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自英
戴自英(1914—2009)，浙江寧波人。教授，著名的傳染病專家，中國臨床抗生素學奠基人，傳染病學創始人之一。1938年畢業於國立上海醫學院。1947—1949年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研究生，獲哲學博士學位。
曾任華山醫院傳染病教研室主任，抗生素研究室主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華山醫院副院長。曾任國家科委抗生素組及醫療器械組成員，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傳染病學會副主任、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理事兼內科學會及傳染病學會主任，國際合理使用抗生素學會(APUA)科學諮詢組組員。主編《臨床抗菌藥物學》（第1~9版）、《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臨床綜合本》（第1版）和《實用內科學》（第7~9版），任《實用內科學》（第10~13版）名譽主編。[1]
目錄
人物生平
幼年喪父，家庭生活的重擔使他萌發了攻讀醫學的念頭，他認為醫學院不像其他大學，學醫者很少有畢業後失業或用非所學的情況，做一名有真才實學的好醫生，既可造福人群又可受到社會尊敬。1932年從上海光華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醫學院。1938年畢業時獲得全班第一名。1937年赴北平任北京協和醫院實習醫生，繼又擔任一年內科住院醫師。
1938年國立上海醫學院(新制)醫本科畢業，1947～1949年英國牛津大學研究生，獲博士（Ph.D.）學位。現為華山醫院終身教授，抗生素研究所名譽所長。1938年任北京協和醫院住院醫師、1939年曆任國立上海醫學院附屬醫院住院醫師、主治醫師、講師、副院長、副教授。
1953年任原上海醫科大學內科教授，1955年任傳染病學教授、教研室主任。1963年任抗生素研究室主任。曾任國家科委「抗生素組」及「醫療器械組」成員；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傳染病學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理事兼內科學會及傳染病學會主任委員；上海市高等學校內科學教授職稱評審組組員；《中華內科雜誌》、《中華醫學雜誌》（中、英文版）、《中華傳染病雜誌》、《抗生素雜誌》、《實用內科學》、《上海醫學》等雜誌副主編、編委或顧問；國際合理使用抗生素學會（APUA）科學諮詢組組員、博士研究生導師。現任《中國醫學百科全書》編委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
戴自英教授1957年參加丘財康（大面積燒傷）的搶救，獲衛生部個人三等獎；「頭孢硫脒研究」獲衛生部1980年重大研究成果甲級獎；獲獎項目（包括國家級、衛生部部級、市級等）共20餘項，均為集體獎。
1971年參加燃化部、商業部和衛生部組織的「抗生素和磺胺藥調查組」，1972年寫成「對抗生素和磺胺藥的正確評價」，並在全國各大城市作巡迴匯報，受到廣大歡迎。主要從事感染性疾病及抗菌藥物的臨床研究。發表論文共200餘篇。國內發表的主要論文有：「小劑量氯黴素治療傷寒和副傷寒的探討」、「頭孢硫脒的實驗室和臨床研究」、「傷寒與血吸蟲病」、「對磺胺嘧啶的重新評價」等。在國外發表或在國內以英文發表的論文共20餘篇。主編8部專業圖書，主要為《實用內科學》（第7～9版）、《實用抗菌藥物學》（1～8版）、《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臨床綜合本》等。
曾參加國際會議（國際化學會議、美國抗微生物及抗腫瘤化學會議、國際傳染病會議等）6次，出國訪問及講學共6次。
