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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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 籍貫： 南非 職業： 政治家 政黨： 南非國民黨 |
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1936年3月18日-2021年11月11日)，南非共和國政治家，該國迄今為止的最後一任白人總統，也是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推手。[1]
目錄
人物生平
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1936年3月18日-2021年11月11日)，南非共和國政治家，該國迄今為止的最後一任白人總統，也是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推手。
戴克拉克出生於約翰內斯堡近郊一個保守色彩極濃的權貴世家。1958年於南非波切夫斯特魯姆大學法律系取得學士學位後，擔任律師;1972年代表南非國民黨參選國會議員並且當選，1978年剛過42歲的戴克拉克出任郵政部長，1982年出任內務部長，1984年出任教育部長與白人閣僚評議會議長;1989年2月戴克拉克接替中風的彼得·威廉·波塔，擔任南非國民黨主席，並在波塔病癒之後成功的阻止了他的復出，並於9月14在南非三院議會上正式當選總統。戴克拉克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成功，與他在德蘭士瓦建立的權力基礎有關，從1982年開始他就是該省的黨主席。
戴克拉克上任之時正值南非種族主義政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此時的戴克拉克顯示了過人的政治膽識和勇氣，決意開創一個新南非。上任伊始，戴克拉克便宣布允許在全國各地舉行反對種族主義政權的和平集會。為了指定新憲法，他和國內四大種族集團(白人、黑人、有色人種、印度人)領袖舉行會談，1990年2月2日，戴克拉克在南非議會開幕講話中宣布解除對非洲人國民大會、南非共產黨等33個反種族主義統治政黨和組織的禁令。同月，不顧議會內右翼集團的反對，他宣布釋放入獄達27年的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1年，戴克拉克又宣布廢除《土地法》、《集團住區法》等名目繁多的種族隔離法律，南非種族主義統治的法律支柱隨之崩塌。 1992年，進行全國投票，69%的白人贊成他的改革政策。同年就提出給占多數的黑人公民權並各種族參加全國選舉的一部新憲法與曼德拉和及其他黑人領袖達成進行嚴肅的談判。同時他的政府繼續系統的拆除種族隔離的立法基礎。在戴克拉克領導下，執政的國民黨和非洲人國民大會在1993年夏就由向多數派管轄達成過渡協定。
南非在從種族主義制度向新社會艱難邁進中能夠避免大規模流血衝突，從而基本實現和平過渡，戴克拉克與曼德拉功不可沒。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一同授予了曼德拉與戴克拉克。
1994年4月南非舉行大選，非國大獲勝，戴克拉克出任民族團結政府第二副總統。在承認大選失敗之時，戴克拉克曾信誓旦旦地說，他將不會放棄自己新的歷史使命，1999年他仍將競選南非總統。 1996年5月9日宣布南非國民黨退出與非洲人國民大會組成的聯合政府，並且於6月辭去第二副總統;宣布該黨將作為主要反對黨發揮作用。但是，戴克拉克終於不得不面對冷酷的現實。 1997年9月戴克拉克辭去國民黨主席一職並退出政壇。
戴克拉克是南非國民黨33年來第一位自動卸任的領袖。戴克拉克堅持說，他就任國民黨領導人已8年有半，"一個公認的優化管理原則是:一名管理者上任8年後便難以再有卓績。"
南非的坎坷和解路
我在公眾生活最後幾年中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日益具有爭議性的角色。
我原本對建立一個適當的機制來處理過去的衝突報以支持的態度。我相信--而且至今仍然相信--南非人民應該同我們動盪不安的歷史達成和解。我從不認為可以在如何看待過去這一點上實現一致--因為我們的根本分歧實在太大。但我認為我們必須，而且也可以找到一個立足點，在此之上結束那些針對過去而產生的破壞團結、滋生事端的爭論和互相指責。我們必須建立這樣一個機制，它能防止無休無止的獵巫式迫害，能讓我們對彼此的動機加深了解，還能對我們的過去蓋棺定論。我們需要諒解和相互寬恕，從而鑒往開來。我們的基本態度是，以和解為目的建立事實，而不是將其作為進一步指責、妖魔化和迫害的依據。
