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史傳
原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也。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於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
昔者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嘆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即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玄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
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後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平二後，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後哉？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准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至於晉代之書，系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也。閱石室，啟金匱，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詮評昭整，苛濫不作矣。
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
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雲「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詳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嘆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
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譯文
從開天闢地以來，年代已很長遠，生在現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歷史書籍了。相傳軒轅黃帝的時候，就有倉頡擔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從此以來，時間已很久了。《禮記》中的《曲禮》裡面說：「國家的史官隨時準備着記事的筆墨。」所謂「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圍執筆記錄，在古代，左史專管記事，右史專管記言。記言的經典有《尚書》，記事的經典有《春秋》。唐虞時期的歷史記載在《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等篇中，夏商時期的歷史記載在《湯誥》、《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國運從文王時開始轉新，周公制定了記載歷史的法則；從此，推算曆法來編排年月，按照四時來記載事件，諸侯建立了邦國，也各有自己的國史；表彰善事，批評過錯，樹立起良好的風氣。
從周平王東遷，周代開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紀散亂，道德敗壞。那時孔子憂念帝王的正道被廢棄，哀傷西周禮樂的衰落，閒居魯國時曾慨嘆鳳凰沒有飛來，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現不在太平時期。於是在和魯國樂官討論了音樂之後，校正了《雅》、《頌》的樂曲；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舉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稱揚或貶斥，驗證國家的興亡以顯示規勸和警戒。有誰受到《春秋》中一個字的讚揚，比高官厚祿的價值還珍貴；遭到片言隻語的批評，比斧鉞砍殺的分量還沉重。
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顯，《春秋》的本文又很簡約；只有和孔子同時的左丘明，領會到它的精微言辭，便系統地闡明其始末寫成《左傳》，創造了為經作傳的體例。所謂「傳」，就是轉達，轉達出經典的意旨，用以傳授給後人。這是聖人著作的輔助讀物，也是最早的歷史專著了。到了戰國時期，修史的官職仍然存在。秦始皇統一七國，這個期間有許多策劃謀略；因為只是對這些加以記錄而未作系統編次，所以就用簡策的「策」，名為《戰國策》。
漢高祖消滅贏秦和項羽，經過了多年的戰爭；漢初陸賈考察這些史跡，寫成《楚漢春秋》。到了西漢的史官司馬談，他家世世代代都擔任編修史書的職務。司馬遷繼承父志，對歷代帝王事跡做了認真研究而進行敘述。想比之《堯典》而稱為「典」，其中所寫的又不全是聖主賢君；想要學孔子而題名為「經」，文筆上又不能和《春秋》筆法相比。因此採取《呂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紀」。從「紀綱」的意義來命名，也是一種宏大的稱謂了。所以，用「本紀」來敘述帝王，用「世家」來記述諸侯，用「列傳」來記敘各種重要人物，用「八書」陳述政治體制，用「十表」記錄各種大事的年月和爵位；這些方式雖然和古史不同，卻把眾多的事件處理得很有條理。
《史記》按實記錄無所隱諱的優點，淵博典雅而高談闊論的才能，愛好奇特而違反經典的錯誤，以及在體例安排上的不當等，班彪已作過詳細的評論了。到班固編寫《漢書》，繼承了前代史家的事業，特別是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得益更多。《漢書》的「十志」相當豐富，讚辭序言寫得弘麗，的確是文質彬彬，意味深厚。至於學習儒家聖人和經書的典雅，條理清楚、內容豐富的功績，拋開班彪之名而竊取其成就的罪過，接受賄賂而編寫歷史的錯誤等，仲長統已講得很詳細了。從《左傳》的記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爾記敘到一些史實，在文字上比較簡約，對某些歷史人物就很難做具體記載。
