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知青歲月(仰忠)
作品欣賞
憶知青歲月
50年前，我遠離父母，被分配到偏僻的浙江省武義縣邵宅公社下埠口大隊知青插隊落戶。
報到時，縣內務局知青辦發給我一本厚厚的紅塑皮《毛澤東選集》、一條白湯布、五個月的生活補助四十元和二百斤定額糧票。該辦工作人員王斌（音）操着杭州腔對我說：「小仰，你現在去，正趕上麥收季節，還能分得春糧。希望你在農村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第一線立新功。你去下埠口，我們會雇運輸公司手推車幫你運送行李。」
我時年18歲，弟妹們還小，全家六口人僅靠父親做手藝的微薄收入糊口。
臨行前，母親從支農補貼中拿出12元錢，替我買來一床新棉被，被面的顏色是小圓圈紫紅色的。我憑糧票以每市斤一角三分六從糧站買來50斤大米，又買來兩斤豬肉炒了一罐霉乾菜。家住縣城的小姨送我一床有補丁的藍方格舊蚊帳和一隻她結婚時的嫁妝「人造革皮箱」，儘管這舊箱子的提手已損壞，但用麻繩綑紮一下還好用的。
1972年4月26日上午，陽光明媚，我和母親從百里之遙的老家柳城乘客車到達武義。中午時分，縣運輸公司的手推車工人才姍姍來遲。裝上行李後，這位四十來歲的搬運工推着車，我和母親則跟在他的後面一起步行。
從縣城到下埠口約20里路，我們沿着城北塔腳，繞至北缸窯村，然後走到履坦再乘渡船過江到對岸，途經新金塘、湖塘沿村之後，搬運工告訴我們說再走二三里路就要到了。我朝前看去一片片綠黃相映的麥田，遠方連綿起伏的山上有一座小廟，後來才知道這是村裡的「本保殿」。從山邊一條小路拐彎，走進便是村口，首先看見的是下埠口小學的幾間平屋教室。小學老師很熱情，一聽說知青來了，就馬上叫一名學生帶我們去大隊辦公室。
聞訊趕來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老何，看過縣知青辦的介紹信，讓我們先在大隊辦公室坐一下，搬運工卸下行李等物品，便匆匆推着空車趕回縣城去了。此時是下午兩點半，正是當地農民社員從田裡幹活回家吃點心（一日四餐中的第三餐）的時間。一些好奇的年青人紛紛趕來圍觀並嘰嘰喳喳地議論着。
突然，從門外傳來一位婦女的叫喊聲：「新來的知識青年是哪－個？」她走進辦公室，老何指着我告訴他：「這位就是新來的知識青年。」「咦，怎麼是男的呢？講過是女的知識青年來插隊落戶，為啥來了個男的？男的知識青年我們大隊不要！」這位身材較長有點齙牙的中年婦女大聲嚷道，說得我十分尷尬，臉也紅了起來。原來是縣知青辦一位工作人員先前到該村聯繫時，誤把我說成是女知青，下埠口大隊各生產隊都表示願意接收。
這時，老何見狀忙打圓場，說：「不管男的知識青年要不要，既然是縣裡安排來的，晚飯總要燒起來吃的。」他吩咐旁邊一位小青年說：「子明，你去大隊養豬場背一捆松毛柴過來，讓他們好燒晚飯。」此時，圍觀的人漸漸散去，那位中年婦女也不再責備，離開時丟下一句話：「反正我們大隊男的知識青年是不要的。」
老何安慰我說：「這個女人是大隊書記的妻子，口直心快，你不要見怪，她講的話不算數。」老何指了指辦公室對面的一間舊房子，對我說：「這間房子是安排你居住的，你自己先搞衛生，過一會把辦公室的門關一下。」說完，他就去田畈幹活去了。
我觀察了一下，整幢兩層磚木結構的老舊房子是早年農村「五間頭」住宅，辦公室是在廂頭房，安排我住是的是正間大房，有十幾個平方，因久無人住，房內一股霉潮氣味。 一會兒，王子明背來了一捆松毛柴放在大房外面的廚房邊，走過來告訴我：「這間大房的主人是光棍'金余頭』，前幾年他上吊死掉的。」子明指着房子樓板上的一個小洞，對我說：「金余頭上吊的繩子就是穿過這個洞掛下來的。」聽他這麼一說，頓時讓我感到毛骨悚然。
我從廚房挑着水桶走到外面，問了他人找到了村西的一口水井。挑水回來，母親洗刷水缸和生鏽的鐵鍋，然後生火做飯。