然而，我們卻被於1994年7月底提上日程的，非國大有關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提議震驚了。非國大司法部部長希望賦予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嚴刑酷律，連隨心所欲地搜查和獲取私人文件也包括在內。那些被委員會傳喚的人將被逼供。同世界上其他地方類似的委員會不同的是，聽證都會公開進行，而且向媒體開放。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會作為法庭發揮作用--因此那些被傳喚的人將無法求助於正常的法律程序。除此之外，非國大還在赦免審查問題上搞雙重標準--審核對於那些反前政府的人而言十分容易通過，而對那些安全部隊成員則要苛刻得多。
國民黨絕不可能接受非國大有關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原提案。我立即任命一組擁有法律背景的國民黨議員，在丹尼爾·舒特的領導下，就我們對該草案的異議同非國大進行幕後交涉。克里斯·菲斯默在這一過程中也起到了突出作用。在隨後進行的艱難談判中，我們對該法案中我方反對的所有內容都提出了替代方案。經過不屈不撓的鬥爭，以及內閣中的激烈辯論--有時我會與司法部部長杜拉·奧馬爾(Dullah Omar)以及曼德拉總統本人在其中正面交鋒--之後，我們總算令草案變得能夠為我方接受。我們通過對我方反對的規定進行修改或刪減，使所有嚴重的缺陷都得到了糾正。除了一些總體上的改進外，最終的產物明顯更側重於和解;其包含的赦免審查對各方申請人都一視同仁;它還加強了證人的權利，並規定委員會必須對聽證可能涉及的人員提前告知。
顯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功運作還取決於另一項主要因素，那就是不偏不倚的人員構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法》(The TRC Act)規定了一個特別小組，該小組將制訂一份由25名候選人組成的名單，供總統與內閣商議後從中選出17名委員。總統還必須徵詢我的意見。我在看到名單的時候深表擔憂。曼德拉總統希望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擔任委員會主席，我也對他推崇備至。這位矮小的高級教士風趣詼諧，灰白的頭髮所剩無幾，他在多個場合已經證明了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獨立的立場。然而，他卻遠遠達不到法案所要求的立場中立和政治色彩較弱的條件。涉及過去的衝突問題時，圖圖大主教毫不掩飾其鮮明的立場--畢竟，他一生中相當一部分時間都獻給了反對前政府的事業。儘管如此，我認為還是可以接受他擔任委員會主席。
然而，對於副主席人選亞歷克斯·博萊尼博士(Dr.Alex Boraine)，我卻深深地持有保留意見。博萊尼博士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面色紅潤，灰色的頭髮帶點兒微黃。他曾是一名衛理公會派牧師，多年來都是進步聯邦黨及其前身組織的領導成員之一。他數年前離開議會，加入了民主南非研究所(Institute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一371個始建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組織，旨在促進南非的民主轉變。後來，他又成立了自己的組織"轉型期的正義"(Justice in Transition)，專門針對南非應該以何種方式處理自身的過去獻計獻策。他研究了其他分化社會的和解經驗，從而形成了自己對於該問題的鮮明觀念。他甚至開始草擬自己的數據庫，專門收錄那些曾在南非公然侵犯人權的人。博萊尼的著作清晰地表明，他以非黑即白的觀點看待南非紛繁複雜的人類史話。在其溫文爾雅、看似和藹的表象之下，實際上跳動着一顆狂信者和宗教審判官的心。
詳細審閱曼德拉總統的名單時，我還發現了另一個令我震驚的事實，那就是名單中竟然沒有一名南非國民黨黨員。名單里有克里斯·德雅格(Chris de Jager)--他曾是阿非利卡人人民聯盟的成員(後來他退出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還有維南·馬蘭--他幾年前退出了南非國民黨，以協助成立民主黨。智利真相委員會(Chilean Truth Commission)之所以比較成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其中來自新舊秩序的成員數量相等。因此，該委員會的報告反映了一個為智利的政治光譜中大部分階層廣泛接受的共同真相，其發現能夠對民族和解做出切實的貢獻。曼德拉總統的委員會顯然絕不可能在南非取得與智利真相委員會一樣的成果。
我同丹尼爾·舒特以及一些國民黨內的關鍵人物一起分析了這份名單，並制訂了替代人選提案。我認識到，任何將該名單全盤否定的嘗試都將導致我們的建議遭到否決。儘管對提名的許多人選深表疑慮，我還是決定只對極其有限的一部分人選做出修改，替換成我認為至少能夠保障委員會內實現較小程度平衡的人選。當我拿着我的名單與曼德拉總統商議時，卻發現他根本無意商討。他在討論之初便說，名單中也有他並不喜歡的人，假如我執意要去掉某些人的名字，他也會堅持要求去掉另一些人。言下之意就是，他將確保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人員構成更加失衡。他早已鐵了心如此。我對他說我已了解到他的態度，並且建議我們停止討論，以便讓我徵詢自己顧問們的看法。
