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
介绍
其本为月支国人，故称为“支”，“娄迦谶”为梵语Lokaksema (Hindu prayer)的音译。在东汉桓帝末年（约167 CE）到洛阳，于汉灵帝时（178—189 CE）翻译《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馀部佛典，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支娄迦谶所译术语多用音译，少用意译，译文晦涩难懂，又以无为、自然、本无等老子及道家词语来译般若经，支敏度说他“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1][2]。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上座部教典，而支娄迦谶所译的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的大乘佛经，涉及般若、华严、宝积、涅槃等部。后来“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
思想
支谶译籍几乎全属大乘，为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吕澂认为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支谶译出的《阿阇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藏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