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愛國
《文藝與愛國》是聞一多寫的一篇文章，內容是什麼，來了解一下吧。 聞一多《文藝與愛國》
紀念三月十八①
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後《詩刊》就誕生了②，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誰能說《詩刊》與流血——文藝與愛國運動之間沒有密切的關係?
「愛國精神在文學裡」，我讓德林克瓦特講，「可以說是與四季之無窮感興，與美的逝滅，與死的逼近，與對婦人的愛，是一種同等重要的題目。」愛國精神之表現於中外文學裡已經是層出不窮，數不勝數了。愛國運動能夠和文學復興互為因果，我只舉最近的一個榜樣——愛爾蘭③，便是明確的證據。
我們的愛國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何嘗不是同時發軔的④? 他們原來是一種精神的兩種表現。在表現上兩種運動一向是分道揚鑣的。我們也可以說正因為他們沒有攜手，所以愛國運動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也就有限了。
愛爾蘭的前例和我們自己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 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夠互收效益，分開來定要兩敗俱傷。所以《詩刊》 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後，本是碰巧的; 我卻希望大家要當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
同是一個熱烈的情懷，犀利的感覺，見了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於中。這是不是不近人情? 我並不要詩人替人道主義同一切的什麼主義捧場。因為講到主義便是成見了。理性鑄成的成見是藝術的致命傷; 詩人應該能超脫這一點。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着他就響。他自己不能決定什麼時候響，什麼時候不響。他完全是被動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詩人做到了這個地步，便包羅萬有，與宇宙契合了。換句話說，就是所謂偉大的同情心——藝術的真源。
並且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刺激來得強，反動也來得強，也許有時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⑤，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⑥。所以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所以我們覺得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我們若得着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 若得着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
因此我們就將《詩刊》開幕的一日最虔誠的獻給這次死難的志士們了!
目錄
鑑賞
聞一多先生是我國現代優秀的詩人、學者和愛國民主戰士。
1926年3月18日，北洋軍閥段祺瑞賣國政府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屠殺愛國學生、工人和市民，為此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輿論譴責。中國共產黨在3月26日發表了 《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書》。在北京，共產黨人李大釗、陳喬年、趙世炎、陳毅等親自參加並領導民眾與軍閥賣國政府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文藝界，許多愛國人士也積極行動，寫出不少文章，悼念「三一八」慘案中的死難烈士，聲討軍閥政府，痛斥反動文人。當時一些著名作家如朱自清先生寫出了《執政府大屠殺記》，魯迅寫出了《記念劉和珍君》、《「死地」》、《可慘與可笑》、《淡淡的血痕中》等。聞一多剛從國外留學歸來不久，在北京藝術專科學校任教務長，正滿懷赤子報效祖國之志。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的發生，使他毅然地投入了這場愛國與賣國、正義與反動、光明與黑暗的鬥爭，揮筆寫下了 《文藝與愛國》和《天安門》等戰鬥檄文。
《文藝與愛國》原載1926年4月1日《北京晨報》副刊《詩鐫》創刊號上。文章主旨在於倡導愛國主義的文學藝術，希望愛國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密切結合起來。正如他文中所言： 「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清人沈德潛《說詩晬語》中說：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一個詩人要寫出「真詩」，必須有崇高的理想、遠大的抱負、廣博的學識。倘一個沒有愛國愛民之心，沒有為祖國獻身的精神和勇氣者，就不可能寫出 「真詩」。因此聞一多在文中指出「藝術真源」——「就是所謂偉大的同情心」。一個不愛國者，又從何而來對愛國死難者的「同情心」呢?一個無愛國之心、愛民之情的詩人，定是聞一多文中所說「同是一個熱烈的情懷，犀利的感覺，見了一片紅葉掉下地來，便要百感交集，『淚浪滔滔』，見了十三齡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漿子，反而漠然無動於中」。當時文壇上也確有這種人，詩做得上了天，卻不敢直面現實，更不敢倡揚愛國精神。聞一多對這種文人極為不滿，十分憤慨，並在《靜夜》 中指出： 「最好是讓這口裡塞滿了泥沙，如其它只會唱着個人的休戚。」然而，聞一多面對「三一八」慘案，尤其是那些在慘案中以身殉國的進步青年，「心中的靈火還在燃燒，我的火焰他越燒越燃，我為我的祖國燒得發顫」 (《我是中國人》)，因此，聞一多 「覺得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且是偉大的詩」，並認為文藝者們 「若得着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 若得着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跡，殺身成仁了」。他的話不僅是對 「三一八」慘案中愛國志士的獻身行動的無限敬仰和崇高評價，而且鮮明地闡明了他的進步文藝觀，並在文中列舉了愛爾蘭民族精神振興的例子，說明 「愛國運動和文藝復興」能夠相互促進的道理。同時還用陸游和拜倫這兩個不同國度的愛國詩人為例，進一步論證一個真正愛自由、正義、光明的愛國詩人，當其「同情心發達到極點」，他們 「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他們將會「現身說法」——以身許國。中國詩人陸游，他堅持抗金復國的主張，曾親臨沙場殺敵，屢遭投降派的排斥、打擊，卻始終不忘國事。他「平生嗜酒不為味，聊欲醉中遺萬事。酒醒客散獨悽然，枕上屢揮憂國淚。」 (《送范舍人還朝》) 到晚年「身老滄洲」仍「心在天山」 (《訴衷情》)，馳騁沙場的壯志不減，年邁七十尚 「淚灑龍床請北征」。近代人梁啓超在 《讀陸放翁詩集》 中說：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陸游一生志在沙場，抗金救國之志雖未能實現，卻留下了許多不朽的愛國詩篇。英國詩人拜倫，一生為民主自由、民族解放而英勇鬥爭，最後戰死疆場，成為歐洲文壇的一面光輝旗幟。所以聞一多說： 「拜倫最完美，最偉大的一首詩，也便是這一死。」
聞一多用理論和事實，十分精闢地闡述了 「文藝與愛國」攜手並存，互為因果的文藝觀。聞一多的《文藝與愛國》，正是一個「為我的祖國燒得發顫」 而熱血沸騰的愛國志士之作，因此，愛國情懷洋溢筆端。作為一個愛國詩人、學者，他在文中不僅要熱情謳歌為祖國獻身的死難者，還要告誡人們，文藝與祖國運命休戚相關，詩人們應為愛國而作文賦詩，為愛國而獻身。聞一多是這樣認識的，也正是這樣行動的。他不僅為我們寫下了不少愛國詩文，並在中華民族 「五四」運動、抗日戰爭和反蔣獨裁的鬥爭中英勇奮鬥，以至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朴被暗殺，他置個人安危於不顧，挺身而出，在7月15日舉行李先生追悼大會上，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特務，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演講》，揭露了反動派的兇殘本質，遭到國民黨的仇恨，於當天下午，他在出席記者招待會後回家的途中被國民黨特務用美制無聲手槍暗殺。毛澤東、朱德在唁電中頌揚聞一多「為民主而奮鬥，不屈不撓，可敬可佩」。聞一多先生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一曲偉大的愛國詩篇，成為中國文壇的光輝典範。
《文藝與愛國》是一篇議論散文，其文篇幅短小，文思縱橫，古今中外，歷史現實知識呈於文內;其旨鮮明，論證嚴密，說理透徹;其語生動形象，言簡意賅，不足千字之文，卻對振興中華，振興文藝有着歷史的和現實的指導意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