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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花魂”?还是“诗魂”?

花魂到诗魂的升华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黛玉湘云中秋月夜联诗,湘云作“寒塘渡鹤影”,黛玉对“冷月葬花魂”,或“冷月葬诗魂”。黛玉(作者)所作究竟是“葬花魂”还是“葬诗魂”,有“花”派“诗”派之论争,成为红学研究的一道景观。就笔者个人读感来讲,觉“冷月葬诗魂”好些。这几年,也偶读到几篇(几段)谈“花”论“诗”的文论,各人读感不一样,理解不一样,引经据典探析阐述也各有道理。在下虚心学习,也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前几月,读到《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二辑王人恩先生的大作《“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考论》,勾起我一些思索。王文就历来有关“花” “诗”之论争归总梳理阐析,提出高见,定位于“花魂”说,推崇“花魂”句,似有定论之意。感谢王人恩先生不辞辛劳,使我们得以有机会纵览“花”“诗”之论争概况。读过王文后,一些思绪想法不停在我脑袋里打转,想说出来,但又有犹豫,“花”“诗”之说,专家学者多有论述,特别是有红学大家冯其庸、蔡义江、林冠夫、宋淇等先生宏论在前,在下无庸置喙。但是事过几月,这些思绪挥之不去,不说出来心里难受,不吐不快。下愚刚好写了几篇红学文章,还沉浸在“红楼”氛围里,“红楼”里似乎有股力量要我说出来。再者,“红楼”版本抄传甚远甚杂,红学见解众说纷纭,谈一点个人看法也不为过。于是不揣冒昧,本着交流勾通心态,爱红者也就顾不上计较这许多了。下面从“花”“诗”之比,黛玉、作者、全书及版本、语源出处几方面略陈管见。

目录

是“花魂”?还是“诗魂”?

王文推崇“冷月葬花魂”,自说或借他人之口说了“花魂”句一通好话。“花魂”句自是好诗,我并不反对。但我认为“诗魂”句更佳。从读感(字面)来看,“葬诗魂”要比“葬花魂”冷一些,悲一些,刺激更大一些,因而美感更丰润些。“葬花魂”,花(花魂)可喻人,但毕竟拐了个弯,是比喻。“葬诗魂”,诗是人作的,一看就知道葬诗人之精魂(灵魂)意,令人惊冷惊悲,并产生惊美之感。试译:“清冷的月光淹没浸润了诗人的精魂(灵魂)。”这悲凉之气从心中往外扩散,冷至全身,一种冷悲冷美悠然而生。如果和书中前面的黛玉“花魂”诗及经历对比来看,这种冷悲冷美感就更浓重一些。此意后面再析。

另外,“葬花魂”和“葬诗魂”指意不一样,花(花魂)通常喻女子,“诗魂”就性别模糊了,且含意更丰富复杂些。这里有作者的多种含意,只有结合全书及作者之事书外之事才能更深切理会这一点。谈“红楼”不谈作者,一些事就不好谈,因为“红楼”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书(无法否认),是“真真假假”的书。此处不便展开讨论这一点。

从湘云,妙玉听到此句的反应来看,应是“葬诗魂”。当湘云听到此句道:“诗固新奇,只是太颓丧了些。你现在病着,不该作此过于凄清奇谲之语。”妙玉道:“好诗好诗,果然太悲凉了……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而有。”“人之气数”就有死亡之意。从湘妙这二段话来看,应是“葬诗魂”。有两点,第一,“葬花魂”,以花、花魂喻女子,这是常喻,不足以使湘妙有如此震憾。只有“葬诗魂”才能使湘妙反应激烈。如“新奇”“奇谲之语”“好诗好诗”。而且“葬诗魂”直接指人,所以湘妙才说“太颓丧”“太悲凉”“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而有”。因为黛玉发出了死亡之音,这给人的刺激太大了。第二,湘妙是否知道黛玉曾作“花魂”句。从书中来看,湘妙是应该知道的。读书人知道,“花魂”在书中三见。二十六回,作者为黛玉悲泣鸟儿不忍听远飞配诗:“花魂默默无情绪”。二十七回,黛玉作《葬花吟》:“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黛玉在山坡那边哭吟,宝玉在山坡这边听得真切。按宝玉的性情,宝玉喜欢把黛玉的诗词记住,传于姐妹们欣赏。六十四回,宝玉就把“我爱的那几首白海棠诗”小楷抄在扇上,随时传看。另,黛玉也喜欢把自己作的诗词给宝玉及众姐妹看,如《五美吟》、《桃花行》等。再,黛玉、众姐妹及宝玉结诗社,也就是大家在一起作诗、交流、欣赏。所以说,黛玉的佳作《葬花吟》众姐妹应该知道,也在情理之中。如果湘妙已知“花魂”句,此再听到“花魂”,反应就不会那么强烈。当听到“花魂”演变成“诗魂”时,反应才会那么动憾,才感到新奇惊悲惊美。这是作者特意写湘妙的热烈反应,以烘托此诗。

