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崇拜
內容簡介
「現代人小叢書」 全球思想領袖的極簡公民課 引導批判性思考，探索現代人的善好生活
◆在問責制、選擇權、國民安全的岔路口
◆重新審視後工業社會中的「效率」話題
數世紀以來，效率一直是公共輿論中的一個重要話題：在古希臘人眼中，它是政治和社會運轉的方式；工業革命早期，亞當·斯密將其視作提升生產力的強勁動力；時至今日，它則被奉為公共生活的首要目標，公民對其痴迷到了近乎迷信的程度。從赤貧社區到富裕階層，從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我們生活的時代已經被對效率的瘋狂崇拜主導了。在關於重要公共產品的激烈討論中，效率成了推進政治議程的重要代碼；在面對無法兼顧的情況時，它幫助公民和政府做出取捨。後工業社會究竟有何特質，能賦予效率如此顯要的地位？效率對我們而言到底意味着什麼？我們應該如何追求效率？
國際關係學家賈尼絲·格羅斯·斯坦直面後工業社會的這一迷局，通過與公民利益休戚相關的公共教育和全民醫療保健這兩個窗口，披露各個領域對效率濫用的現象；在國民安全的重大課題面前，她大膽質疑，進而破除了對效率的迷信。
（斯坦）及時地對效率的概念、國家角色的轉變、責任和選擇展開分層論述。……本書將趣聞軼事與論述相結合的寫法也異常完美。
——《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
《效率崇拜》中的觀點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幸而斯坦用來論證的事例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非常能引起我們的共鳴。
——《筆與紙雜誌》（Quill and Quire）
◆ 作者賈尼絲·格羅斯·斯坦是加拿大著名的政治學家，榮獲加拿大總督功勳獎及安大略省功勳獎，還因對公共討論做出的傑出貢獻獲得加拿大議會授予的摩爾森獎。
◆ 本書瞄準當今社會我們最關注，也最為追捧的概念之一——「效率」，對其提出大膽質疑。作者揭示了這個概念在各個領域被濫用的現象，指出我們對效率的追求已經到達盲目迷信的地步。然而作者並非單純地批判，還指出了公眾和政府的責任，具有非常正面的現實意義。
◆ 本書聚焦公共教育和全民醫保——這兩個與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中，有關效率的爭論，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不斷對照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思自己在效率的大潮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除了「效率」，還應追求哪些權益。
◆ 本書也介紹了「效率」這個概念的思想演變史，作者從柏拉圖寫到亞當·斯密和邊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了這些偉大思想家對「效率」的定義，對普通讀者而言，起到了知識科普作用。
◆本書旨在破除後工業社會對效率的「崇拜」，引導公民用一種多樣化的思維來思考如何維護自己的選擇權、堅持問責制，同時也對國家的角色提出新的設想。
作者簡介
賈尼絲·格羅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1943—）
加拿大政治學家、國際關係專家。她先後於耶魯大學、麥吉爾大學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自1982年起在多倫多大學任教，創建了蒙克國際研究中心，並擔任主任，同時也是政治學系衝突管理學專業的貝爾茲伯格教授（Belzberg Professor）。她是加拿大皇家協會成員，榮獲加拿大總督功勳獎及安大略省功勳獎，還因對公共討論做出的傑出貢獻獲得加拿大議會授予的摩爾森獎。代表作另有《我們都在冷戰中失敗了》（We All Lost the Cold War）、《意料之外的戰爭：坎大哈的加拿大軍隊》（The Unexpected War:Canada in Kandahar ）等。
【譯者簡介】
原文摘錄
