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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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 （山西地區商幫）

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明清晉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捐輸助餉、購置土地、高利貸資本等方面。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目錄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晉商
• 外文名 ：Shanxi merch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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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 義 ：山西商人
• 時 期 ；明清
• 代表商號 ;大盛魁、日升昌、復盛公等
• 代表人物 ：喬致庸等

主要表現

具體來說，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捐輸助餉。前已有述，這裡不再贅述。這些捐輸銀兩，主要為清政府的軍餉軍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財政，維護封建政權的作用。

二、購置土地。封建社會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張四維《條麓堂集》卷28）入清後，山西商人購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時，渾源、榆次二州縣富商大賈「且多置買田地」。（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有恆產之家將地畝賤價售賣，「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准折地畝取利」。（《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時，長治宋良弼經商洛陽，值歲飢，當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光緒《長治縣誌》卷六《列傳》）曲沃縣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陽經商獲利幾十萬銀兩，購田置地，數年內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頃。（《罪惡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是為榨取高額利息而放貸放給他人使用的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歉收，「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卷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康熙時，全國有當鋪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當鋪4695家，占全國當鋪家數的21%。高利貸資本對小生產者敲骨吸髓的剝削，使眾多的手工業者資金積累不足，無法擴大再生產。所以說，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是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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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窖藏。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明人謝肇制說：「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入清後，山西「民家多有儲蓄」。山西平陽府亢氏，「家巨富，倉廩多至數千」。清後期，山西富商窖藏多為銀兩。如山西祁縣富商渠源禎，人稱「旺財主」，資產三四百萬兩，他認為獲取高額利潤後，再投資不如窖藏保險，竟從其辦的票號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來，估計藏銀達百萬兩以上。辛亥革命後，閻錫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銀」30萬兩。

五、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如定襄縣邢大緒，服賈漠北，致富後即志在行善，「族中舊無祠堂，公偕眾建立；村西舊無文昌閣、財神閣，公偕眾修之」。（定襄《邢氏族譜》卷二）盂縣張芝，販帽致富，嘗出金建「崔府君祠……縣治西關帝廟」。盂縣張熾昌，貿易關東，「一時儕輩推為巨擘」，「平生性氣慷慨，迎輝門外關帝廟張氏所創也」。（盂陽《續修張氏族譜》）祁縣人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乾隆十二年（1747），於井陘縣捐己資，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橋14孔，車馬通行，臨終又命其孫補修，並建河神廟等等。（乾隆《祁縣誌》卷九《人物》）

六、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於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一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卷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台，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里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後家日落」。（光緒《山西通志》卷 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傭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後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一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

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着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

後金政權與晉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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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張家口為基地往返關內外，從事販貿活動，為滿族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據《清實錄》載，天命三年(1618)，時有山東、山西、河東、河西、蘇杭等處在撫順貿易者16人，努爾哈赤「皆厚給資費，書七大恨之言，付之遣還」。山西商人在關內外的貿易活動，對後金政權在物資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後金政權對於山西商人也給予禮遇和重視。山西商人對清統治者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後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極曾命滿族貴族帶領100名內地漢族商賈，攜帶貨物到歸化城貿易。清兵入關，軍費支出猛增，財政十分困難，對此，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曾建言：「山東乃糧運之道，山西乃商賈之途，急宜招撫，若二省兵民歸我版圖，則財賦有出，國用不匱矣。」因此，後金政權對山西商人多採用招撫政策。 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人在內務府，賜產張家口，受朝廷委託，往來關內外，歲輸皮幣內府。清在占領全國過程中及歷朝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大都得到過山西商人的財力資助。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漢族商人進行隨軍貿易。他們跟隨清軍，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這些「旅蒙商」絕大多數是清廷命名為「皇商」的山西商人，還有一部分是直隸(河北)等地的漢族商賈。他們為清軍的軍事行動保證了後勤之需。當然，清政府也給予了這些商人獨占其利的經商特權，使他們大獲其利。清政府與商人這種非常形式的結托關係，自然對清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制定有着相當影響。

清代晉商的發展及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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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兵入主中原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 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清代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明初晉商為明朝統治者在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3、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着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4、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晉商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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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封建化特徵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

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

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

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勳。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后、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后、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迴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着特殊關係，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借着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着特殊關係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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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覆。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係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裡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布置精緻、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着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因資料短缺，無具體數量統計。不過，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略有記載，《野議·鹽政議》稱：　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樑、樓宇，當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宋應星講得是明朝萬曆時，秦、晉及徽鹽商在廣陵（揚州）獲利情況，即鹽商資本3000萬兩，每年可獲利 900萬兩，這些利潤用在輸帑（納國家稅銀）一百萬兩，無妄費（僧、道、丐、傭、橋樑、樓宇等）三百萬兩，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這就是說，明代山西、陝西和安徽鹽商，其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強封建勢力的各項事業中。入清以後，這種狀況又遠遠超過明代。

