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午上高宗封事
原文
臣謹按②：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③，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④。專務詐誕，欺罔天聽⑤，驟得美官⑥，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⑦，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⑧!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⑨，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⑩。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11)!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12)。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13)! 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夷狄(14)，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15)，朝廷宰執盡為陪臣(16)，天下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17)，異時豺狼無厭之求(18)，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 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19); 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20)，而陛下忍為之邪?
倫之議乃曰(21)：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22)。」 嗚呼!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23)?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24)。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25)，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26)。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27)?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28)，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29)，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30)，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31)，諸將盡銳，士卒思奮(32)。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33)，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34)，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35)，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36)。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37)?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38)，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39)，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40)，非惜夫帝秦之虛名(41)，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42)，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43)，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
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44)。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45)。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46)，檜乃厲聲責曰： 「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47)，已自可見。而乃建白(48)，令台諫侍臣僉議可否(49)，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台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50)。」 夫管仲，霸者之佐耳(51)，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52)。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53)，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54)。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55)。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 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56)，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台諫侍從議矣。」 嗚呼! 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57)! 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58)? 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
臣備員樞屬(59)，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60)，然後羈留虜使(61)，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62)，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63)，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鑑賞
這篇文章是胡銓在紹興八年 (1138)寫給南宋高宗的一篇極其著名的奏疏。紹興七年，金人廢掉了傀儡皇帝劉豫，即以被擄的人質，北宋的皇帝和太后為要挾，以當 「兒皇帝」為條件，誘使南宋向金國投降。宋高宗貪圖苟且偷安，違反民意，派賣國賊秦檜主持和議，接受向金稱臣納貢的條件。紹興八年，金人以「詔諭江南」 為名派遣使臣到南宋，要宋高宗拜接「國書」，這對南宋政權是個莫大的侮辱。當時朝野震動，群情激憤，但朝廷大臣攝於秦檜權勢，無人敢言。胡銓以大無畏的精神，拍案而起，給宋高宗寫了這篇 「封事」，痛斥秦檜、王倫、孫近投降賣國、甘心事仇的罪惡，揭露其對內榨取民脂民膏，對外屈辱求和、認賊為父的可恥行徑。整篇文章充滿了浩然正氣和強烈的愛國精神，大長國人志氣，以致「金虜聞之，募其書千金、君臣奪氣」 (楊萬里《胡忠簡公文集序》)。此篇文章能流傳千古，自有其獨到之處。
首先，它體現了一種浩然正氣。胡銓作為樞密院一位編修官，位不過七品，他既無岳飛、韓世忠那種金戈鐵馬、縱橫疆場的雄風，也無張浚、趙鼎那種身居高位、參知國政的權勢，僅依「國家有難，匹夫有責」 的熱情，敢於犯顏直諫，把生死置之度外，實是可敬可佩。一介書生，能站在民族立場上，大義凜然，直言「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秦檜、孫近亦可斬也」，「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說出了眾人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則充分體現了作者 「死諫」 的決心，是作者崇高的民族氣節的高度表現。胡銓所代表的，正是 「為民請命」「捨身取義」 的那種代表中華民族的脊樑的人。
其次，文章義正辭嚴，有理有據，層層剖析，處處擊中要害，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和感染力。本文自始至終充滿着濃烈的鬥爭精神。開頭就迎面痛擊議和使臣王倫是「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矛頭直指上層投降派。緊接着對投降派提出的 「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 的謬論進行駁斥，指出這樣一來，除了加重百姓負擔，削弱國力以外，其結果只能是「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然後對當前形勢進行客觀的分析，指出 「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如今已是「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比起當年的危急形勢好上了千百倍，何況宋軍連獲大勝，怎麼能夠乘勝而屈膝呢，應堅決抗戰。最後進一步提出 「(王)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為之」，才是最大的罪魁禍首，應該斬首，使「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這才是國家復振的惟一道路。充分體現了作者卓越的政治見識，說明外部敵人並不可怕，最危險的敵人是內部的叛臣賣國賊，擊中了敵人的要害。這一精闢的議論，使內外敵人膽寒，使金人「自是不敢南顧，二十有四年」 (《四朝名臣言行錄·胡銓條》)，其文分量之重可見一斑。
其三，文章語言犀利，增強了表達效果。它以犀利的語言說出了人們的心裡話。當時上疏反對議和的大臣雖然有人，但敢於指名道姓怒斥秦檜、王倫、孫近等人的罪行的，惟有胡銓一人。他不僅請殺秦檜三人，還直言不諱地批評宋高宗，而且言辭峻切。如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沒有滿腔熱血的愛國熱情的人是絕對不敢說的。因此，這篇「封事」一出，即不脛而走，連金人也用萬金千方百計購之，可見這篇文章的影響之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