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婁迦讖
介紹
其本為月支國人，故稱為「支」，「婁迦讖」為梵語Lokaksema (Hindu prayer)的音譯。在東漢桓帝末年（約167 CE）到洛陽，於漢靈帝時（178—189 CE）翻譯《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等十餘部佛典，是最早將大乘佛教傳入中國的西域高僧。支婁迦讖所譯術語多用音譯，少用意譯，譯文晦澀難懂，又以無為、自然、本無等老子及道家詞語來譯般若經，支敏度說他「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1][2]。
安世高所譯的佛經是上座部教典，而支婁迦讖所譯的是對中國後世影響最大的大乘佛經，涉及般若、華嚴、寶積、涅槃等部。後來「般若」學說不但為統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間，成為漢晉南北朝時的顯學。
思想
支讖譯籍幾乎全屬大乘，為大乘典籍在漢土翻譯的開端。支讖的譯籍反映了龍樹以前印度大乘經典流行實況，他譯的《寶積經》、《阿閦佛國經》、《般舟三昧經》都是構成大部《寶積》的基層部分。《道行經》是大部《般若》的骨幹。《兜沙經》又屬於大部《華嚴》的序品。呂澂認為可見印度的大乘經典開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發展的。支讖譯出的《阿闍世王經》(異譯本題名《文殊普超三昧經》，道安經錄說它出於《長阿含》不確)、《問署經》(也作《文殊問菩薩署經》)、《內藏百寶經》、《首楞嚴三昧經》，都以文殊為中心，發揮「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對於大乘傳播的重要關係。
對於以後義學發生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道行經》。大乘學說本來以般若的緣起性空思想為基礎，由於這部經的譯出便有了趨入大乘的途徑。又因當時思想界有道家的「無名為天地始」等一類說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論的準備，也就是通過這類思想使般若理論更快地傳播開來。因它譯文過於簡略，好多義理難得徹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與《道行》同源異流的《大品般若》也陸續有各種異本的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