商業形式

駝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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駝幫是晉商中以駱駝運輸為主從事貿易活動的重要商幫之一，他們主要經營的產品為茶葉。當時南來"煙酒糖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晉商經營茶葉的獨到之處，就是運銷一條龍。

晉商在福建、兩湖、安徽、浙江、江蘇一帶購買茶山，同時收購上茶葉以後就地加工成磚茶，然後經陸路、水路兩條路線運往他的各個分號。晉商的茶葉主要銷往蒙古及俄國一帶。在銷往蒙古的時候要路過殺虎口。遺址在朔州的右玉縣，當時運銷茶葉非常艱險。

船幫

船幫出現在清代中葉，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量猛增，但當時中國產銅量極低，僅靠雲南一地產的滇銅遠遠滿足不了鑄幣需求。在這種情況下，山西商人組織船幫對日貿易採辦洋銅。介休范家就是最為突出的代表。范毓賓時期，范家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被人們稱為著名的"洋銅商"。晉商在利用"駝幫"、"船幫"經商的過程中，真可謂是"船幫乘風破浪，東渡扶桑，商幫駝鈴聲聲，傳播四方。"寫下了部部艱辛的創業史，但是山西商人並沒有隻盯着洋銅和茶葉，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創舉是票號。

「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

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雷履泰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着，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

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瀋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着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着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其他山西商人也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

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商業文化

晉商大院

其實，那些顯赫一時的晉商家族當年無一不在不遺餘力的為自己也為子孫後代營建一個歸宿，但不是所有的晉商大院都能夠保存到今天，有的大院雖然依舊能夠找尋，但頹垣殘壁之間，早已難覓當年的風采，譬如祁縣的何家大院、磧口西灣陳氏民居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以來，有關部門先後修復開放了五座晉大院，雖然這些力求恢復原貌的修復工程並不能完全還原舊日景象，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遺憾，但今天的人們終於可以最直觀去感受晉商文化。這五座晉商大院分別是：祁縣喬家堡村的喬家大院、祁縣縣城的渠家大院、長治西白兔鄉中村的申家大院、靈石靜升鎮的王家大院、榆次東陽鎮車輞村的常家莊園。 晉西南丁村民居、晉東南皇城相府、晉北閻錫山故居等山西民宅各具特色，馳名中外，亦可籠統稱之為大院，然宅主不具那個時代的晉商明顯的特徵，故不贅述。

①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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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渠家大院——「晉商文化博物館」。

③曹家大院（三多堂）——「顯赫家族」。

④王家大院——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築群，人稱「三晉第一宅」。

⑤常家莊園——中國第一儒商舊居

晉商文化之山西會館

明清年間，辛勤經商的山西商人在商跡之處捐資聯合，共同建設了很多山西會館。這些山西會館中，有的叫山西會館，有的發展為山陝會館，還有的成為山陝甘會館，還有的叫秦晉會館、潞澤會館、西晉會館、全晉會館等等。幾百年過去了，這些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已經成為當地的重要文物，但是作為晉商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還遠遠沒有為世人所關注。

山西會館

走近晉商，晉商大院是一個途徑，不過那是晉商個體的家；遍布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才是晉商商業帝國的真正見證，這些山西會館才是晉商的商業奇蹟成就的根本基石。據專家考證，從1656年到1888年，晉商建在全國各地的山西會館有500餘座之多。晉商正是以這些會館為依託，拜關公、崇忠義，團結鄉人聯合發展，締造了晉商商業帝國。如今，保護相對完好的晉商會館尚存世50餘座，其中大多數已成為國家級重點保護文物。如北京陽平會館、三家店山西會館、河南開封山陝甘會館、江蘇蘇州全晉會館、山東聊城山陝會館、河南社旗山陝會館、江蘇徐州山西會館、甘肅天水山陝會館、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等等。

會館是同鄉人在異地建立的一種社會組織。有人說：中國最早的會館可上溯到明朝永樂年間。最初的會館，主要為客籍異地鄉人的聚會場所。山西人在異地建立會館，最早的始於明朝隆萬時代。

