿出五元，让胡风寄给彭柏山。同时，鲁迅还通过各种办法营救彭柏山，并派人先送去衣物、药品和《复活》、《死魂灵》、《波华利夫人》、《忏悔录》等书。[2][3][1]
胡风将自己翻译出来的《崖边》日文稿寄往日本，经过鲁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杂志刊登了《崖边》。鲁迅逝世前几天，胡风将自己为彭柏山整理并出版的小说集《崖边》寄给鲁迅，1936年9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谷非赠《崖边》三本”。[2][3]
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彭柏山获得无条件释放。此后，彭柏山在上海从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新四军。此后，他长期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政委。[1][2][3]
1952年，由第24军副政委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当时，部长由陈望道兼任，但陈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调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2][3]
1955年春夏，“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彭柏山将胡风过去写给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烧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后，彭柏山出狱，中央对其结论是：“开除党籍，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处分，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此后，他先后在青海、厦门工作。1965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罗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适合在前线。”正在厦门工作的彭柏山当即被调往河南农学院工作。[1][2][3]
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儿彭小莲回忆道，“一个活人，竟然被他们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亲去世三个月以后，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钧去收尸。爸爸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伤的痕迹却历历在目……”[1][2][3]
1980年，彭柏山获恢复党籍和名誉。[1]
人物悲剧
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不过，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则不能不引人深思。
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
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彭在30年代就是“左联”成员，与胡风甚熟；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某军副政委，建国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资格不可谓不老，官阶也不可谓不高，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如今众所周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本身就是一大冤案），转眼便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开除出党，备受迫害，毫无辩白的“个人权利”，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 从彭柏山撰文严批、并主张用“阶级斗争”来彻底清除“个人主义”到一夜间反成为他所宣扬的“阶级斗争”的“专政对象”、其个人基本权利（甚至生存权）都没有丝毫保障，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报应，应当说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是，彭柏山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正因为此，才会有论者在几十年后痛定思痛地写道：“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但每个个人又是一个小宇宙，代表了整个人类，也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个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类的价值：没有个人的尊严，就无人类尊严可言；没有个人权利，就无人权可言。个人的贬值也就是人的贬值，摧毁个人也就是摧毁人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