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王德明)
作品欣赏
我的大学
在Del Corso里找一个僻静的座位坐下来，要一杯咖啡，找一本书假装看一看，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
许多事，在于你怎样对待。不习惯吃苦的人，就无法体会最后的甘醇；不习惯拼搏奋斗的人，就无法走在时尚的前头。人生就像一杯咖啡，可以有五颜六色的味道，苦是基础，有苦才有甜。人生就像一杯咖啡，尝过了才会明白个中滋味，香甜中包藏着苦涩，苦涩中裹挟着香甜。同一杯咖啡，不同的人喝有不同的味道，也有不同的感受。
墨尔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咖啡店。但在这些咖啡店中，我尤爱Del Corso。这是一家意大利店，座落在G，353 Flinders lane。
Del Corso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姑娘，叫Emma，勤劳智慧，正在Monash University读博士。读书还要经营咖啡店，辛苦是自然的，但也丰富了管理经验和阅历。在 Flinders lane地区，保证咖啡的意大利口味是关键，这是Emma在经营管理中得出的结论。因此，Del Corso只雇用意大利人，只使用意大利咖啡豆。
喝咖啡，想事情，天经地义。
昨天深夜，柱子发来一张高中时的照片，是他和刘国生的合影。刘国生是他们班的一个同学，两个人很要好。刘国生一脸的紧张，穿着一身的军装，个子比柱子高出一头来。柱子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白色衬衣的领子翻出来露在外面，一条黑色的条绒裤子，一双解放鞋。这是当时中学生中最时髦的打扮了。
一张旧照片，牵出我的青春。
现在的人们，回忆起读书时代的故事，常常会说，同学就像兄弟姐妹。一起读书，一起考试，一起成长，说的都是好的一方面。其实不完全，读书时代，我们年龄都还小，不谙世事。打打闹闹，年少轻狂，也是常有的事。只是岁月的想像力就像一支画笔，给昔日这些调皮捣蛋的小男孩，画上了一双美丽的翅膀，让他们变成了天使的模样，只留存了纯真的美好。
说柱子是我的同学，不准确。他比我低一年级，我们总是结着伙儿一起去学校，放学的时候，再结伴回家或者上山。说柱子是我的发小，不准确。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大概已是十岁左右的年龄了。他是发展村的老户，我是后搬来的。那时候，生活很火红，我父亲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是来发展村改造世界观的。我和柱子能成为邻居，是因为柱子的父亲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曾经是一个漏网地主，因为老家的几亩薄田被瓜分，在安徽老家待不下去了，逃亡到发展村的，但在“文革”深挖时，被挖了出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们一起改造，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当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说柱子是我的邻居，不准确。我们两家房子的中间，隔着三户人家，一个吹鼓手，一个典狱长，一个国民党伙夫，也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家。让“坏人”们生活在一起便于监督，这也是一种创新的工作方法。只是在这个监管区域里，有一个怪现象，造反派们没有发现，那就是这些被改造的对象中识字的人颇多，多多少少都读过一些书。因为那是一个有问题的年代，所有人的弦都是绷得紧紧的，谈及读书，人们讳莫如深。人与人之间互相揭发、互相诬陷、互相提防是人之常态。但在家里，父辈们还是要求我们要多读书，不可放任。柱子的父亲在逃亡中除了带了一些书外，什么都没有带。这些书，成了我和柱子的闲暇尤物，也让我和柱子学着互相信任，坦诚相见，最终成为死党。
所以，说柱子是我的患难朋友，是比较准确的。
我和柱子就是这样，一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击”中学习“游击”，在被监督改造中学习文化并一起长大。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很少，玩的时间比较充足。我和柱子虽然不是同班同学，但几乎是天天同时上学放学，总是裹着伴儿一起走。谁要是稍微晚了几分钟，另一个人就会在门口等着，直至等到能一起回家或一起去玩儿。夏天，我们一同上山去弄柴火、采药材、采蘑菇。两个人在一起时，总是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冬天，我们还一起去套兔子。每天天不亮，我就会来到他的家门口，喊他出来。如果我晚了，他也会来我家喊我起床。整整一个冬天，我们并没有套住一只兔子。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着，没有见到野兔，也没有学习过野兔的习性，只是凭着直觉去套兔子，虽然到后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因为这个目标和信念在坚持着，在这种坚持中，我学会了制作兔子套，进而学会了制作打雀儿的夹子、扣网、弹弓子，学会了扎雀儿笼子和辊苏雀儿。
俗话说，小满雀儿来全。