據《藤蔭雜記》卷六《東城》載：「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回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為三晉會館，且先於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此賈公為賈仁元，字西池，山西萬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戍政，克經筵官。賈氏任京官時宅第在崇文門外，曾辟宅南為三晉會館。當時的會館規模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晉籍士人聚會場所。明代實施開中法以來，晉商以「極臨邊境」地理優勢，捷足先登，漸成為明代最有勢力的商人群體。京師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晉商為活動方便而設會館於京師。

《晉冀會館碑記》記述了原初設會館之起因：「歷來服官者、貿易者、往來奔走者不知凡幾，而會館之設，顧獨缺焉。……雖向來積有公會，而祀神究無專祠，且朔望吉旦群聚類處，不可無以聯其情而冷其意也。議於布巷之東蔣家胡同，購得房院一所，悉毀而更新之，以為邑人會館」（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晉商會館創始最早年代，約明中後期。山西平遙顏料商建立的顏料會館，清乾隆六年《建修戲台罩棚碑記》稱「我行先輩，立業都門，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長，自明代以至國朝百有餘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餘年，當為明代萬曆後期天啟初年。又《臨襄館山右館財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築落成記碑》載：「吾鄉自前明，即有山右會館。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臨汾東館記》載：「臨汾為山右平陽首邑，其立館於京師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見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碑刻選編》）。可見，晉商至遲在明代中後期已在北京設立會館了。

入清以後，晉商設立的會館有了蓬勃發展，大體上前後在京師設會館有40處以上，與此同時，在國內名商埠集鎮也先後設立了晉商會館。這些會館的設立，首先與當地商業、經濟的發展與交通有着很大關係。以河南南陽賒旗鎮山陝會館為例來說，這裡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縣）興隆店，也就是一個過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圖上還無「賒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圖幅上，才標出賒旗店。也就是從清代，賒旗鎮才有所發展。原來賒旗店地處漢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趙二水環繞如帶，由鎮東北與西南流過，後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繼續南流入湖北襄陽（今襄樊），最終匯入漢水，直通漢口；而北經萬城、平頂山，可直達洛陽、開封，於是清代的賒旗店逐漸成為一個四通八達的水陸要衝，為兩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陝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雲貴驛道的中間站，於是山陝等省商人紛紛到此建房設店，流寓定居，使賒旗舟楫車馬，熱鬧非凡。糧食、棉花、食鹽、布匹、煤炭、竹木、茶葉、桐油、生漆、藥材、麯酒等各種物資匯集此鎮貿易、儲存、轉運，形成一個物資貿易中心。

當時僅從事南北貨物過往成交的過載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賒旗店，填不滿的北舞渡（位於賒旗鎮東北的一個水運碼頭）」之說，賒旗店迅速發展為「北走汴路，南船北馬，總集百貨」的繁華巨鎮。而在賒旗店最活躍、最有勢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們最早來到賒旗店從事茶葉、綢緞、刺繡、木材、食鹽、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轉運，其中茶葉為晉商經營的最大宗商品。請人衷干《茶市雜詠》載：「清初茶葉均系西客經營，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此處「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鉛山縣）運至河南賒旗店，再由此北運關外。山西茶商採買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葉後，由水陸兩路運抵漢口，由漢水至襄陽，轉唐河北上達賒旗店，再改陸路，由馬匹馱運北上過平頂山、洛陽，渡黃河，入山西，經晉城、長治、祁縣，到太原、大同，再經張家口或歸化（呼和浩特），用駱駝，穿越戈壁沙漠，運至庫倫（烏蘭巴托）、恰克圖與俄蒙商進行貿易。賒旗店正是這條「茶葉商路」上的一個重要中轉站。於是，山西商人為了適應貿易的需要，首先在賒旗店創建了晉商會館。由上可見，晉商會館在各城鎮商埠的建立，是經商活動的需要。

隨着經商活動的擴展，會館的建立又有所發展。據不完全統計，晉商除在京師設立了許多會館外，又先後在天津、山東聊城、館陶恩縣、東阿、濟南、上海、江蘇揚州、江蘇南京、江蘇蘇州、江蘇盛澤大館圩、江蘇盛澤西楊圩、江蘇鎮江、湖北漢口、湖北鍾祥、湖北當陽、湖北鄖西、湖北隨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陽、河南洛陽、河南開封、河南賒旗、廣東佛山、廣東廣州、湖南長沙、湖南湘潭、廣西南寧、青海西寧、新疆巴里坤、安徽蕪湖、安徽渦陽、吉林、瀋陽、重慶、四川成都、四川灌縣、福建福州、內蒙多倫諾爾等地設有會館，清代晉商會館幾乎遍布全國各行省、商埠。 [4] 晉商會館官網也有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