从黛玉这个角度讲,黛玉已作了二次“花魂”句,此次还会作吗?再看黛玉此次作诗情景。黛玉先说要对湘云的“寒塘渡鹤影”很难,“我竟要搁笔了。”以后,黛玉只看天,不理地,半日(时间长),猛笑道:“你也不必捞嘴,我也有了,你听听。”因对道:“冷月葬诗魂”。以黛玉的诗才(书中多有描写),费了老鼻子劲,才作出“诗魂”句。如是“花魂”句,作者会描写黛玉费这么大劲、隆重推出吗?此也证黛玉吟出的是“葬诗魂”,区别于原先作“花魂”。前有隆重推出,后有强烈反应,此“诗魂”不一般。“诗魂”有特别含意,容后再禀。

从黛玉的人生、性格、思想来看,只能是“诗魂”句。冯其庸老先生从黛玉具有诗人气质这个角度论说黛玉应作“冷月葬诗魂”,这是中肯之见,我有同感。从书中可看出,黛玉有诗人气质,是诗化人物。她“孤高自许”,清高自洁,常以诗人眼光看待人生、世事,喜欢作诗抒情发感。书中,黛玉作的诗最多。众姐妹和宝玉结诗社或聚会作诗,黛玉都是积极分子,作诗多且质量高。作者为了加强黛玉的诗意形象,充实她的诗人气质,还专门安排章节描写黛玉单独作诗情景五场,作诗五首:《葬花吟》、《题帕三绝句》、《秋窗风雨夕》、《五美吟》、《桃花行》,给读书人留下深刻映象、美好记忆,确立了黛玉诗人气质的诗化形象。

据王文引宋淇语意:黛玉不以诗人自居,因此她“不会说出‘冷月葬诗魂’来”。黛玉是不会以诗人自居,但黛玉作“诗魂”句,并不意味着黛玉以诗人自居,而是黛玉的一种人生追求,一种人生态度。黛玉自认清高脱俗,心理上比常人高一截,这是她的面世姿态,心理状态,无可厚非。这从她的诗词中可看出这一点,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质本洁来还洁去”“无赖诗魔昏晓侵”“孤标傲世偕谁隐”“凭栏人向东风泣”“飘泊也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冷月葬诗魂”等。

在书的前半部,作者把黛玉比作“花魂”,因为她漂亮美丽,在书的后半部,随着黛玉性格的形成,形象的完美(艺术意义上的完美),作者把黛玉比作“诗魂”,完成了从“花魂”到“诗魂”的转变、升华。这是人物发展的必然,是塑造人物的归宿。如再把黛玉比作“花魂”,难道黛玉一成不变吗?光只是一个美丽女孩吗?那黛玉的诗人气质诗化形象就无从最终体现。而后期把黛玉比作“诗魂”,一切顺其自然,黛玉的诗意形象就立起来了。前有“花魂”意象,后有“诗魂”意象,珠联璧合。如少了“诗魂”,黛玉形象就缺了一块,实属遗憾。

再从黛玉作诗角度讲。黛玉作诗已用了二次“花魂”,会一用到底用三次“花魂”吗?据王文引宋淇语:“花魂”是“林黛玉个人的习惯用法”。“相反,‘冷月葬诗魂’就显得没头没脑而兀然了。”宋淇还说“花是具体名词,诗是抽象名词,冷月葬诗就很难讲得通了”。我先问一句:黛玉第一次作“花魂”会不会显得“兀然”?凡事总有个第一。黛玉不是庸才,难道会一个“花魂”一用到底?她的心态、性情、思想会一成不变吗?作诗连续三次用“花魂”,不算犯重犯忌,也是词穷,才力不逮。黛玉作“诗魂”用了“半日”时间,说明创作寻找新词的难度,如作“花魂”,何至于此?再看具体名词“花”和抽象名词“诗”之事。先看看黛玉对作诗的看法。四十八回,黛玉教香菱作诗:“……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主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段话简直就是对“冷月葬诗魂”的最好注解。“诗”“鹤”虚实不对,但这是奇句,“虚实不对都使得的”。“第一主意要紧,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诗魂”句立意高远,意境幽深,艺术效果独特,有何不可?