《史記》中的各個列傳，才分別對歷史人物做了詳細記載，從而便於觀覽，這是後繼者所取法的。至於漢惠帝死後，呂后代理執政，《史記》、《漢書》中便都為呂后立本紀，這是違反常理而有失忠實的。為什麼這樣說呢？自從伏犧皇帝以來，就未聽說過有女人做皇帝。漢代的這種遭遇，難以成為後代的法式。「母雞不晨鳴」，這是周公的誓詞中早就講過的；不允許婦女參與國事，齊桓公也這樣寫在盟文中。從前宣太后擾亂秦國，呂后使漢王朝發生危險；豈只國家大事難以假代，並且要慎重對待名號的問題。張衡在從事歷史工作時，也和司馬遷、班固同樣糊塗，竟主張為漢元帝皇后寫本紀，也是夠荒謬的了。
按理說，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劉弘、劉嬰兩人應立本紀，哪有給呂后、元帝後立本紀之理呢？東漢的史書，開始於《東觀漢紀》。後來袁山松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紀》，都寫得偏頗雜亂，違反倫常。薛瑩的《後漢紀》、謝承的《後漢書》，都寫得粗疏謬誤，很不可信。如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而真實，華嶠的《後漢書》，準確而恰當，就可算是東漢史中寫得最好的了。
到了三國時期，記載三國史跡的著作不斷出現。如孫盛的《魏氏春秋》、魚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之類。有的過於激切，與眾不同，卻難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葉，不着邊際，很少抓住要點。只有陳壽的《三國志》，文詞和內容都清晰和潤；晉代的荀勖和張華，把《三國志》比之《史記》、《漢書》，是並不過譽的。到了晉代，史書的編寫屬於著作郎。陸機的《晉紀》，寫晉初的歷史但不完備；王韶之的《晉紀》，寫晉未的歷史但沒有寫到東晉結束。干寶的《晉紀》，推究得當而有次序；孫盛的《晉陽秋》，以簡明扼要為特長，考察《春秋》的經文和傳文，都有一定的編寫條例。從《史記》、《漢書》以後，就沒有幾例為編寫的依據了。到東晉鄧粲編寫《晉紀》，又開始擬訂條例。他拋開漢魏的史書，而取法殷、周，可見即使僻居湘江的邊遠學者，也注意到學習古代的典、謨。到孫盛編史也立條例，就是取法鄧粲了。
編寫史書的根本問題，是必須總貫諸子百家，傳之千秋萬世，表明歷代盛衰的證驗，作為後世興亡的借鑑；使一個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樣共同長存；王霸之業的事跡，和天地一樣長久光大。因此，在漢朝初年，史官的職務較為隆重。各州郡和諸侯國的文件賬目，首先要集中到編寫史書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詳細了解全國的重大規劃；還必須閱讀國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檢一切殘舊的帛書竹簡，以求史官能廣泛而熟練地考察古代史跡。因此，在確立意義和選用言辭上，應以經典為準則；在進行規勸、警戒的取捨上，必須以聖人為根據；然後才能對史實闡釋評價得明白而正確，這樣就不至於產生煩瑣不實的記載了。但史書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順序編纂有關事件，文字上不能進行空泛的議論，而是按照實際記敘。不過年代太遠的事是否寫得符合，就很難準確；要寫的事太多，對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這的確是作綜合記敘所存在的困難。有的同屬一事，但和幾人有關，如果在兩人的本傳里都寫，就造成重複的毛病；如果只記在一人頭上，則又出現不周全的缺點：這又是在銓衡輕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難。所以，東漢張衡指出的《史記》、《漢書》中的不少錯誤，晉代傅玄批評的《東觀漢記》的過失和煩瑣，都是由於上述困難造成的。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歷史，年代愈遠，不可靠的就愈多。戰國時的公羊高曾說：「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荀況則說：「遠的從略，近的從詳。」凡是有疑問的地方寧可暫缺不寫，這是由於史書以真實可信為貴。可是一般人都有點好奇，不顧「按實而書」的原則。聽到點傳聞就想大寫特寫，對遙遠的事情卻想做詳細描寫；於是拋開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異的，牽強附會，生拉硬扯；過去的史書上從未記載的東西，竟寫在自己的書中。這就是史書錯亂不實的根源，是追述遠代歷史的大害。至於編寫當代的歷史，卻正因同時而往往是虛假的。雖然孔子在《春秋》中，對和他同時的魯定公、魯哀公的不當之處，也有委婉的諷刺，但一般的世態人情，就很難超脫當時的利害。對功勳榮顯的貴族，即使是平庸無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飾；對遭受困頓不幸的人，雖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
任意褒貶，形之筆端，這又是歪曲同時史實而令人嘆息的事情。所以，記述遠的是那樣虛假，記載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夠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記敘得當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於對尊長或聖賢有所隱諱，固然是孔子的聖意；因為細微的缺點不能影響整個品德高尚的人，而對壞人壞事進行批評警戒，那正是優秀史家應有的直筆；這就正如農夫見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鋤掉。這種精神，也是萬代必遵的共同準則。至於從繁雜的事件中，抽出綱要來統領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實可信，排除奇聞異說的要領；明白交代起頭結尾的順序；斟酌品評人事的原則；能夠掌握這個大綱，編寫史書的各種道理就都可貫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負擔着綜述一代史實，要對全國負責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種各樣的指責。一切寫作任務，沒有比這更費力的。司馬遷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學了，他們的史書尚且屢遭後人詆毀，如果隨意亂寫，記述不當，這就很危險了！
史官開始於軒轅黃帝，史書完備於周公孔子。對世代經歷的事編成歷史，無論好人壞人都總括其中。史書上傳以褒揚，斷以貶辭，長期使人驚心動魄。文辭方面應學習左丘明，記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樣正直秉公。[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