職業歷程
他的工作獲得協和醫院內科副教授鍾惠瀾的好評。1939年回到上海，在上海醫學院紅十字會第一醫院內科工作，很快被提升為總住院醫師、主治醫師、講師，30歲時擔任醫院的副院長。1947年7月赴英國留學，他本想去醫院進修，但事與願違，報到地點卻是牛津大學病理學院。中國流行學（流行病學）家蘇德隆當時正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戴自英的導師弗洛里（H.W.FIorey）是青黴素的發現者之一。蘇德隆勸戴自英安心攻讀博士學位。牛津大學一年三個學期，學費昂貴，幸好弗洛里教授為他申請獎學金和免去學費。他以堅強的毅力完成了研究工作，1949年獲博士學位。當時牛津病理學院的條件不算好，新的儀器設備也不多，然而，一些病理學家、有機化學家、微生物學家、臨床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弗洛里、錢恩（E.B.Chain）與最早發現青黴素的弗萊明（A.Fleming）共同分享了194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當時獲得的青黴素產量很有限，常常需從病人的尿中回收，以供下一個病人應用。這些科學家嚴謹的學術作風給他帶來了很大影響。
他的研究課題是「微生物產生的溶菌素」。他從牛津的土壤中分離到數十種鏈絲菌，對其中活力較強的一株進行了重點研究。從這株菌的培養濾液中獲得溶菌、抗生的物質，經過濃縮、提煉、凍乾等步驟得到粗製品。然後再對粗製溶菌素進行一系列實險，證明其中至少含有兩種蛋白分解酶，一種具有溶解菌體蛋白質的活性，另一種具有溶解酪蛋白的作用。經兩年多的研究生學習生涯，掌握了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1950年4月戴自英從英國繞道美國，然後經香港回上海醫學院。
主要貢獻
他看到中國抗生素事業還是一個空白，而抗生素卻是治療許多感染性疾病的有力武器。初期他積極撰文，介紹國外的一些研究成果，1952年他編著的《實用抗生素學》出版。這本書經過不斷充實、修改，在1956年、1964年、1977年再版，被認為是國內臨床抗生素領域中唯一比較完整的專著。1985年在原版本的基礎上擴大為《臨床抗菌藥物學》。1992及1998年他又主編內容更充實、實用的《臨床抗菌藥物學》。他不僅介紹國外有關臨床抗生素的研究成果，又開展這方面的臨床與科研工作。1950年他大膽提出小劑量（成人每日1克）氯黴素治療傷寒、副傷寒的方案，臨床觀察與醫療實踐證明其療效同大劑量（成人每日3克）療法。此方案既能節約大量藥物，又能大大地減少副作用，避免初次衝擊量所導致的治療休克。40年來，國內一直採用這種小劑量方案治療傷寒與副傷寒，此法已載入國內的教科書。1963 年他在國內建立抗生素臨床研究室，兼任室主任。研究室完成了全國70種抗生素（約占2/3）的臨床藥理和臨床使用研究工作。
他領導的臨床抗生素（或抗菌藥物）方面的研究不僅對臨床有實際意義，而且在工業生產的方向上具有指導意義。1971年他曾參加燃化部、商業部和衛生部聯合組織的抗生素、磺胺調查團，在調查中了解到很多基層衛生組織的用藥情況，獲得了較多的第一手資料。調查表明，國內四環素和土黴素濫用和浪費現象十分嚴重。他曾向抗生素工業生產部門建議減產四環素和土黴素，停止生產四環素鹼片和土黴素鹼片。四環素類抗生素的生產耗費大量糧食，有人估計消耗糧食每年在10餘萬噸。