那是一个初夏，我和柱子来到村东南的新立屯打雀儿。新立屯，顾名思义，是一个新建的村庄，它座落在村子东南角五里地的地方。只是这个村庄不同于平常的村庄，它是一个放置灵魂的地方，村子里的人死了，都要埋在那里去。它是我们村的公共坟地，一个阴间的村落。
刘奶奶就埋在那里。刘奶奶就是我家和柱子家中间的那家住户刘福林的妈妈，是和我家一道之隔的邻居。刘福林是国民党时期一个狱警，解放后被发配回老家监督改造。出去的时候，刘福林是全村子的榜样，书读得好，老人们教育孩子都是用他来做尺子的，回来时却成了罪人。但农村人朴实，从来也没有刁难过他，因为他当过旧狱警，村子里读过小说《红岩》的文化人也分不清监狱里的特务头子“猩猩”、典狱长和狱警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拿“典狱长”跟他开玩笑了，称他为典狱长。好在农村人随和，不介意给别人起外号，他又是个被改造之人，更无话可说。但刘奶奶是个善良人，邻里之间相处得很好，又是当地的老人儿，大家都敬着她，我和柱子就经常在她家看画本儿，《秋海棠》《童年》《西游记》，还有大书，像《创业史》《小城春秋》《红楼梦》《林海雪原》等，应有尽有，其中《远大前程》是一本外国书，还是竖版的。春天的时候，刘奶奶死了，说是拉肚子拉死的，也埋在了新立屯。圆坟的那天，我和柱子陪着“典狱长”去给刘奶奶圆坟，白森森的棺材还没有完全埋好，等着七天圆坟时才能埋好，这是村里的风俗。那时候生活困难，没有钱买油漆，就这样一口白皮棺材安放了老人家的灵魂。人们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后连个棺材也漆不起，就这样白白的在世上走一遭。
新立屯是一片坟地，不埋死人，不上坟一般是没有人来这里的。我和柱子来这里，就是因为这里宁静，没有人打扰，各种雀儿、串儿鸡、画眉、松鸭、黄肚囊儿、红点颏儿多得数不胜数。
我们在新立屯的南头下上夹子、扣网。
这些夹子和扣网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邻居家杨哥在村子里开拖拉机，废旧的车轱辘里有很多钢丝，韧性弹性都非常好。我向杨哥要了一个旧车轱辘，把钢丝扒出来，做了夹子和扣网。我们把夹子和扣网掰开，把夹子插销插在诱饵器的卡榫上，用土把夹子埋上，仅露出诱饵器。诱饵器的顶端上绑着一个白白的苞米虫子。绑虫子要有窍门儿，只能绑住它的尾部，这样才能鲜活。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整个的虫子在油黑的土上爬，黑白对比，清晰明了，非常的抢眼，雀儿们离得很远就能看见有虫子在爬。
把夹子、扣网下好后，我和柱子绕到新立屯的北面，大声的吆喝着，听到吆喝声的雀儿就吓得纷纷向南飞去。这样，就把北边的雀儿赶向我们的“伏击圈”。然后，我们两个就坐下来，拿出随身带来的书看起来。这些书，有一些是柱子自己家的，有一些是刘奶奶家的。刘奶奶家的那本竖版《远大前程》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收藏着，它见证了我的青春。每次看见它，都会让我想起那天然的大课堂。
人们总是说，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实没有什么是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任何事情都讲究背景，都讲究天时地利，离开了天时地利的历史背景，一切都会发生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个时候，雀儿非常多，许多雀儿是吃粮食的，我们管它叫做“四害”，全力捕杀过一段时间。后来，人们又把雀儿称为人类的朋友，现在又开始保护起来。所以说，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待，都在是时间和空间里相对的存在，过了这个时间或者空间，就是另一码事了。
那是特殊年代的后期，管的不怎么严了。
家父曾经做过华东军区空军二十师的机械师，其实就是空军地面雷达部队的工作人员，因此父亲会自己组装小型的收音机。那时候，村子里的人是很少有收音机的，广播电台也就更少了，节目也很单调。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再就是天气预报和天气形势。我家的一台父亲亲自组装的小型收音机，至今还保留着，就是使用干电池的那一种。每天，妈妈都是用它来收听样板戏和天气形势的。天气形势，我根本就听不懂，总是说什么多少多少毫巴，不知道什么是毫巴。
那天，我和柱子又到新立屯去打雀儿，除了我们必备的书以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收音机带上了，准备在不看书时体验一下在野地里收听节目的浪漫。
我和柱子把夹子和扣网都下好，就从新立屯的南头绕到北头，大声吆喝几声，把雀儿从北面向南赶去，看见雀儿都飞到我们的“伏击圈”里去了，我们就坐下来等着。一边等着雀儿上夹子，一边打开带来的书，《创业史》就剩下最后几页了，改霞的命运深深地牵动着我的心。一个大胆、美丽、善良的姑娘，我总是用改霞的形象和村子里的女孩子们比，我的心便鲜活起来，让我不忍把书看’完。看完了就要看其他的书，就再也没有改霞了，这已经是我看《创业史》的第二遍，差不多都已经背下来了。我让柱子也停下来，和我一起听收音机，听听“李铁梅家的表叔来没来”。爸爸自己组装的这架收音机配有短波，所以一打开收音机的开关，电波的声音就“啾啾”的响起来，有点像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里的李侠在寻找希望，一会儿就有节目发出声音来了，找到“组织”真的很不容易。
“北京的马华，你妈病了，在家等你，希望你早归。再说一遍，你妈病了，在家等你，希望你早归。”不知道这是什么台，说话的声音也不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那样铿锵有力。