以上黛玉的“诗观”,自然也是作者的“诗观。”作者已用了三次“花魂”,难道还要用四次一用到底,不知求变?曹公岂不是庸常之辈?作者要完成黛玉从“花魂”(漂亮)到“诗魂”(漂亮兼诗化)的转变,非用“诗魂”不可,作者也确实用了。湘妙听到此句,惊奇惊悲惊美,正说明她们原知“花魂”句,猛的听到“诗魂”句,才大惊失色。她们知道“花魂”到“诗魂”的升华意味着什么。

以黛玉(作者)前用“花魂”来证之现在也该用“花魂”,这乃是常规常态常眼,以自己之常证作者之常,误作者之新,这从何说起?如果按“花魂”者说,那书中就存有四个“花魂”,而留不下一个“诗魂”,四比零。“诗魂”佳句就要从书中抹去,“花魂”到“诗魂”的意义就无从体现,黛玉形象的最后完美就要落空。这是作书人和读书人都不愿看到的。王文云:“当作花魂为佳”,是因为黛玉葬了二次花(其中一次和宝玉一起)。我们说,黛玉还单独作诗五次。葬花和作诗都是黛玉的重头戏,是黛玉性情的两面,不可缺一。前有二次“花魂”句,后有一次“诗魂”句,正好遥相照应。

从全书来讲,贾家从繁华到末日,从盛到衰,悲意越来越浓,人物的悲剧命运正在渐渐显现,黛玉的象征符号“花魂”就会转变到悲意更浓的“诗魂”,乃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没这种转变,黛玉的性格线命运线就模糊了,不甚清晰了。只要承认黛玉的诗意形象,那么“诗魂”就不是多余的了。

从作者角度讲,下笔“诗魂”也带有作者自喻自况含意。我们知道,从书中看,作者诗才很高,全书二百多首诗词曲赋韵文,为全书增色不少。脂批者也云:“余谓雪芹撰此书,(其)中亦为传诗之意。”所以作者下笔“诗魂”,不是没来由的,应有自喻成份。“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至死还在写书改书,到了书的后部,十年血泪作书改书的后期,作者激情长期兴奋后的间歇,心潮长期涌动后的疲惫,身心交瘁(你现在病着——湘云对黛玉语),此情此景,书内书外,作者顺笔而下“冷月葬诗魂”,乃是作者此时的心情心态心理生理写照。从作者经历来看,作者经历了十三年富贵荣华(青埂峰一别十三载),后家庭被抄衰败,全家流落京城。再以后,曹雪芹落难京城西郊小山村,“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贫困,在破屋冷月下还在创作巨著《红楼梦》。楔子:“当此时,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编述一集。……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也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前后巨大反差,怀才不遇,无才补天,而痴心创作“新奇别致”为闺阁昭传的《红楼梦》。面对清冷的月光,一种巨大的孤独和悲寂包围着自己,这是一种天才的孤独,无以言之。清冷的月光淹没浸润自己的精魂(灵魂),曹雪芹不禁仰天长叹“冷月葬诗魂”。冷月也泛指冷冷的环境。这也是作者身心交瘁时的哀叹,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但“诗魂”句却又并不显悲观绝望,是一种意境,是一种悲美孤美的表现,是当时作者此情此景的自我写照。“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和月亮和自己影子孤独作伴,曹雪芹和月亮和自己的灵魂孤独对话,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孤美悲美更胜于前者。“清冷月光浸润诗魂”是作者的独特感受,是一种奇致意境。所以作者借湘妙之口称赞此句是奇句好诗。曹公能写出这么冷悲冷美的诗句,可见作者的“诗魂”多么顽强,充满激情,并未被“冷月”屈服,所以要留一“诗魂”在书中。曹雪芹喜作诗会作诗而有诗魂,全书唯一一句“诗魂”,应有作者自喻含意,否则,无以解释作者在书中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也是一部长诗,有诗的意境、气韵。抹去“诗魂”,于心何忍?曹公有灵,何以安宁?

