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共產主義

戰時共產主義，亦稱「軍事共產主義」，是蘇俄在1918—1920年實行的經濟政策。主要內容為：進一步剝奪資產階級，所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實施國有化，小工業企業則實行監督；實行餘糧收集制；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貿易，實行產品實物供應以及主要消費品配給制；取消貨幣和核算制，實行總管理局制，國家直接給每個企業制定產、供、銷計劃；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

戰時共產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爆發時期，為適應戰爭需要而採取的臨時措施，為集中國內一切人力、物力粉碎外國武裝干涉、從而贏得國內戰爭勝利，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底，蘇俄開始進入經濟恢復時期，戰時共產主義不再適應形勢需要，便改行新經濟政策，戰時共產主義停止實施。^[1]

背景

俄羅斯於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維埃俄國或蘇俄。

蘇俄國內戰爭爆發後，蘇俄的糧食、煤炭、石油和鋼鐵的主要產地陷入敵手，蘇維埃國家的處境十分困難。戰時共產主義是蘇俄政府為粉碎國內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發動的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而採取的一系列特殊的、臨時性的社會、經濟政策。1918年開始實施。

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組織一切產品、個人消費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應》的法令，規定：一切食品、個人消費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國家和合作社組織供應，取代私商。國家繼糧食壟斷之後，便開始對糖、茶、鹽、火柴、布匹、鞋、肥皂等實行國家壟斷。

餘糧收集制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國家在出產穀物的省份征糧辦法》的命令，在全國各地實行了穀物和飼料的餘糧收集制。糧食人民委員部和工會派出征糧隊收集農產品時，付給農民一定數量的貨幣或少量工業品。由於通貨膨脹，農民交出的產品幾乎是無償的。徵收數額，由糧食部根據收成情況規定，原則是富農多征，中農少征，貧農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儲糧一經發現，當即沒收。

實物配給制

在交換方面，政府實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國家分配。1918年11月，決定取消私人商業，由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組織供應。隨着產品日漸缺乏和物價不斷上漲，政府實行憑證供應。根據階級和年齡的差別，規定不同口糧標準。後來對兒童和全體工人職員免費供應麵包和日用品。貨幣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受到極大限制。

一切非農業人口都必須加入消費合作社（一度稱消費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種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應量遠遠不能滿足居民的需要。1920年，開始逐漸改為免費供應，使工資實物化，貨幣工資失去實際意義。

勞動義務制

實行普及於一切階級的成年人勞動義務制。要求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參加勞動，並強迫剝削階級分子參加體力勞動。同時，強制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會工作，而不論其擔任何種經常性工作。

全部工業國有化

除大工業外，國家對中小工業也宣布實行國有化。工業實行高度集中管理。但到內戰末期，仍有相當數量的小企業在私人手裡。

大工業國有化是內戰前就開始的。1918年6月，正式頒布法令，加快了國有化速度。1920年11月29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決定，將擁有機械動力並且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沒有機械動力並且工人超過10人的私營企業，全部收歸國有。

政策結局

戰時共產主義，是在戰爭條件下被迫採取的。1921年，蘇俄政府用新經濟政策，取代了戰時共產主義，戰時共產主義停止實施。

在整個國內戰爭時期，蘇維埃政府通過採用這些帶有軍事性質的手段，在市場之外建立起城鄉之間直接的商品交換，使蘇維埃俄國迅速形成了嚴格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為贏得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物質保障。戰爭結束後，該政策與和平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不適應性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並引起了社會動盪。1921年，戰時共產主義被「新經濟政策」所取代。

戰時共產主義，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和物資極度缺乏的特殊條件下，被迫採取的帶有軍事性的非常措施。在「當時所處的戰爭條件下，這種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列寧語），它使蘇維埃俄國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國的物力和財力，從而保障了軍事上的勝利，為粉碎協約國的武裝進攻、捍衛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前提。

因此，作為應戰解危的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無疑是巨大的成功。

弊病

但戰時共產主義同時也存在許多弊病、過失和錯誤。

從措施本身來說，很多措施超出了戰時需要的限度。主要表現有：「在貿易國有化和工業國家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轉方面做得過分」、「超過了理論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寧語）。由於不顧條件，強令大中企業全部收歸國有，致使不少企業減產或倒閉，1920年工業總產值下降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貿易後，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沒有相應發展，從而影響了日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正常供應；工業生產的總管理局體制，造成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出現官僚主義滋長經濟效益低下現象；特別是餘糧收集制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徵收的不僅是餘糧、必需的口糧和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徵收，這就嚴重損害到農民的切身利益，從而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且有損於工農聯盟。

戰時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模式，其特點是在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中，基本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撇開市場，採取純粹軍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急於超階段地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空想錯誤。特別是到1920年底，在國內戰爭（非常時期）基本結束的情況下，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沒有因非常時期結束而收縮，反而進一步加強。如：餘糧收集制擴大到棉花、麻類、皮革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國有化從大中企業推廣到廣大小企業，進一步取締一切私人貿易活動等。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俄國社會能夠承受的水平，結果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生產下降。1921年春，蘇俄發生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實踐證明，作為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一種嘗試，戰時共產主義無疑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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