長期以來，磺胺嘧啶（SD）被作為短效磺胺使用，因此，用藥劑量大、次數多，引起的副作用如血尿、結晶尿等也多。他在1972年就提出，根據半衰期，磺胺嘧啶應屬中效磺胺；通過大量實驗和臨床實踐，證實磺胺嘧啶減量、減次應用後療效不變，而副作用大大減少。又磺胺嘧啶與甲基氧苄氨嘧啶（TMP）合用，其療效與複方新諾明（SMZ+TMP）相似。鑑於磺胺嘧啶在國內大量積壓，工藝路線簡單，價格較SMZ為廉，因此，SD+TMP（雙嘧啶）完全可以替代複方新諾明，這就是國內一度推廣應用雙嘧啶的由來。隨着中國抗生素事業的蓬勃發展，抗生素的品種越來越多。他原來領導的抗生素臨床研究室已不能適應工作的需要。在他積極的籌建下1985年8月成立了上海醫科大學抗生素研究所。戴自英是一位有創建的臨床醫學家。1957年上海第二醫學院（現名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搶救大面積燒傷的煉鋼工人邱財康，他參加了工作。這一奇蹟曾轟動全國。戴自英不但參加各種治療方案的制定和研究，而且守在病員身邊觀察病情變化。邱財康的一條下肢感染綠膿桿菌，感染難以控制，多數醫生傾向於截肢以保全生命。戴自英等提出了既不截肢又能保全生命的方案，同時發動微生物工作者和醫學院學生到處找尋綠膿桿菌噬菌體。最後在綜合措施和噬菌體的應用下，患者保全了生命和下肢。50年代戴自英曾多次到上海郊區青浦、金山等流行區參加血吸蟲病的防治工作。70年代後期，他指導科內醫生進行吡喹酮治療血吸蟲病的研究，與徐肇玥教授親臨現場開展科研工作。50年代後期，他曾多次到流行性出血熱的流行區進行防治工作。他將流行性出血熱列為科內重點研究的題目。在他的倡導下特別對其發病機制與治療方面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異常的免疫反應在本病的發病中具重要意義。應用免疫調節藥物治療後病死率有顯著的降低。80 年代後他領導教研室工作人員和研究生進行病毒性肝炎免疫學方面的研究，研製了具國內先進水平的乙型肝炎特異性的抗HBC-IgM診斷藥盒。他還指導教研室全體人員向新的領域進展，在感染性休克的發病機制、醫院內感染、條件致病菌感染、免疫抑制者中的感染等問題，尤其是對厭氧菌和細菌性腹瀉病原學研究方面做了較多的工作。
學術成就
1963年戴自英教授在國內建立抗生素臨床研究室併兼任室主任，完成了全國抗生素70個品種的臨床藥理和臨床應用研究工作。這些研究成果對中國抗生素工業生產方向及保障人民健康具有指導意義，並取得了一些獎勵。如國產苯唑青黴素臨床應用研究曾獲國家科委頒發的科研成果獎和獎金，卡那黴素、球紅黴素、創新黴素等的臨床研究也獲得全國科技大會獎狀。頭孢硫脒的實驗和臨床研究獲1980年衛生部科技成果甲等獎。磺胺藥的臨床和實驗研究曾獲1979年上海市科技成果三等獎。此外，穿心蓮的抗感染機制研究也獲得上海市中西醫結合科研成果獎。
1972年，戴自英教授提出SD應屬於中效磺胺。並通過大量實驗和臨床實踐，證實SD減量、減次應用後療效相仿、不良反應明顯減少，且SD-TMP療效與SMZ-TMP相仿。從而使在國內有大量積壓，工藝路線簡單，價格較SMZ為廉的SD-TMP（雙嘧啶）得以推廣臨床應用。
1971年，戴自英教授帶領的調查組1971～1972年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磺胺藥、青黴素、鏈黴素合理應用的調查，在此基礎上撰寫了磺胺藥合理應用、青鏈黴素正確使用的資料匯編，指導了上述藥物的合理應用。他還就此在全國20餘省市巡迴講演，聽眾達七、八萬人之多，對國內抗菌藥物合理應用發揮了重要作用。
1978～1981年戴自英教授領導對四環素類抗生素進行了系統的再評價，發現該類藥物不良反應多見，細菌耐藥性嚴重，繼而提出了限制使用該類藥物的建議。衛生行政部門採納了建議，頒布限制該類藥物臨床應用的規定。
戴自英教授在近60年醫、教、研工作中共撰寫論文200餘篇，內容主要包括敗血症、傷寒、病毒性肝炎、感染性休克、流行性出血熱、血吸蟲病、新抗生素和磺胺藥的實驗室和臨床研究、抗生素和磺胺藥的評價、抗生素的合理應用等。曾編寫近20部教材和參考書，主編8部專著，主要為《實用內科學》（第7～9版）（其中，與林兆耆主編的第七版《實用內科學》，被評為1981年十大暢銷書之一）、《實用抗菌藥物學》、《中國醫學百科全書臨床綜合本》等。共獲國家級、衛生部部級、市級科技成果獎20餘項。
戴自英教授為研究生課題設計、研究、論文撰寫、答辯提供了充分的幫助和指導，為研究生的培養付出了大量心血。傳染病學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