接着：“亲爱的姊妹们，耶和华永远和你在一起。亲爱的姊妹们，上帝与你同在。”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儿娘们儿唧唧的，但很好听。
接下来，收音机又说：“下面请听凤飞飞小姐的《我是一只画眉鸟》。”“小姐”，多么奇怪的称呼，只有那些老电影，像《英雄虎胆》里面的国民党特务，才对女人称呼为“小姐”。这让我们瞠目结舌了，不等我们反应过来，一首悠扬的歌曲便从收音机里飞了出来：
我是一只画眉鸟呀，画眉鸟
仿佛是身上没有长羽毛
没有那羽毛的画眉鸟
想要飞也飞不了
没有那羽毛的画眉鸟
想要飞也飞不了
我是一只画眉鸟呀，画眉鸟
仿佛是身上缺少两只脚
缺少那两脚的画眉鸟
想要跑也跑不掉
缺少那两脚的画眉鸟
想要跑也跑不掉
不是我身上没有长羽毛
不是我身上缺少两只脚
只因为我是关在鸟笼里
除非是打开鸟笼才能跑
我是一只画眉鸟呀，画眉鸟
关在那鸟笼，多呀多苦恼
眼看着天空呀，飞不了
只好一声一声叫
眼看着天空呀，飞不了
只好一声一声叫
一声一声叫
一首歌曲，软绵绵的，听了以后让人酥到骨头里，腿都软了。新立屯的北面，不，整个的新立屯，都能听到这首软绵绵的歌，包括坟里的刘奶奶。我想立刻关掉收音机，但是这软绵绵的歌曲却扎进了我的心里，这样的好听，让我不忍心把收音机关掉。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震撼人心的歌曲，从来也没有想过歌曲还可以这样唱。歌声结束了，我立即就关掉了收音机，不由得擡起头，东张西望起来。我的心也紧张得“砰砰”的都要跳出来了，这分明就是一个“敌台”，一个牛鬼蛇神泛滥的电台。要命啊，收听敌台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罪行。
我和柱子面面相觑，互相看着对方脸上的汗水正在汩汩冒出来。这回，整个的新立屯就真的是死一样地寂静了。
溜夹子的时候，我和柱子懵懵懂懂地走到我们事先设置好的“伏击圈”，每个夹子上都夹着一只雀儿，大的小的，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把打到的雀儿都掐死，把毛连着皮一起都剥下来，分成两份儿，一人一份，用草棍儿串起来，拿起夹子和扣网回家去了。回到家里，把这些雀儿肉洗干净，放在饭盒里，再放上一点儿葱花、酱油和盐，直接把饭盒放在灶坑里的火上炖着。雀儿肉炖熟的时候，美味飘了出来。
美味面前，我立即忘记了自己的罪过。
我们每次打雀儿都小有斩获，战利品给父亲下酒，总能获得父亲的赞许，这让我心花怒放。今天则不然，一首《我是一只画眉鸟》，让我的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愧疚，不仅仅是因为无意间收听到了“敌台”，还有我们平时只知道耿莲凤、张振富、马玉涛、郭颂，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凤飞飞。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软绵绵的唱画眉鸟的歌，让我顿感一种杀生的负罪感。我把这些雀儿杀掉了，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这些雀儿的灵魂是不是还留在那个新立屯啊。
睡在那里的人们，大多都是自然老去的，但是这些雀儿却不是，他们是被我们捕杀的。天上的凤飞飞可以做证，从此我再也没有打过雀儿。
凤飞飞的歌声，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蓬勃成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蓬勃成了对远方彩虹的期许。
秋天，柱子也到一良上高中了。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去上学，晚上一起放学回家。由于我们两个的关系，我对他们班的同学也都熟识起来。柱子在他们班学习很好，和同学们相处的也甚好。他们班的刘国生同学，父亲是北边一个部队农场的场长，总是穿着一身的军装，让我很羡慕。我又多了一个朋友，我和柱子经常去他家。他爸爸是军人，家里有许多外面没有、也不敢有的书籍。《红与黑》里的于连让我看到了爱情的力量。我们经常在一起转换着看小说，谈于连，也谈聂赫留道夫的灵魂《复活》。没有人敢管我们，特殊时期谁会到军队来找不自在？
一次课间，一个同学在教室的门上发现了一封信，交给了老师。我们无法考证这封信是谁写的，但它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学校耗费了巨大的力量来追查这封信。
老师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单独谈了好几次，让我说出刘国生家是不是有许多反书黄书，我们是不是在刘国生家看过这些“大毒草”。一直好几天，我一直坚持着没有变节，也没有胡言乱语，宁死不做蒲志高。柱子也一样，一连几天被他们的老师找去谈话，也让他说出刘国生家是不是有反书黄书，是不是看过这些反书黄书，一共去过几次刘国生家。他也是宁死不屈，没有胡言乱语。
此后，我们每一次见面，总是会举起拳头说：“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就这样过了许多天，我们天天都要接受调查，天天都要写检查，写汇报思想。最终，我们也没有承认去刘国生家看过书。阿尔巴尼亚老电影《宁死不屈》里的一句台词“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一直鼓舞着我。
