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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練字

《文心雕龍·練字》是《文心雕龍》的第三十九篇,探討寫作中如何用字的問題。劉勰正確地認識到,文字是語言的符號,是構成文章的基礎;所以,如何用字,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問題。本篇所論,正以詩賦等文學作品為主,而不是泛論一般的用字問題。但本篇只論用字,不是全面論述文學語言問題,還須結合《章句》、《麗辭》、《比興》、《誇飾》、《物色》等有關篇章的論述,才能了解到劉勰對文學語言的全面意見。

目錄

原文

夫文爻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

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八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雲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頡》,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疏,復文隱訓,臧否亦半。

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史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復,妍媸異體。心既托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詭異者,字體瑰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游,褊心惡凶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復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復,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似」,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雲「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

  字靡易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譯文

文字的形成,改變了上古結繩記事的辦法,鳥獸足跡的辨明,啟發了文字的創造。文字是表現語言的符號,構成文章的基礎。相傳倉頡創造了文字,使得鬼驚夜哭,谷飛如雨;黃帝使用了文字,百官得以治理、萬民得以明察。前代帝王為了傳布聲威教化,所用文字必須統一;帝王派出使者,到各地搜集習俗不同的語言,就是為了統一字形和字音。《周禮·地官》中講到,周代有保氏掌管教授文字。秦始皇燒毀古代典籍之後,便以官吏為老師;於是經李斯整理籀書而產生了秦代的小篆,程邈創造出隸書又廢棄了篆書。到漢初創建各種法律時,明明寫上有關文字的法令:太史官對幼年學生,要考試六種字體;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書,寫錯了字要彈劾檢舉。所以,西漢石建的上書中,「馬」字寫漏一筆,便害怕將獲得死罪;雖說石建的性情比較謹慎,也和當時對文字的重視有關。

在漢武帝時期,司馬相如編寫了《凡將篇》。到宣帝和平帝時期,曾徵召精通文字的人材:張敞因能正定古字而傳授文字學,揚雄編輯了解釋奇字的《訓纂篇》。他們都精通《爾雅》、《倉頡》,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義。當時的辭賦大家,無不通曉文字學。加之他們的作品大都是描寫京都苑囿,常用假借字來狀貌形聲,因此,西漢時期擅長文字學的作家,大都好用奇文異字。這並非他們特意要標新立異,而是當時的作家都通曉難字。到了東漢,人們對文字學的研究較差,因而複雜深奧的字義,大都無人理解。及至曹魏時期的創作,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回頭再看漢人作品,反而有了障礙,難以讀懂。所以,陳思王曹植說:「揚雄、司馬相如的作品,意義幽深,讀者未經老師傳授就不能解釋其辭句,沒有廣博的學識就難以理解它的內容。」這豈止是讀者的才力不足,也由於它的文字實在深奧。自從晉代以後,用字大都講求簡明易懂,當時都習慣於簡易,誰還採用難字?現在的作品,有一個怪異的字,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響;如果有三個人都不認識,那就將會成為字妖了。後代讀者大部認識的字,雖是難字也不難了;大家已共同廢棄不用的字,雖然不難也成為難字了。創作中或取或舍,這是不可不注意的。

《爾雅》這部書,是孔子的門徒所編纂的,它和《詩經》、《尚書》有着密切的聯繫;《倉頡》這部書,是李斯編輯的,由《史籀篇》脫胎而成。《爾雅》用以解釋古字古義,《倉頡》用以匯集奇文異字:兩種書的作用相輔相成,就如人體左右肩或左右腿的相互配合。一個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義,也就可以進行寫作了。至於字義的古今有別,後世普遍運用或廢棄不用,以及字形繁簡的配合等,都會形成優劣不同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既然寄託於有聲的語言,語言又藉助於有形的文字來表達,則誦其聲,就看音節是否協調,觀其文,就看文字是否運用得當了。

因此,進行寫作,必須對文字加以選擇組合:第一要避免詭異,第二要減少聯邊,第三要權衡重出,第四要調節單復。所謂「詭異」,就是奇形怪狀的字。如曹攄的詩中說:「豈是不願意這次行游,只是我狹小的心胸憎惡那吵吵嚷嚷的訩呶。」「訩呶」兩個怪字,就使美好的詩篇大受污損,何況超過二字,還能成為可觀的作品嗎?所謂「聯邊」,就是偏旁相同的字。描繪山川的形貌,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聯邊字,但用於其他文章,就很不相稱而成了瑕病;如果無法避免,可以連用三字,但三字以上,那就像編字典了。所謂「重出」,就是相同的字重複出現。《詩經》和《楚辭》都能恰當地重複一些字句,近代創作卻忌諱同字的重複;但如果兩個字都很必要,就寧可犯忌也要運用。所以,善於寫文章的人,雖可寫到萬篇之多,有時卻感到一字之缺;並不是沒有這個字,而是避免重複有困難。所謂「單復」,就是字形的繁簡。字形簡略的字積累成句,就顯得稀稀拉拉,行列單薄;筆畫繁多的字積聚成文,就顯得一片漆黑,篇體無光。善於用字的作者,繁簡字體交錯配合,就能圓轉如珠了。以上四條,雖然不一定每篇文章都有,但總的體例是不能沒有的;如果遇到這些情形而不明白,就算不得精通練字了。

至於儒家經典的內容深刻隱晦,各種著述浩瀚繁富,加以簡帛的被蛀或破裂,經多次抄寫而改變原字,有的因字音相近而誤,有的因字形相似而錯。如子思的弟子孟仲子,把《詩經》中的「於穆不已」說成「於穆不似」,這就是字音相近造成的錯誤;晉國歷史所記載的「己亥渡河」,被衛人讀為「三豕渡河」,這就是字形相似造成的錯誤。《尚書大傳》中有「別風淮雨」的說法,《帝王世紀》則說「列風淫雨」。「別」與「列」、「淮」與「淫」,就是文字相似而於不知不覺中改變的。「淫」和「列」的字義妥當但不奇特,「淮」、「別」二字於理不合卻很新奇。東漢傅毅在《北海王誄》中已用過「淮雨」二字,南齊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又用到「別風」二字。由此可見,愛好奇特的心情,古今都是一樣的。但對待歷史上缺疑的字,聖人是很慎重的;若能本於正確意義而拋棄好奇的念頭,就可以定正文字了。

總之,篆書和隸書依次熔煉,《倉頡》和《爾雅》對文字做了全面的解釋。從古到今的作者,由於運用文字的不同,其效果就美醜各異。用字為世所同曉便容易流傳,為時所共廢便難以運行。文字把思想表達得明白而精確,就能文采飛揚而突出。[1]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於南北朝時期的南朝梁代,中國歷史上的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漢族,生於京口(今鎮江),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