經過一番緊張的商議，我告訴曼德拉總統，國民黨和我都無法接受現有的名單。假如他執意維持現狀，那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就僅僅是他個人的委員會，不會得到國民黨的支持。我還保留了我本人和國民黨對委員會人員構成及其中成員進行批評的權利。
雖然我對該委員會越來越不信任，但依然決定全力配合它的工作。當委員會後來向我了解有關卡恩委員會--那是我在總統任內指派的，旨在調查政府秘密項目的機構之一--相關活動的信息時，我不惜犧牲國民黨的利益，命人專門準備了一份報告，其中包含了他們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人物貢獻
新加坡《聯合早報》12日刊載署名文章《紀念曼德拉，也要紀念戴克拉克》，文章指出，世界各國公眾紀念曼德拉是因為他倡導的非暴力抵抗行動終結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對於南非的歷史大轉變，曼德拉當然值得紀念，但是另一個人、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也不能被忘記。他放棄權利的醒悟與曼德拉種族和解的勇氣都為南非歷史塗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近百名世界各國領袖本周陸續抵達南非出席曼德拉的追悼會和葬禮，南非政府也號召民眾要體現南非精神，樹立一個不分種族、不分性別和繁榮統一的南非形象，讓曼德拉走好最後一程。
世界各國公眾紀念曼德拉是因為他倡導的非暴力抵抗行動終結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曼德拉當然值得紀念，但是另一個人、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同樣值得紀念，不能忘記。
紀念曼德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基於一種本能和一種對人人生而平等價值觀的天然接受、認同和肯定，不過，紀念戴克拉克除了同樣是基於這些理由外，還需要很大的勇氣和更為長遠的眼光，因為戴克拉克所代表的南非白人集團是種族制度的始作俑者，也是壓迫者。世人尤其是作為被壓迫者的黑人更容易看到的是他們的錯誤和罪行。
不能忘記戴克拉克是基於他與曼德拉的相似與不同。兩人有諸多方面的相似，例如，同樣擁有95歲的人生;同樣是名門之後--曼德拉為酋長之子，戴克拉克出生貴族世家;同樣獲得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是，最重要的相同是，他們共同埋葬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
不過，戴克拉克最值得紀念的是，他與曼德拉的不同。在廢除種族隔離的鬥爭中，曼德拉需要的是堅韌和頑強，這固然可貴，但戴克拉克需要做到的是放棄，這比曼德拉的堅韌更為困難。
對於戴克拉克來說，放棄權力也意味着放棄南非白人所曾擁有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優渥的生活、巨額的財富。這樣的放棄對於一般人已經相當不容易了。但是，戴克拉克所代表的白人集團的放棄還有更大的難處和揪心，因為，他們一旦放棄，就意味着永遠放棄。
在一個黑人占80%的國度，白人未來幾乎是永遠不可能通過選舉再次獲得權力。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並建立選舉制度之後，數十萬白人移民他鄉也說明了他們不僅永遠放棄在這個國家的權力和利益，也放棄了他們記憶中的故鄉，而這個故鄉是多麼的溫柔和多麼的富貴，更是多麼的宜居和多麼的詩意。
而且，戴克拉克的放棄還伴隨他所代表的白人集團深深的恐懼，他們可能會遭到清算，為他們過去所犯的錯誤和罪行。對戴克拉克本人而言，可能還會陷於里外不是人的境地，受到黑人和白人的共同反對。
但是，戴克拉克並沒有在天大的困難面前退縮。當然，戴克拉克的改革也源自他從擔任總統就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的一點，鎮壓黑人的成本遠遠高於改革成本。如果沒有戴克拉克，南非可能不會迅速廢除種族隔離。
戴克拉克代表白人的醒悟也得到曼德拉的理解，後者稱讚戴克拉克"有勇氣承認，種族隔離制度給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可怕的錯誤，並且有必要的遠見來理解並接受這一點，即所有南非人必須通過協商來共同決定他們的未來。"
於是，歷史才會濃筆重染地記下這一筆，1994年4月南非舉行大選，非國大獲勝，曼德拉當選為南非新總統，戴克拉克出任民族團結政府第二副總統。尤其重要的是，這一轉型和政權變化沒有產生大規模流血衝突，這在歷史上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