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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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運理，茨溫利Ulrich （1484～1531），瑞士改教家，生於維爾特斯（Wildhaus），時為1484年一月一日。慈運理是瑞士的改教先鋒，在巴塞爾、伯爾尼及維也納受教育。他對文藝復興有過人的熱誠，特別是對伊拉斯姆（Erasmus, Desiderius），很可能也從威頓巴赫（Thomas Wyttenbach）學到一些恩典的教義。

目錄

簡介

慈運理在1506年受按，成為格拉魯斯（Glarus）的牧師。

牧師，新教多數宗派中的主要教職人員。拉丁文作pastor（牧羊人）。《新約》中以牧人喻耶穌，以羊群喻教徒，所以新教用牧師稱呼主持教務和管理教徒的教牧人員。

他是個勤力的牧人、動人的講員、熱心的同工，也是用功不絕的學生。在教廷軍隊服役一段時間，為他賺得一份退休金，但也使他因此反對僱傭兵制度。這使他不能留在格拉魯斯；1516年他轉到愛西得恩（Einsiedeln）工作。

在愛西得恩，慈運理在着名的馬利亞聖地，對朝聖者工作。他享受修道院圖書館的豐富藏書，亦花上好多時間浸淫在伊拉斯姆的希臘文新約聖經（1516）。研究原文令他對福音的本質有了新的理解，因而深深影響他將來的生命、思想和工作。

1519年蘇黎世有一個空缺，這便為慈運理打開了改教之門。在一些人的反對下，他仍被委任為人民的牧師。他利用大教堂的講壇作系統的教導，先是新約，後是舊約。這系列的教導，加深人認識聖經與他們當代的信仰與行為，是存着多大的距離。1520年發生瘟疫，奪去了他兄弟的生命，而他堅持留下來照顧患病的人，也幾乎送了命；但這趟經驗卻令他日後的工作更有深度。他很快便召集了一大群跟隨者，開始一連串徹底的改革，因而改變了教會及城巿的生活，包括鄰近如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巴塞爾及伯爾尼等地。慈運理開始了一連串重要的改革，就如停止彌撒、拒絕教宗制（Papacy）及教會的階級制、停止修道院、開始翻譯聖經和儀文、按聖經修改一些風俗習慣、改善神學訓練、設立會議式事奉、提高平信徒（Laity）的地位，以及引入嚴謹的紀律（Discipline）系統。

1525年後，慈運理不幸發現自己不僅與羅馬教廷對抗，與重洗派（Anabaptists）和信義宗（Lutheranism）亦有許多紛爭。這些爭論分散了資源，又減弱了改革的力量。當時蘇黎世被孤立起來，瑞士其他州對她懷有惡意，以及奧地利可能入侵，均使1529年馬爾堡對談〔Marburg Colloquy；參聖餐（Eucharist〕的失敗，成為他重大的挫折。1531年蘇黎世再在卡佩爾（Kappel）失利，慈運理主義雖沒有走回頭，但瑞士說德語區的改教運動就陷於停頓了。

慈運理的一生非常忙碌，卻仍然出版了幾部重要的作品。《神道的清晰及確定》（The Clarity and Certainty of the Word of God）是在1522年出版；翌年便出版了《六十七條》（Sixty-Seven Theses），他還寫了一本解釋它的書，算是改教運動最早的信條。同一時間出版的，還有《神與人的義》（On Divine and Human Righteousness）的講章，和《論彌撒正典》（On the Canon of the Mass）。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真偽宗教辨》（Commentar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1525）。《論洗禮》（On Baptism）及《論聖餐》（On the Lord's Supper）是他與改教家進入聖禮辯論的開始，每一辯論之後都有進深的辯文。1530年，慈運理出版他的馬爾堡講章《神的預備》（The Providence of God），之外亦為奧斯堡會議寫了《信心與理性》（Fidei Ratio）。1531年，他寫下了最後一本也是相近的書︰《論信心》（Exposition of the Faith），本想贏得法國國王的信任加入更正教，但失敗了。

慈運理英年早逝，但他已在瑞士推展了改教運動，並且留下一個非常獨特的標記。他在很多方面與路德都有相近的看法，就如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670Justification）、把聖經譯成當地語言、糾正偏歪的風氣、提倡研究聖經，和尊聖經為先。他超過路德的地方亦不少，如更嚴格地實施聖經的管治。在一個不是那麼貴族化的社會，他把較大的權力賦予巿政府，就如讓教會平信徒有更大的代表權力等。他發展出一套較簡單的禮文；透過設立神學院，提高教士的教育水平，又讓教士用自己的方言來研究聖經。他採取較嚴格的一套紀律，而管治團體又有平信徒代表在其中。他從遙遠的羅馬教廷取回領導權，使它向着長老宗（Presbyterianism）的系統來發展。

從神學的角度來說，慈運理領導瑞士教會向着改革宗（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學）教會的路線發展，故此他特別重視聖經是信仰與行為的標準這一信仰。1528年的伯爾尼條文（the Berne Theses）正能表達這一點；它說，教會是從神的道而生，因此亦只能在這一基礎上管治。他與路德均持守同一信念，就是聖經是有效的；他還加上一句，說聖經本身雖然是清楚的，但是我們還需要聖靈的光照，然後才不會受種種誤解蒙蔽，知道並接受使人得救的真理；故此禱告（Prayer, Theology of禱告神學）就成了釋經（Hermeneutics 釋經學）所必需的了。

慈運理在與重洗派和信義宗的爭辯中，發展了兩個重要的教義。關乎洗禮，他轉向舊約的盟約（Covenant）神學，這便加強了他對揀選的思想（參預定論，Predestination），並且支配了他對教會及社會的了解。他同意路德的意見，不認為聖餐（Eucharist）是一獻祭；但他否認餅與酒就是代表基督真實的同在，認為基督現在已坐在父的右邊。他認為只有信心能看見主的同在，並且受其恩佑。

人常說慈運理是個人文主義改教家，沒多大的神學及屬靈的深度。但現在我們發現，他在愛西得恩和蘇黎世面對的危機，皆源自他與獨身及研究新約的問題有關，加上那幾乎奪去他命的病，令他對神的恩典與管治特別敏感。他在辯論中常採取惟理的方式，但仔細地分析他的思想，就知道他是以三位一體論（Trinity）和基督論（Christology）作核心。他在聖餐的教導，給人一種象徵論的感覺，但當我們注意他怎樣重視基督的臨在、可見之道的觀念，以及聖禮怎樣能加強信心，就知道不是如此。有些地方他好像與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妥協了，但我們只要看他怎樣從聖經立約及揀選的角度來解釋，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假如說慈運理本人沒有完全發展改教教會一切的特性，他起碼指出了一個大概，包括現實的和神學上的。為這緣故，他的信仰和事奉皆有廣泛深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