來到這陌生的下埠口第一天晚上，母親住在遠房親戚家裡，而我住在這個陰森森曾有人上吊死亡的凶宅內，躺在舊床上望着樓板上那個恐怖的洞孔，回想起大隊書記妻子下午的一番數落，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着。想想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傷心至極，不由自主地流出委屈的淚水。
翌日早晨，大隊黨支部書記老葉來到我的住處，說本來縣裡通知是安排女知青的，現在你來了，生產隊一下子不肯接收，需大隊做思想工作，你就先休息休息。
原來，四百多人口的下埠口村有三個生產隊，他們都怕我紮根農村一輩子，以後娶妻生子會增加生產隊人口而影響他們的利益。而如果是女知青來了，以後會嫁出去或者留下本隊給社員當媳婦，那就不會影響他們的利益了。所以，三個隊都不願意接收我。後來，在大隊領導的說服下，老葉所在的第三生產隊才勉強收留了我這個男知青。
記得第一天參加勞動的是下稻田用手拔雜草和耘田。我學着農民的樣子，雙腳跨在稻苗兩側彎着腰，一邊拔草一邊用手耘田。這一天勞累下來，腰酸背痛直不起來。在田裡幹活我最怕的是被螞蝗叮入腿上，這一條條蠕蟲般的螞蝗叮入腿部只覺得癢，一旦發現用手拔出吸了一肚血的螞蝗，那受叮的腿部創口還在流血，真有點恐佈。還有一種比芝麻還小的蟲子「螟滲」（音），多在樹蔭處飛來飛去，田畈勞動休息時，人們到大樹底下乘涼，這「螟滲」常叮得我手腳一個個腫皰，防不勝防，十分可惡。
那時實行人民公社，三級所有，生產隊是集體經濟的基礎。社員參加勞動每日記工分。起初，社員評分給我的底分是五分半，只有正勞力十分底分的一半多點。年終決算分配才知道當年每日工分的報酬數額，第三生產隊一天十個工分的報酬是三角六分，我干一天活的收入是二角錢左右。但不久，社員們見我幹活不偷懶，就評議加我底分為六分半。下鄉的第一年年底，我的底分提高到七分半，年終分紅扣除預支的糧食之後，生產隊找補給我二十元。一年做出頭，我用這二十元錢剛好買來布棉做了一件棉襖。之後我每年出滿勤，底分也逐漸加至正勞力十分，所以年終分紅也不斷提高，到了插隊支農的第四年，年終生產隊決算分紅給我的錢有一百三十六元。
下埠口東臨後山，半山腰一棵大樹上裝着一隻高音喇叭。每天天沒亮，喇叭就響起了《東方紅》，公社廣播站開始第一次播音，喇叭聲響徹全村。村婦們聞聲起床，做飯炊煙四起，我也早起自己做好一天要吃的飯。平時，常聽到公社呂副書記在廣播上講話，他鼓勵農民社員學大寨精神，「早出工、晚收工，一天到晚不放鬆，必要時候開夜工。小雨不停工、大雨打沖鋒，一工頂過兩三工。」有時，年已半百的呂副書記還喜歡在廣播上清唱幾句婺劇《紅燈記》選段，他很幽默、平易近人，所以農村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一年中的夏收夏種「雙搶」是最忙的季節，大隊事先要開一次「雙搶誓師大會」，各生產隊隊長摩拳擦掌，紛紛上台表決心，說：「寧瘦幾斤肉，也要保質保量保季節完成'雙搶』任務」，社員們聽了熱血沸騰。記得那年雙搶的一天凌晨兩點多鐘，鄰居子勤媽媽因鬧鐘誤調提早了兩個小時響起鬧鈴，她起來後敲我的後窗叫醒我，我也馬上起床到隔壁叫醒同隊社員郭某夫婦一起去開早工。我們包工的一個組五六個人，借着天上的點點星光走到稻田，拿起鐮刀就「沙、沙」地割起稻子。割啊、割啊，估計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一丘田的稻子都割完了，怎麼還不見其他組的社員來開早工呢？又過了半個多小時，隊長和社員們才陸續來到田畈，他們見了我們這麼早就收割了一丘稻田，感到十分驚訝。這時，我這才知道是子勤媽媽提早叫醒了我，從而導致了「半夜雞叫」的笑話。