另,曹雪芹文朋诗友敦诚、敦敏、张宜泉也谈到雪芹“诗才”“诗笔”“诗胆”问题。敦诚《寄怀曹雪芹》诗云“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敦诚《佩刀质酒歌》诗云“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敦诚云:“曹雪芹诗未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敦诚云(芹圃)“诗追李昌谷”“狂于阮步兵”。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云“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张宜泉《怀曹芹溪》云“何当常聚会,促膝话新诗。”张宜泉《题芹溪居士》云“其人工诗善画”“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张宜泉《伤芹溪居士》云“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此三人诗文可佐证,曹雪芹“诗才”很高,“诗笔”奇绝,“诗胆”过人,堪称诗人无疑。曹雪芹在书中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及下笔“诗魂”自喻自况与他三人赞雪芹诗才对景。

再,张宜泉伤悼芹溪诗中有“冷魂”句,当是从“冷月葬诗魂”简化而来,而不会从“冷月葬花魂”简化而来。“冷月葬诗魂”正好在第七十六回,是残本八十回(有说七十八回)末段,所以“冷魂”对应“残梦”,意指曹雪芹“阳春白雪”之歌《红楼梦》未完,“诗魂”难返“梦正长”,抱憾而去。

还有最重要一点,曹雪芹诗句“白傅诗灵应喜甚”,“诗灵”“诗魂”一字之差,意思相近,说明作者心中确有“诗魂”“诗灵”之意,当是“冷月葬诗魂”无疑。

从版本上说,“诗魂”句也是说得通的。我们知道,有第七十六回的最早脂本是庚辰本(甲戌本、已卯本无此回),庚辰本是“死魂”,有人在旁点改为“诗魂”。以后诸脂本就有“花魂”“诗魂”两种版本(含程本的底本)。我以为“诗魂”是对的,那版本渊源是怎么个情况呢。以现有版本资料,笔者推测,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抄手之误。有文章谈到抄手之误问题,但我有我的看法。据林冠夫先生《已卯本庚辰本》文中言:“庚辰本也是一个过录本,几名抄手的文化水平和认真程度都较低。其中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回,抄得尤其糟糕,简直令人无法卒读。这一部分,用错误千出一语来概括它,也不算过。”还有其它文章也谈到类似的意思。既然第七十一回至八十回(正好包含第七十六回)抄录这么糟糕,估计此抄手在这一段是听抄的。是否全本听抄倒不一定,但抄手抄到书的最后几回,为了赶进度,这几回很可能是听抄。此抄手当时听到“诗魂”二字,在短时间内,此抄手闪念(水平不高):“哪有‘诗魂’之说,诗哪有魂的,诗怎么和魂联在一起,只有死和魂联在一起。”所以此抄手就顺笔抄成“死魂”。关于“死”点改为“诗”,有两种情况。一是此抄手感觉“葬死魂”不太对,当即询问又改为“诗”。还有一种情况,当时此“死魂”抄本到了某公(抄主?)手中,此公或许看过曹公原文,就将“死”点改为“诗”。以后的抄手(抄此本者)抄到此处,也有两种情况,一是“死魂”,二是“死魂”旁点改为“诗魂”。不管哪种情况,此抄手水平较高,想“葬死魂”自然不对,“葬诗魂”似乎也不好理解。而草书“死”与草书“花”形似,且前文有几处“花魂”,此抄手就以“花”讹为“死”解,改“死”为“花”,弃“诗”不顾。当然,也有按“诗魂”抄的,所以就有“花”“诗”两种版本传出。

第二,另外,除庚辰本外,也可能还有其它脂本“诗魂”版抄出。

第三,总之,将“花”看抄成“死”不太可能,水平再低也不至于此。将“死”抄改为“花”倒是很可能。那么,“死”字从何而来,只能是听抄而来,所以说,宋淇云有抄手把“花”看抄成“死”,是说不通的。而且,庚辰本上在这一段是两个“死”字,还一处是湘云说:“……好个葬死魂”。“死”旁改为“诗”。从常情来看,看抄不会把两个“花”抄成两个“死”——哪里两个“花”都象两个“死”;听抄就会把两个“诗”抄成两个“死”。另外,此段还有三个音讹。黛玉说:“……我竟要搁必了。”“必”旁改为“笔”——“笔”音讹为“必”;湘云说:“……不该作此故于清奇诡谲之语。”“故”旁该为“过”——“过”音讹为“故”;(妙玉)笑道:“好诗,好诗,故然太悲凉了.…..”“故”旁改为“果”——“果”音讹为“故”。这些也可证此段是听抄,所以音讹较多。

