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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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运理，茨温利Ulrich （1484～1531），瑞士改教家，生于维尔特斯（Wildhaus），时为1484年一月一日。慈运理是瑞士的改教先锋，在巴塞尔、伯尔尼及维也纳受教育。他对文艺复兴有过人的热诚，特别是对伊拉斯姆（Erasmus, Desiderius），很可能也从威顿巴赫（Thomas Wyttenbach）学到一些恩典的教义。

目录

简介

慈运理在1506年受按，成为格拉鲁斯（Glarus）的牧师。

牧师，新教多数宗派中的主要教职人员。拉丁文作pastor（牧羊人）。《新约》中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所以新教用牧师称呼主持教务和管理教徒的教牧人员。

他是个勤力的牧人、动人的讲员、热心的同工，也是用功不绝的学生。在教廷军队服役一段时间，为他赚得一份退休金，但也使他因此反对雇佣兵制度。这使他不能留在格拉鲁斯；1516年他转到爱西得恩（Einsiedeln）工作。

在爱西得恩，慈运理在着名的马利亚圣地，对朝圣者工作。他享受修道院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亦花上好多时间浸淫在伊拉斯姆的希腊文新约圣经（1516）。研究原文令他对福音的本质有了新的理解，因而深深影响他将来的生命、思想和工作。

1519年苏黎世有一个空缺，这便为慈运理打开了改教之门。在一些人的反对下，他仍被委任为人民的牧师。他利用大教堂的讲坛作系统的教导，先是新约，后是旧约。这系列的教导，加深人认识圣经与他们当代的信仰与行为，是存着多大的距离。1520年发生瘟疫，夺去了他兄弟的生命，而他坚持留下来照顾患病的人，也几乎送了命；但这趟经验却令他日后的工作更有深度。他很快便召集了一大群跟随者，开始一连串彻底的改革，因而改变了教会及城巿的生活，包括邻近如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巴塞尔及伯尔尼等地。慈运理开始了一连串重要的改革，就如停止弥撒、拒绝教宗制（Papacy）及教会的阶级制、停止修道院、开始翻译圣经和仪文、按圣经修改一些风俗习惯、改善神学训练、设立会议式事奉、提高平信徒（Laity）的地位，以及引入严谨的纪律（Discipline）系统。

1525年后，慈运理不幸发现自己不仅与罗马教廷对抗，与重洗派（Anabaptists）和信义宗（Lutheranism）亦有许多纷争。这些争论分散了资源，又减弱了改革的力量。当时苏黎世被孤立起来，瑞士其他州对她怀有恶意，以及奥地利可能入侵，均使1529年马尔堡对谈〔Marburg Colloquy；参圣餐（Eucharist〕的失败，成为他重大的挫折。1531年苏黎世再在卡佩尔（Kappel）失利，慈运理主义虽没有走回头，但瑞士说德语区的改教运动就陷于停顿了。

慈运理的一生非常忙碌，却仍然出版了几部重要的作品。《神道的清晰及确定》（The Clarity and Certainty of the Word of God）是在1522年出版；翌年便出版了《六十七条》（Sixty-Seven Theses），他还写了一本解释它的书，算是改教运动最早的信条。同一时间出版的，还有《神与人的义》（On Divine and Human Righteousness）的讲章，和《论弥撒正典》（On the Canon of the Mass）。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真伪宗教辨》（Commentary on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1525）。《论洗礼》（On Baptism）及《论圣餐》（On the Lord's Supper）是他与改教家进入圣礼辩论的开始，每一辩论之后都有进深的辩文。1530年，慈运理出版他的马尔堡讲章《神的预备》（The Providence of God），之外亦为奥斯堡会议写了《信心与理性》（Fidei Ratio）。1531年，他写下了最后一本也是相近的书︰《论信心》（Exposition of the Faith），本想赢得法国国王的信任加入更正教，但失败了。

慈运理英年早逝，但他已在瑞士推展了改教运动，并且留下一个非常独特的标记。他在很多方面与路德都有相近的看法，就如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670Justification）、把圣经译成当地语言、纠正偏歪的风气、提倡研究圣经，和尊圣经为先。他超过路德的地方亦不少，如更严格地实施圣经的管治。在一个不是那么贵族化的社会，他把较大的权力赋予巿政府，就如让教会平信徒有更大的代表权力等。他发展出一套较简单的礼文；透过设立神学院，提高教士的教育水平，又让教士用自己的方言来研究圣经。他采取较严格的一套纪律，而管治团体又有平信徒代表在其中。他从遥远的罗马教廷取回领导权，使它向着长老宗（Presbyterianism）的系统来发展。

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慈运理领导瑞士教会向着改革宗（Reformed Theology 改革宗神学）教会的路线发展，故此他特别重视圣经是信仰与行为的标准这一信仰。1528年的伯尔尼条文（the Berne Theses）正能表达这一点；它说，教会是从神的道而生，因此亦只能在这一基础上管治。他与路德均持守同一信念，就是圣经是有效的；他还加上一句，说圣经本身虽然是清楚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圣灵的光照，然后才不会受种种误解蒙蔽，知道并接受使人得救的真理；故此祷告（Prayer, Theology of祷告神学）就成了释经（Hermeneutics 释经学）所必需的了。

慈运理在与重洗派和信义宗的争辩中，发展了两个重要的教义。关乎洗礼，他转向旧约的盟约（Covenant）神学，这便加强了他对拣选的思想（参预定论，Predestination），并且支配了他对教会及社会的了解。他同意路德的意见，不认为圣餐（Eucharist）是一献祭；但他否认饼与酒就是代表基督真实的同在，认为基督现在已坐在父的右边。他认为只有信心能看见主的同在，并且受其恩佑。

人常说慈运理是个人文主义改教家，没多大的神学及属灵的深度。但现在我们发现，他在爱西得恩和苏黎世面对的危机，皆源自他与独身及研究新约的问题有关，加上那几乎夺去他命的病，令他对神的恩典与管治特别敏感。他在辩论中常采取惟理的方式，但仔细地分析他的思想，就知道他是以三位一体论（Trinity）和基督论（Christology）作核心。他在圣餐的教导，给人一种象征论的感觉，但当我们注意他怎样重视基督的临在、可见之道的观念，以及圣礼怎样能加强信心，就知道不是如此。有些地方他好像与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妥协了，但我们只要看他怎样从圣经立约及拣选的角度来解释，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假如说慈运理本人没有完全发展改教教会一切的特性，他起码指出了一个大概，包括现实的和神学上的。为这缘故，他的信仰和事奉皆有广泛深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