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让母亲走出了大山(鹿郴)
作品欣赏
我的病,让母亲走出了大山
寒冬行至，身体上的疾病在冷风的撺掇下又几番跑出来作祟。智齿发炎那些到也还好，可肠道应激综合征却付托于我的身体已有六年光景。上次和母亲打视频，我问她有我这么差劲又多病的女儿，后不后悔。她却笑脸盈盈地看着我说：“要不是你生病了，我估计这辈子都出不了木里。”看着她漫不经心的语气，难以压抑的眼泪在心里汇成了一条扑簌簌的河流。
关于母亲的这段旅行历史，在我的记忆里由无数张汗涔涔的后背和泪潸潸的脸庞构成。
5岁那年，生了我记忆里的第一场大病。腹痛难忍，疼得直冒冷汗，好像有一千只蛆在我的肠子里面蠕动。小的时候，我也爱肚子疼，但每次肚子疼，只要吃了用热草木灰捂熟的大蒜，基本都能好个七七八八。可这次，怎么都不见好。母亲又拿来新纳好的布鞋，放在炭火上烤，烤热之后隔着衣服将鞋底放在肚脐之上。我能感觉得到明显的热气往肚子里钻，可是一千只蛆并没有停止蠕动，反而舒舒服服地打了一个盹。“妈，我更疼了。”“再忍忍啊，妈带你上医院。”
那时我家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里，依旧沿用着最原始古老的交通工具—马。母亲备好马后，把我放在马背上，牵起缰绳就往乡镇医院赶。那天，我在马背上一前一后地晃动着，母亲也在一片又一片的山林里晃动着。
六公里的路，平时要走2个小时，那天竟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乡镇院只有两个医生，男的姓高，因为进药去了县里，另外一个女医生，皮肤白皙，留着一头乌黑的秀发，眼神里总是藏着与乡里人不同的神色。乡里人的眼神几乎都是低头插秧、歇息看天的俯仰之间，直上直下的，而那个女医生眼神的方向要么是斜向上，要么是斜向下。
她刚好在涂指甲油，粉红色的亮片在太阳光线下反射出彩虹般的颜色。看我们来了，只是偏头问了一句：“怎么了？”接着又自顾自地观赏她的指甲。等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了我的症状之后，她张开了艳丽的红唇：“应该是生理期疼痛吧！”焦急的母亲听见了一个震惊的答案，“呸，她才多大啊，你个庸医。”母亲啐了对方一口唾沫，抱着我去了小姑家。小姑父是乡上为数不多有汽车的，那时大人们都说，那几块黑色的铁壳可以带我们去县城。
我不知道究竟了过了多久，从白碉出发的时候还是正午，醒来，已然乘上铁壳到达木里县城的医院了。这次接诊的是一个双鬓斑白的老医生，姓贾。经过各种检查之后，说是食物中毒，开了一些药就到了外婆家，吃了那些药之后，上吐下泻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发觉病竟然好了大半，母亲也守了一夜。
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口中知道，原来她和小姑那几个月闹了矛盾，关系僵到了冰点，谁都不愿意上前一步，成年人的上前一步可能意味着面子，可那天的母亲上前了。因为我。
13岁那年，我记得是一个沉闷的下午，我坐在教室里上着物理课，班主任突然走了进来对我说“你妈妈在校门口等你，快去医院吧！”是的，我又生病了，这次病来得突如其然。我记得也是一个下午，我也是在上物理课，可是我的耳朵突然就有一股电流感，耳道里一直回荡着“滋滋滋——”的声音，同时这个电流似乎堵住了我的耳朵。老师讲课的声音又小又嘈杂。
我听不清声音了，完蛋了！我该怎么办？
随后，我噙着眼泪借了班主任的手机，听到母亲话语的那一刻，眼泪再次决堤。我几乎是嘶哑着向母亲说了事情的始末。闷夏如笼，等母亲在校门口把我带走时，母亲的后背早已浸润成了一片汪洋。
到了医院，接诊的仍旧是那位姓贾的老医生。我告诉他我听见了电流声，脑袋里好像还有像萤火虫扑腾肚子的声音，他转头问我母亲“这小孩成绩怎么样啊？”当他听见母亲说
