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樂（柏楊作品）
作品欣賞
陽曆年元旦終於過去，由一九六二，跨進一九六三，如此大變，快樂之人自然應運而生，姑且舉出幾種，以質國人。一第一種快樂之人，乃深明大義的公教人員。案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堂堂中國，割據我堂堂寶島台灣，凡五十年。經過了八年抗戰，打得一塌糊塗，總算吐贓似的把台灣吐了出來。吐了出來之後，凡是日本的一切暴政，統統加以剷除，十三年來，頗着成效。可是只有一件暴政一直維持到去年才改革掉，那就是所謂「年終獎金」。蓋中國從來沒有這種「年終」什麼的謬說，當一個公教人員，能夠獻身救國救民大業，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榮譽，還是啥獎金哉？而竟容忍日本鬼子留下的殘餘措施，凡十二年之久，自令人痛心疾首。幸虧去年大官巨公，振臂一呼，萬眾響應，把年終獎金之製取消，這又是公理戰勝強權之一例，真是快樂得很也。
去年初冬，報上載有各方面醞釀要求恢復年終獎金的消息，柏楊先生看啦，龍心大怒，如果這種侵略殘跡竟可恢復，則啥侵略殘跡不可恢復乎？幸大人先生擇善固執，不為所動，邪謀未能得逞。否則，人人在最後年關，都撈一筆，算啥體統？如今元旦已過，鐵的事實終於毀滅那種一定發年終獎金的惡毒謠言，柏楊先生乃額手稱慶。其實不但我一人而已，凡是深明大義的公教人員，相信也會跟我一樣非常高興，現在孔孟學說大行的目的，就在於此。君沒有聽說聖人之一的顏回先生乎？窮得連枕頭都沒有，枕着胳膊，還歡歡喜喜的唱歌哩。我曾經到過很多朋友家，有一家可以說最窮，老少五口，靠月薪一千一百元度日，只有一條破被，小孩子天天去污水溝里撈菜吃，八十歲的母親輾轉床上，已四年之久，無錢送醫。可是，他們竟赫然有一個枕頭在焉，比顏回先生高級得多矣。而竟不知道用唱歌以表示其快樂，其蠢固如豬也。
不過因孔孟學會成立，朱熹先生陰魂復活，再加上取消年終獎金之故，終有一天可以把他們的氣質變化過來，一定會快樂一陣。如果仍有執迷不悟，非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不可之輩，無疑的都是些不堪造就的傢伙，屬於「沒有辦法階級」，為柏楊先生所不喜，自亦為國人所共棄。法門寺劉瑾先生不是說過乎：「桂呀，拉出去給我嘩啦了吧。」際此啥啥前夕，以及啥啥之際，真應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二第二種最快樂的人，則是郵差先生和秘書先生。蓋「賀年片之災」已過，郵差先生可舒舒腿，秘書先生可舒舒手矣。世界上各種災情均有，唯中華民國的花樣特多，連修堤都能修出洪水，何況賀年片乎？
只不過賀年片之災，沒有洪水那麼來得有勁而已，但其害人的程度卻並輕不了多少。我有一個朋友，在某大衙門秘書處任書記之職，前天我去找他，一進其門，便發現氣氛有異，原來他正替他的頂頭上司向人寫賀年片哩。桌子上堆了一大堆──有別人寫給他頂頭上司的賀年片焉，有各機關，各公司行號，各公會，以及其他平常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公私單位的職員名冊焉。該朋友已寫了七八天矣，寫得兩眼冒火，手像要掉了一樣，憤怒之情，上沖霄漢。他每寫一字，便開一句台灣省罵，曰「干你老母」。我坐在那裡只十分鐘，看他寫的有局長焉，有部長焉，有委員焉，有科長焉，有科員焉，有編輯焉，有記者焉。不僅暗暗吃驚，假如他們的老母真的有點知覺，知道該官崽賀年片的代價，竟如此之大，母子們尚可為人乎？
賀年片一旦發展到「干你老母」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禍延考妣。賀年的結果，不僅賀者無心，受者也同樣無意。嗚呼，只有在郎有心妾有意的情況之下，才能兩情融洽，賀年片達不到這種任務也。有一個極大之官焉，賀年片裡還附有一張油印的信件，上面印的是：「茲寄上某大官之賀年片一張，敬請查收為荷。大官秘書處啟。」接信的人拜領其賀之餘，真是非拉一泡屎，不足以言感激。我有一個朋友，便接到一張這種賀年片，看畢一語不發，就往字紙簍里一丟，問他啥子原因，他曰：「這種從名冊上抄下來的交情，屁都不如，我平常向他磕三百個響頭，他都不會理我。而今靠著名冊就想使我對他產生好感，做他小舅子的夢吧，天下有此廉價的東西哉？」君不見報上常登着向死人寄賀年片之事乎？假定他們之間真有一份友情，不致連朋友翹了辮子都木宰羊也。也可能秘書照鬼畫符，「干你老母」幹得起勁之餘，即令明知道該傢伙已死，也照樣寄發，反正跟自己毫不相干。
柏楊先生深知有「干你老母」之危，故一向對賀年片有兩大原則。一曰，每年只印五十張，揀若干至少最近一兩個月未見過面的朋友寄之，寄得恭恭敬敬，親筆書寫。對長輩則在自己姓名上加一「晚」字，絕不濫發，凡七八年，年年如此。然而每年認識的新朋友又如之何乎？嗚呼，柏楊先生還有啥前途？認識我反而有被打小報告的危險，一個小民，一旦上了年紀，朋友只會越來越少，不會越來越多也。二曰，我對接到的賀年片，凡是秘書書記手筆者，一律撕成碎片，投入水溝（有一次不小心投入抽水馬桶，害得花了八十元僱人去通），不但不覆，必要時還國罵省罵一齊開之，以表隆重回報。
但附帶聲明曰：柏楊先生今年卻沒有印賀年片，非不印也，實在因那一筆開支太過於龐大。同時我發現不印賀年片也是一種德政，如果亂七八糟，四處亂寄，豈不是惹得秘書先生又要蠢動乎？刻新年已過，聖人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今秘書先生放下寫賀年片之筆，雖成不了佛，其快樂固差不多也。三除了上述兩種人之外，還有第三種人，其快樂也是無窮的，那就是腳踏車上沒燈的朋友。每逢過年過節，世界上最緊張的地方，恐怕要算台北市的黑巷子，人影幢幢，細語切切，神秘恐怖，好像諸葛亮先生的八陣圖，一旦看見一個沒燈的腳踏車貿貿而來，一聲呼哨，蜂擁而上，那傢伙就算倒定了楣。先是一頓猛訓，然後是一筆罰款，不服氣的話，則警察局見。嗚呼，騎腳踏車的朋友乃抵抗力最弱的動物，自然掏錢消災。柏楊先生前些時借了一輛，騎着去看耳朵（最近聽覺不太靈光，真是老矣）。那個該死的磨電燈，早不壞，遲不壞，偏偏走到埋伏陣地時壞啦，怎麼修都不亮，剛推着走了兩步，三作牌一躍而出，我一看情形不妙，立刻笑容滿面，但那無濟於事，仍是付款結案。[1]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