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定勢
原文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
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熔范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逾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譽兩難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採為地矣。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核，或美眾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雲∶「文之體勢有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規，矢激如繩。
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壽陵。
譯文
作者的情趣多種多樣，作品的變化也有不同的方式；但在寫作時都依照具體內容而確定體裁，並根據體裁而形成一定的體勢。所謂「勢」，就是根據事物的便利而形成的。例如弩機發出的矢必然是直的，曲折的山澗中的急流必然是迂迴的，這都是自然的趨勢。圓的物體是圓的，所以能轉動；方的物體是方的，所以能平放：作品的體勢，也就是這樣。凡是取法於儒家經典的作品，必然具有雅正的美；而仿效《楚辭》的作品，也必有美好非凡的華采；內容淺近的，大都缺乏含蓄；措辭簡明的，常常和繁富的作品相反。好比急水不會有細浪，枯木不會有濃蔭，這都是自然的趨勢。
所以在繪畫上講究設色，而在文章上則以情志為主；調配顏色而畫成狗馬的不同形狀，會合情感而形成雅正或庸俗的體勢。寫作上各有師承，表現手法也就各不相同；其間雖無嚴格的區界，但也不易超越。只有洞悉寫作法則的人，才能兼通各種不同的文章體勢：正常的和奇特的文章雖然相反，但總可以融會貫通；剛健的和柔婉的作品雖然互異，也應該根據不同的情況來靈活運用。如果只愛好典雅而厭棄華麗，就是在融會貫通方面做得不夠；這就好比夏代有人重弓輕矢或重矢輕弓，其實只有弓或只有矢都是不能單獨發射的。但如果雅正和庸俗的合在一篇，那就分散了統一的文章體勢；這就好比楚國人出賣矛和盾，兩樣都稱讚便一樣也賣不掉了。若要兼長各種體裁，也須善於辨別其間的差異；好比樂師對於音律、畫家對於顏色一樣，作家也要善於配合運用不同的文章體勢。
對於章、表、奏、議等文體的作品，應該做到典正高雅；對於賦、頌、歌、詩等文體的作品，應該做到清新華麗；對於符、檄、書、移等文體的作品，應該做到明確決斷；對於史、論、序、注等文體的作品，應該做到切實扼要；對於箴、銘、碑、誄等文體的作品，應該做到弘大精深；對於連珠和七等文體的作品，應該做到巧妙華艷。這些都是根據不同的體裁而形成不同的體勢，隨着文章體勢的變化而獲得成效的。雖然寫作的法則和時機要互相結合，文采的多寡要互相配合，但好比五彩的錦緞，必須以某種顏色為基礎。
桓譚曾說：「作家各有自己的喜愛，有的愛好浮淺華麗，而不懂得樸實；有的愛好繁多，而不懂得簡要。」曹植也說：「一般文人，有的喜愛文采豐富，意義深隱；有的喜愛清楚明白，描寫細緻入微：各人習尚不同，致力於寫作也就互異。」這是從作家來講各人的趨勢不同。劉楨又說：「文章的體勢，不外是剛強或柔弱；能做到文辭已盡而體勢有餘的，天下不過一二人而已，這樣的作者是不可多得的。」劉楨這裡說的，又牽涉到文氣問題。不過，文章任其自然之勢，勢必有的剛強，有的柔婉，不一定要慷慨激昂的，才算文章的體勢。此外，陸雲說他自己：「從前談論寫作，常重視文辭而忽視情志，注意文章體勢而不求文句潤澤。後來聽到張華的議論，便信從他的話了。」其實情志本來重於文辭，而文章體勢也應該講究潤澤；陸雲可以說是先走錯了路，後來又能改正的了。
近來的作家，大都愛好奇巧。推究這種新奇的作品，是一種錯誤的趨勢造成的。由於作家們厭棄過去的樣式，所以勉強追求新奇；細看這種不正當的意向，表面上好像頗不容易，其實並沒有什麼好方法，不過是故意違反正常的寫法而已。在文字上，把「正」字反寫便成「乏」字；在辭句上，把正常的寫作方法反過來就算是新奇。學習新奇的方法，必然把文句的正常次序顛過來，將應寫在上面的字寫到下面去，把句中的字改到句外去；次序錯亂不正常，就算是新的色彩了。本來大路很平坦，有的人偏要走小路，無非是為了貪圖近便：正常的文句本來很清楚，有的人偏要追求反話，無非是為了迎合時俗。但和舊式相同的作品，是靠新穎的內容而寫得精巧的；勉強求新的人，反因與體制不合而變成怪誕了。熟練的老手，能夠掌握正常的方法，來駕馭新奇的文句；急於求新的人，則一味追求奇巧，因而違反了正常。這種趨勢如果發展下去而不糾正，文章體制就會越來越敗壞。要掌握好這種情況和方法，不是很值得思考嗎？
總之，有了事物的形體，就形成這種事物的趨勢，形和勢是緊緊聯繫着的，急流迴旋，好像圓形的規；射出箭去，直得像工匠的墨線。根據事物的便利而進行寫作，內容和形式就可能得到很好的結合。如果走彎路學新奇，就會像學習邯鄲步法的壽陵人。[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