时至今天，我们两个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写的这封信，信中都写了些什么，也没有人敢去部队核实，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就是我的学生时代。学习，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读书，成为一种鬼鬼祟祟的事情，既要躲明枪，又要防暗箭，真的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啊！我们没有在压力下出卖刘国生，也没有任何的胡言乱语，更没有互相怀疑、互相埋怨、互相诋毁。同时，我们也没有屈服压力，仍然保持着到国生家去看书，保持着和国生的友谊，直至国生的父亲因为调回沈阳而离开了北边的部队农场，我们才不得相见，我们表现出了一代年轻人的基本素质。虽然没有得到老师的认可，但作为一个学生来说，做人我们是问心无愧的。我和柱子，以及刘国生的友谊也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时间的见证。
那是一个互相猜疑、互相诬陷的年代，我们没有在巨大的压力下变节，至今说起来，还都感到非常的欣慰。
往事如烟，却也惊心动魄。这些事情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只是一个故事而已，但对我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问过那封信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为此也感到深深的遗憾。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毕业后，我们两个都回到村子里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后来，柱子参军去了大连，转业后到了一个林场工作，并当了场长。一晃几十年，他也退休了。
看着他发给我的这张旧照片，突然有了一种感慨，青已远去，只留下了岁月的背影。我从书架上找出了那本竖版的《远大前程》，仿佛我的学生时代就在眼前，我们应该感谢生活，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天的学子们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读书了，各种图书应有尽有，只要你想读，只要你有时间读，你就可以永远地读下去，直至你占有全部的文明。
岁月啊，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背影。
那一年的秋天，“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生活，把握生活，创造生活。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全面恢复了高考制度。柱子以及他们班的许多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同学，都不在一良中学读书了，去了县里的中学。后来都参加了高考，走上自己的奋斗之路，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吃饭成了问题，让我们享受美味的同时，无知地分食了大自然的精灵。读书受到监视，却让我们在互相猜疑之中结成生死朋友。
时光已慢慢地远去，我们可以从岁月的背影上看到世界的变化，看到人们对知识的尊重。今天，人们重视学生的教育，农村的小学中学也都撤销了，集中到城里去念书，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当然也有很多人不能够负担起学习的成本而不得不辍学。人们对环境有了新的认识，行为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各种雀儿都已成为了人类的朋友。人们开始保护环境，撤销一些高污染的企业，保护蓝天白云，保护青山绿水，惠及人民。
几十年前的老照片，记录了柱子的青春，也辉映着我的芳华，更镌刻着岁月的痕迹。那时，我们两个一起去套兔子，却从来不知道兔子到底在哪里做窝，在什么地方繁衍，只是盲目地追求着，就像我的人生目标，总是虚无缥缈地不着实际。今天想来，套到兔子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生活中树立了目标，有了目标就有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思考，学会了动手，学会了勤劳，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想，柱子把他和国生合照发给我，就是让我重温那段短暂的青春。因为，岁月的背影上总是涂满了眷恋，找回远去的刹那，美好即为永恒。
喝咖啡，想事情，天经地义。
咖啡一杯，心是苦的喝着便苦。坐下来喝一杯，品一品人生的滋味。苦不可怕，只要敢于面对。最可怕的是熬不过苦，倒在胜利的前面。爱喝苦咖啡的人，都懂得从苦涩中品味未来。这时，两只云雀带着一种象征性的意味，踱着方步光顾了Del Corso，老顾客、新朋友和谐相处，Del Corso正在展翅腾飞。
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墨尔本的大街上，红男绿女，丰乳肥臀，一杯苦咖啡让我想起了喀山，想起了高尔基《我的大学》，我也是一个有学历的人啊。[1]
作者简介
王德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