如果每個個體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慮最大化，社會會變成怎樣？邊沁的思考直接從個體轉向集體一我們後面會發現這樣做會帶來很大的難題，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標。邊沁指出：「這個原則表明，對所有那些利益攸關的人而言，他們最大的幸福就是人類行為正確而且合適的目的，或者說是唯一正確、合適以及放之四海皆準的目的，這裡指的是所有情況下的人類行為，尤其指行使政府權力的某個官員或者是一系列官員的行為。對政府的評判可以通過其產出幸福的能力，或者說能否讓數量最多的人群將快樂最大化，將痛苦最小化。邊沁的結論是，衡量一個好政府的標準在於「其增加共同體幸福的傾向是否大於其削減共同體幸福的傾向」。 功利主義者的政治意圖還有一個元素，在我們當代聽來也是一個不成調的音符。如果所有個體都有能力追求個人利益，那麼所有的利益天然都是公平的。政治歷史學家斯蒂芬・霍姆斯（ Steven Holmes）春智地指出：「只有少數人擁有繼承得來的特權，但每個人都有利益……所有個體都受個人利益驅動的說法其實就是讓普通人的地位普遍化。」任一個體的利益本身不比任何其他個體的利益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更為優越。
書評
在開篇之前的一段話其實是深深地觸動了我。
我們的所作所為主要取決於我們是怎樣的人,因此,我們行為效率的高低與否很大程度上也由我們是怎樣的人決定:在我們能期待正確作為之前,必須先養成正確思維的習慣；性格和視界是所有真正效率的基岩。 勞倫斯.R.迪克西,《效率的真正 基礎》
對於社會問題的思考中，可以感受到的是時間和人的變化，以及變化中的各種矛盾。我們的悖論來着於我們在不同境遇中產生的各種欲求和期待里的左右搖擺，來自於內在的自我世界裡對自我認知的搖擺不定。
本書按作者自己的話說，就是一本關於後工業社會如何成型的書。「過去幾十年中我們安排生活的方式，我們恐懼之事和我們珍視之物，以及我們看待國家的方式都發生了變化。」作者以跟公民關係最大的公立教育和醫保體系這兩個公共產品為切入點，來探究國家和市場的作用以及後工業社會的公民責任困境。「它們處在公民——政府關係的核心位置，映照的是我們作為社會公民看待自己的方式。」正是由於對這樣的公共產品的需求差異和不滿，推動了對效率的追求。如何提供更有效率的產品滿足不斷變化的公民的需求差異？如何評估國家在公共產品選擇和使用上的公平合理性？如何讓信息透明公開還要保護個人隱私？如何保證不同階層不同族裔都享有平等的權利？一個越來越個人意識強烈的時代，個人權利和選擇權是優先於集體權利的時代，如何在個人和集體之間平衡？這些都要面臨着錯綜複雜的環境和平衡之中的選擇。而最新發生的恐怖襲擊，又催生了一種新的脆弱。使得富裕的，不再為安全擔憂的國家公民，又要重新開始關注國家所能給予的安全保證。而這樣的轉變又使得之前對待公共產品的選擇標準和國家在公共產品的提供方式上又有了新的模式。「恐怖襲擊的實施者（開展的方式）正是後工業時代的典型社會組織形式--網絡。把一直持續進行的關於國家和社會以及關於權利和價值的討論推到了最前沿。我們被捲入一場關於我們自身、我們的可能性、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承諾的討論之中。把我們帶向集體面對的最深層也是最為棘手的價值觀衝突中,也把我們帶向我們在後工業社會應付這些衝突的方式上。」
最後作者的討論歸於到責任二字，這個是值得每一個人深思的問題。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稀缺的資源。「責任的缺席和擔責任者的缺位對我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機構具有腐蝕性破壞作用。這些難題直指我們的基本價值觀,那些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和社會的價值觀。什麼責任很重要,這是第一要義，必須理解到位，才能去談論我們如何向公共市場、我們的政府、我們的購買方以及我們的提供方進行問責。」 「在過去20年裡,我們作為公民已經開始了一場重要的討論,這場討論潛力之大,足以超越舊時的政治分歧。最初資源匱乏而公共產品十分重要,我們因此被效率的承諾吸引了,現在我們已經越過效率崇拜,把我們的效力意識轉化為對責任的堅持。對我們能力的肯定,以及對選擇的要求。這個轉化過程並不輕鬆,我們要應對個人權利與全體權利之間的矛盾,還要應對個人選擇給他人選擇帶來的後果。我們正在學習一個道理,講述自己的故事固然重要,傾聽,公正地傾聽他人的故事同樣如此。」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