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格納·弗里希
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1895年—1973年），1895年3月3日生於挪威奧斯陸，是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研究領域的先驅者，主要致力於長期經濟政策和計劃，特別是關於發展中國家問題。弗里希教授發展了經濟規劃的決策模型，設計了設法利用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數學規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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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簡介
1895年生於奧斯陸，是數理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研究領域的先驅者，主要致力於長期經濟政策和計劃，特別是關於發展中國家問題。弗里希教授發展了經濟規劃的決策模型，設計了設法利用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數學規劃方法。他首先提出了經濟計量學的定義，並第一個運用經濟計量學的方法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波動，首創描述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的數學模型，最早把導致經濟波動的因素區分為擴散作用和衝擊作用兩大類，將兩者結合起來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為當代經濟周期理論奠定了重要基礎。他在把經濟計量學的理論和方法應於社會經濟活動方面，也做出了許多貢獻。由於其在經濟計量學及其應用方面做出的貢獻，1969年，他被授予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
1961年弗里希獲意大利林西國家學院安東尼奧·弗爾特林納里大獎。他是英國皇家統計學會、美國科學與技術協會、美國經濟協會名譽會員，英國科學院、英國皇家經濟學會通訊院士，劍橋大學、伯明翰大學、哥本哈根大學、斯德哥爾摩大學名譽博士。[1]
主要學術貢獻
弗里希作為經濟計量學「三合一」的開山之祖而最負盛名。「三合一」即把經濟理論、數理方法和統計學應用於實際經濟問題的分析中。經濟計量學是弗里希創造的一個名詞，而也在經濟學的許多領域均有廣泛的影響。[2]
效用、需求分析、指數和生產理論
弗里希的一些早期文獻論述了效用理論和指數理論的基本原則。他的早期論文《經濟理論中的消費問題》（1926）探討了消費者選擇的一個公理。他假定訂購一種商品轉向訂購另一種商品是有序的，由此他推導出一種效用函數，這是惟一適合遞增線性轉換的函數。除了研究效用函數外，他也承擔了測算實際效用的開拓工作。這一研究成果在他的《測量邊際效用的新方法》（1932）一書中得到體現。後來，經濟學家們偏愛效用的普通方法而不是他的基本效用函數。
在1936年的一篇著名論文《一般經濟理論的年度評述：指數問題》中，弗里希進一步闡述了這樣的思想，即在兩種不同的情況下，價格指數能夠被成本率限定以達到特定的效用水平。
弗里希的另一個早期的重要研究，是在傳統微觀經濟學核心的生產理論領域方面。這一研究最後引導他創立了著名的數學規劃，即不必受最小（或最大）限制因素所約束的最優化學科。
學術生涯的後一階段，他轉向需求分析，並在1959年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一個在具有多種成分的模型中測算所有直接的交叉需求彈性的完整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貨幣的邊際效用可以依賴於價格水平，並且需求彈性與貨幣彈性（貨幣邊際效用彈性）之間具有簡明的關係。[3]
經濟動態學
授予弗里希和丁伯根諾貝爾獎時，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特別參考了他們的有關經濟動態學方面的研究成果，這是弗里希通過用經濟觀點來解釋經濟周期時發現的一個領域。他早期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認識到，光用加速原理不能解釋經濟周期的高層轉折，不同經濟周期的轉折點的經驗性比較也不能簡單地用一種動態關係，而需要用一個完全動態系統來加以解釋。
他的經典文獻是1933年發表的《動態經濟學的傳播和推動問題》一文。該文指出一個經濟周期能夠通過一個持久性隨機振動模型進行解釋，他建議最好是一種熊彼特式的模型。這個模型與凱恩斯的經濟周期和宏觀動態分析有某些相似性。後來，他對此作了更具體的闡述。