第四,“诗”从何而来。把“死”点改为“诗”,如果不是依据原作者原文,没谁有这等水平把“死”改为“诗”,只会按前文“花魂”改。改“死”为“诗”,一定有所本。我们大家平心而论,如果你碰到这个“死魂”句,你会改为“诗魂”吗?这要冒“诗”“鹤”虚实不对的风险,还要冒有违前句“花魂”之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想到黛玉曾作“花魂”句,而草书“死”又形似草书“花”,顺理成章都会改为“花魂”。所以说,点改为“诗”,一定有来历,有所本。我们要非常珍惜这个“诗”字,全书惟一一词“诗魂”有特别的含意。我以为,只有创作《红楼梦》的天才作家曹雪芹才能作出“冷月葬诗魂”这样的奇句。“诗”非原作者莫属。看来,此二“诗”当是听抄者自改偏大。

谈语源出处问题。王文云:“我们认为当作‘花魂’为佳,……更为重要的是,主张‘葬诗魂’者未能指明典故渊源,主张‘葬花魂’者已指明它出自叶小鸾故事,或出自北宋妓女盈盈的故事。”王文还用不少篇幅归纳了蔡义江、林冠夫先生等人谈“花魂”“诗魂”的言论,大意为:“花魂”有出处,有渊源,前人之“花魂”和曹之“花魂”情景相似,内涵相似,因此“花魂”为佳。“诗魂”无出处,无渊源,来路不明,不妥,进而否定曹作“诗魂”。而蔡先生、林先生找出前人三处“诗魂”句,说这三处“诗魂”是指作者灵感,“情景与内涵”与黛玉吟出的“冷月葬诗魂”“相去甚远”。王文云:“段诗虽有‘诗魂’二字,……是指诗的灵感,……这与曹雪芹笔下的‘冷月葬诗魂’的情景也大相迳庭。”言下之意,曹之“诗魂”句不能成立,只能是“花魂”句。也许笔者理解有误,也许王人恩先生归纳有误,读者可复按细审。

对王文的语源出处见解,恕在下浅陋,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首诗的质量好差难道和语源出处有必然联系吗?有语源出处的未必就是好诗,无语源出处的未必就不是好诗。一首诗的好差关键是要看这首诗的本身,找语源出处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此诗(对所有诗而言),别无其它。事实上,几千年来,出了很多好诗,如果都要有语源出处,那诗就没得发展了。源头是越来越小的,出处是越来越少的。作诗讲究创新出新,无数风流才子创作了很多的新词新句新诗,有的有语源出处,有的无语源出处,新词总有个第一。如果每首诗都要讲语源出处,那诗怎么发展,以有无语源出处来衡量判断一首诗的好差,此话怎讲?

一首诗有语源出处,前人的诗有前人的“情景和内涵”,后人的诗有后人的“情景和内涵”,不能以前诗和后诗“情景和内涵”是否相似相近来衡量评判后诗的质量好差,或者说,不能以此对后诗做出肯定或否定。后诗与前诗的“情景和内涵”“相去甚远”“大相迳庭”就不能出好诗吗?如何化用前人的诗句,不是小文能容纳的,也不是在下能说清的。但我知道其中一点,后人完全可以借用前人的一词化用到自己诗词中来,而可以不管前人这一词怎么怎么,“情景和内涵”和自己相似也可,不相似也可,只要化用得好,使自己的诗成为一句好诗,这就足矣。哪怕前人这一词是很平庸的词,是很平凡的词。什么叫“化腐朽为神奇”,什么叫“一字师”“一字不易”,都是此意,都是讲一字一词在诗中的至关重要性。不是在下不知天高地厚,在这里“普及”作诗常识,实在是为了应对王文。

曹雪芹的“冷月葬诗魂”,“诗魂”一词,作者也许看到前人的,也许没看到,这都不是很重要的。看到了,化用到自己诗里,成为绝佳名句,是自己的本事,跟原“诗魂”的“情景和内涵”相去甚远或甚近,是否“大相迳庭”,没什么关系。曹公如果没看到,自己创造一个“诗魂”,那也是正常的。从“花魂”到“诗魂”的演变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总之,“诗魂”句,有无语源出处也好,和前人诗“情景和内涵”相去甚远甚近也罢,关键要看“冷月葬诗魂”是否好诗佳句,和“冷月葬花魂”之比,哪句艺术效果更佳一些,哪句更合作者本意,哪句更合书中实情。[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