在下埠口支農的五年裡，我深切體會到農民種田很辛苦，如唐代詩人李紳賦詩所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同時，讓我感觸至深的還有農民的那種艱苦樸素精神。第三生產隊社員郭子法，他身材矮小，家有三個孩子，妻子彩嬌，天天出勤。在田畈，她把幼小的孩子放在樹腳下，旁邊撐放着一把雨傘，自己迎着驕陽和丈夫一起在田裡幹活。郭子法在生產隊幹活很賣力，收工後總是要到山腳採石場的路邊挑幾塊石頭回家。他像「愚公」一樣，挑石積少成多之後，居然用石塊砌牆蓋起了一幢三間新瓦房。
有一天晚上，我還在熟睡中，突然聽到後山高音喇叭里傳來大隊黨支部書記老葉急促的喊話聲：「各位社員，請注意！各位社員，請注意！施公塘水庫大壩被大雨衝掉了一個缺口，情況緊急，請大家馬上帶鋤頭畚箕編織袋趕到施公塘水庫搶險！……。」我一骨碌從床上爬起，迅速穿好衣服披上蓑衣戴上箬帽手持電筒，匆匆背着鋤頭冒雨趕往離村三四里遠的施公塘水庫。一到現場，只見大壩缺口洪水噴泄，全村許多社員已趕到，葉書記站在水庫山沿小道邊不停地叫喊：「請大家注意安全！排成兩個隊，把泥土裝入編織袋後一袋一袋傳上大壩。」由於伸手不見五指，人們要幹活又要打手電筒照明很不方便。這時，我提議大家把手電筒交給我，然後我用繩子把十多支手電筒綑紮起來像探照燈一樣掛在樹上，在漆黑的夜空顯得格外明亮。支部書記老葉說這個辦法好，稱讚我真會動腦筋。經過全村一百多人三個多小時的共同奮戰，終於把大壩缺口堵住，從而保住了水庫的安全。那個年代的農民社員在沒有分文報酬的情況下，忘我地參加深夜水庫搶險，這種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多麼地難能可貴啊。
1975年7月29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這天深夜,我正在熟睡中，隱隱約約聽到門外有叫喊聲，我朦朧中在想：開早工也還太早啊，接着又呼呼大睡着。「不好了！知識青年仰忠那裡着火了！……。」鄰居吳良水隊長的妻子王麗華一邊跑，一邊敲着一隻空的洋油箱大聲地叫喊着。她從外面衝進來猛敲我的房門，我驚醒後開了門，只見廚房板壁和桁條上面堆放的柴禾已經燃起火苗。我驚慌失措，忘了穿衣，打赤膊手提兩隻水桶衝出廚房。此時，村裡的社員群眾紛紛趕來救火，上百人分成兩排，分別從水井、小溪取水傳遞到現場撲火。吳佩榮大伯挑着一擔人糞尿到子勤媽媽家的二樓，在木窗上他用尿勺把人糞尿撥向下面的着火點。突然「轟」的一聲巨響，整個廚房塌陷，幾捆被燒的柴禾像火球一樣飛起來映紅上空。經過一個多小時的不斷撥水，大家終於把火撲滅，慶幸的是磚牆相隔的我那住房安然無恙。後經消防部門查驗是另一位知青章某業的弟弟在做飯之後沒將柴火熄滅，剩柴靠在板壁上而引起的火災。假如那天深夜，鄰居王麗華不起床給小孩餵奶而仍然熟睡未醒，那麼極有可能我已葬身火海。如果不是村民們的奮力救火，那麼我的房內財產和糧食也隨房子毀於一旦。
支農期間，我從春播育秧到夏收夏種，從耘田施肥到秋收秋種，用雙手捧牛豬糞施肥等農活我都干過。我養過豬，養過蠶，干過拉船縴夫的活，還當過植保員、守林員、辦過粉干廠、代課老師、故事員、宣傳報道員等，曾評為縣知青先進代表。1975年12月，公社組建電影放映隊時，我被抽調當上了電影放映員，直至1976年11月被招工返城時止。
下埠口，山青水秀的小村，我在此地度過了近五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嘗到了上山下鄉支農的酸甜苦辣，磨練了意志給我的人生之路樹立起奮發向上、自強不息的精神。我對下埠口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它是我永不忘懷的第二故鄉。[1]
作者簡介
仰忠，浙江五義律師事務所律師，愛好業餘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