弗里希1936年發表的《論均衡和非均衡概念》一文在該領域進行了另一個重要的創新，為動態經濟學方法論的建立和有關術語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貢獻。有關動態經濟學方面的其他研究成果還包括：《論解決經濟學中出現的混合差和微分方程的技術問題》（1935）、《銀行活動中的反周期管理方法》（1936）、《兩個經濟變量的圖示分析》（1937）和《經濟周期理論要素的一般分析》（1947）等。[4]
經濟計量方法論
估計經濟關係的方法的選擇對弗里希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從觀察中認識到，經濟學家通常不得不進行「被動觀察，當一個巨大的決定系統中的所有方程實際上已經被同時運用時，調查者對發生的事物的觀察必定受到限制」。
這個「觀察」有兩個含義。第一，有鑑於經驗數據的統計分析是一個獨立變量的自然選擇，那麼，在經濟關係的估計中不必這樣做。結果，古典回歸分析的獨特估計者不再受到賞識。第二，當系統中的所有方程被相互聯繫和同時運用時，弗里希承認k維變量之間的關係處在一個受限制的變量域中——不受限制的只有維k-1，但這種情況甚少。這意味着在任何經濟關係中要分離不同變量的影響是困難的。
弗里希在《供求曲線的統計結構存在的圈套》（1933）一書中闡述了第一個問題。他考慮一個二維的價格和數量分布圖應該怎樣被解釋，作為需求曲線、供給曲線，抑或兩者間的什麼。第二個問題是在他的古典著作《運用完全回歸系統的統計合流分析》（1934）中加以闡述的，該書進一步體現了他的一些未發表的文稿的思想。[5]
經濟周期的動態模型
弗里希的模型有三個關鍵要素：有關資本起動消費增長的加速機效應；資本起動與資本完成之間的醞釀期；消費與庫存現金之間的關係。這三個要素是弗里希能夠建立起經濟周期的動態模型的基礎。這個模型由混合的差分—微分方程構成，這比稍後的動態模型中標準的差分或微分方程更難解決。弗里希沒有迴避這個技術難題，而是着手把它們處理了。每個要素在模型中均起關鍵性作用。
但是，像弗里希觀察到的那樣，周期幾乎恆定衰減，以至於傾向於瓦解，這個與實際存在的周期不衰減並不相符。不過他認為，主要模型對 「傳播」問題（振幅系統的結構特性）提供了一個滿意的解釋，只是沒能解釋「推動問題」（振動系統的源流）。對存在持續性周期的解釋方面，弗里希強調經濟關係中隨機干擾的重要性。實際上，他的分析在某一個要點上與熊彼特的創造性分析有關，熊彼特的分析也強調了振盪體系本身是該體系產生振動的根源。
弗里希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這一研究成果應用到對經濟周期的廣泛研究中是有意義的。正像安德維格所闡述的那樣，早期的經濟周期研究分成兩個陣營：米切爾的制度經驗學派和凱恩斯的理性學派。弗里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研究成果實際假設了一種不同的研究方案。他並不滿意用純理性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那種方法沒有把統計材料與他們的理論結合起來。同時，他對制度學派的經驗研究也感到灰心喪氣，因為這種研究「如果不靠理論分析加以闡述將一無所獲」。
鑑於這種情況，弗里希把經濟計量方法應用到經濟分析中。他試圖把經濟、數學和統計分析結合在一起闡明經濟問題。目前，弗里希有關傳播和推動問題的論文，在非數理經濟學家和建立了經濟周期研究學派及其擁護者中獲得了廣泛的重視。[6]
弗里希的主要著作
弗里希精力過人，著述等身。但是，他從來不關心自己研究成果的出版，他最關心的是弄清某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旦這些問題獲得解決，他便迅速着手開闢新的研究領域，而不忙於把自己的手稿細加推敲，拿去出版。因此，從1926年以來的近50年中，他公開發表的論著目錄雖然有約160多項，但其中專著卻寥寥無幾。弗里希對經濟學的貢獻大部分表現在各大學的講演、教學講義和各種手稿中。據說，僅其手稿一項重就約2噸多。1965年，為了慶祝他 70歲的生日，他在奧斯陸大學的學生和同事，把他的論文匯裝成27大冊，共6500頁，作為壽禮獻給了他。他的另外兩本重要著作：《定量、動態政治經濟學》和《經濟計劃研究論文集》都是論文集，是他1973年逝世後由他的學生和支持者分別於1974年在匈牙利、1976年在荷蘭出版的。
弗里希雖是經濟計量學的創始人，但他生前沒有出版過經濟計量學的專門著作。他的這個特點反映了他在科學研究中勤於探索而不計較個人名利的精神。
弗里希的主要著作有：
《測量邊際效用的新方法》（1932）；
《動態經濟學中擴散問題的衝擊問題》（1933）；
《運用完全回歸系統計合流分析》（1934）：
《生產理論》（1965）；
《定量、動態政治經濟學》（1974）；
《經濟計劃研究論文集》（19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