“还不错”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好像一下子就收起来了。好像这个不是他想听到的答案，只听见他“欧”了一声，说：“应该是突发性耳聋吧！”。听见耳聋这个词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对我马上就按下了静音键，眼泪唰的一下子就涌现出来了。就这样，母亲租了一辆的士，我们辗转到了西昌。
在车流快要汇入西昌站前，途径了一片紫红色的土地，它与别的土地不同，别的土地上各样的植物像是经络网一样延伸着饱满的绿色像尽头驶去。与丰腴得发油的土地相比，它只有一棵老树，稀稀拉拉地挺着片片点点的绿叶，以一种不屈的生命力向着高处生长，显得悲壮而又苍凉。
入城了，6月，正是蓝花楹开得正好的时候。下车后，一阵风吹过，一朵蓝紫色的花朵落到母亲的肩膀上，我望着母亲走向缴费室的背影在一片又一片的蓝紫色中消失成了一个光点。那一刻，我才发觉原来母亲竟是如此弱小，弱小到毫不费力就消失成了一个光点。一个令人视线模糊的光点。
15岁，高一，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成都。开学没有多久，我就患上了肠道应激综合征。因为疾病，加上一些同学的议论，我请假的次数多了，成绩也下滑得厉害。几番寻医无果，最终去了成都。
半夜三点，我躺在华西医院对面的酒店里，我一直睡不着，准备起身去洗手间。身旁的母亲鼾声如雷，我记得从前的母亲是不会打呼噜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母亲睡觉竟然开始打呼噜了，而且很响，像是一列火车错了轨道，发出金属般的刺鸣声。我慢慢翻下床，甚至掀被子也显得很轻，我还没完全下床，“幺幺，你去哪？”“我上个厕所。”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她的眼睛突然睁得老大。
其实我知道她的担心，她担心的事情，从前的我想过无数次。可真正查出重度抑郁的那一刻，我却有一种习题找到答案的感觉。那段日子的前两个月里，我在三点以前都睡不着，或者在3点惊醒，3点就像是一个闹钟。随着夜色汹涌而来的，是回忆、幻想还有眼泪。“重度抑郁”这几个字在母亲去前台缴押金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了。我刚放回病历单的时候，母亲竟然走了进来。我的手凝滞在了空中，我只好支吾着说拿纸巾，但对上母亲眼睛的那一瞬间，心底莫名难受。她的眼睛很空，像是一个被什么东西掏走了心脏，还有一时之间她抓不住盗贼的无力感。
后来，我去湖南念大学，她又陪着我跨越了两千多公里的路程。“等以后有钱了，我带你去旅游。”每次我这样说，她总是说：“不去，旅啥游，我上次已经和你去过湖南了，妈妈已经见过世面了。”
母亲离开的那天，我们在食堂里转来转去，我以为只有刷校园卡才可以就餐，竟然让她一个人一口午饭都没吃，30多个小时，火车加汽车的长途跋涉，第二天半夜她竟然到了家里。过了几天她才给我讲了她的遭遇，她给我说，她刚上火车没多久手机就快没电了，预备的充电宝也没有电，她就这样不吃不喝地赶到了家里。听到那些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好像牵了一根线，挂了一坨铅，从心尖一点一点往下沉，攥得心生疼。
随着年岁的增长，白碉的小乡镇到跨省的湖南，我越发明白母亲这条旅行史的不容易。到底是什么让母亲走了这么多的路？是我的疾病将她逼着到这条不得不越走越远的道路！
我想起母亲时总是想到那棵老树，母亲又何尝不是那棵老树呢？苍凉而又悲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