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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梅九
出生 1882年
中国山西
逝世 1961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诗人、文学家、书法家
知名作品 《罪案》
《〈石头记〉 真谛》

目录

人物简介

景梅九(1882—1961),名定成,字梅九,笔名老梅、灭奴又一人,晚号无碍居士。山西安邑城关(今属山西运城市盐湖区) 人。 家住西安三学街长安学巷。七岁入私塾, 十岁通“五经” ,13岁与其父同年入泮。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到太原,就读于晋阳书院、山西大学堂西斋。二十七年(1901),清廷令山西优选五名学子入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景名列其中。次年派赴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预科。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回国后,于宣统三年(1911)初在北京编辑出版《国风日报》。太原光复后,受山西同盟会敦请,由京返晋,参与戎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

推广世界语

景梅九1902年由清庭保送到日本留学,1906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并在西安大学堂任教员。1911年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辛亥革命后任山西军政部部长等职。1932年迁居西安,1934年在西安任教育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政协委员。是中国辛亥革命的著名人士。1902至1906年留日期间向大杉荣先生学习世界语。回国后积极支持世界语活动,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任教授,热心推荐李乐三、李瑞甫、张希涛等山西青年到该校学习。1930年在太原创建世界语学会,自任会长。1931年在运城中山中学、第二女子师范开办教授世界语 。1932年在西安自办《出路》杂志,该杂志长期宣传世界语。1935年创建西京世界语学会,该学会得到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住会常务秘书为景梅九的女婿世界语者相立三。曾通过世界语翻译但丁的《神曲》等。侄女景清萍1924年在陕北安边教授世界语。

参加反清

1897年到太原,就读于晋阳书院、山西大学堂西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山西优选五名学子入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景名列其中。次年派赴日本留学,入帝国大学预科。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部长。他办报、结社,鼓吹革命,并与井勿幕相约:“将来回国,偕同赴陕,共谋西北革命。”

他说到做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帝大预科一毕业,即与井勿幕由日本回国,到达西安,在陕西高等学堂任教。此间,他与马开臣、李异材、李桐轩、王一山等陕西志士结识,秘密聚会,组建同盟会陕西分会,推李异材为会长,由景拟定革命密约,中有“秘露死决,交接宁缺”。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陕西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景再赴日本,向同盟会总部汇报西北革命情况,并与宋教仁、景耀月等分析形势,部署下一步的革命活动。

回国后,于宣统三年(1911年)初在北京编辑出版《国风日报》。太原光复后,受山西同盟会敦请,由京返晋,参与戎机,任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部长。

反对独裁

民国成立,景改任山西稽勋局局长,并于1913年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一直坚持反袁立场。

1915年,袁世凯解散国会,曾下令缉捕景。他先回山西,因晋督阎锡山已倒向袁世凯,又潜避陕西三原,旋与李岐山、邓宝珊、续范亭会盟于白水曹世英家,组织西北护国军,和孙中山蔡锷、李烈钧等南北呼应,共图讨袁。

1916年,袁世凯伪造民意,改元称帝。景草拟《讨袁世凯檄文》,义正辞严,铁笔诛心,国人争诵,被推为"讨袁檄中第一文字"。

景因此被捕,押解北京,直至袁死,始得出狱。他不畏强权,继续以手中的笔鞭挞邪恶势力。不论张勋复辟,段祺瑞专权,皆抨击抵制,不遗余力。

1923年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坚决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后冯玉祥、胡景翼率领国民军在河南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景在胡部供职。"四一二"政变时,景避难庐山,旋回太原,策动反蒋。

1930年拒绝国民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息影家园,纂修《安邑县志》。

1934年杨虎城礼聘景来陕,创办国学社,出版《出路》杂志,并执教陕西商专,宣传抗日救国。

投身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组织决定在西安办一民间报纸,宣传党的团结抗日路线。遂由南汉宸等以同乡关系,请景任社长,恢复《国风日报》。

1938年7月,朱德总司令从太行山抗日前线回延安,8月中旬途经西安,杨明轩在莲湖公园设宴犒劳,请林伯渠、景梅九诸人作陪。景即席作《赠朱德将军》诗四首,其中写道:"百战归来意态闲,当筵说笑露欢颜。迂回周转八千里,于羽而今驻历山。"景继而和韩望尘、刘文伯等七人为延安捐赠图书五马车。毛泽东异常喜悦,称景等为"长安八大家",指示有关方面每月与之联系一次。

1947年夏,景在山西民众推戴下,率请愿团赴南京要求撤换阎锡山。当他到南京知道蒋、阎沆瀣一气之后,毅然与蒋决裂,赴上海,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首届民革中央监委。

解放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联名邀景赴京共商国是,景因病未往,后被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政协陕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还受聘担任西北历史文物研究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1年11月8日,景以70岁高龄去天水参加土改,并写有《参加天水土改纪行俚句》25首,对土改运动进行了热情歌颂。以后的十年,积极参加了陕西的革命和建设工作。

主要作品

景还是当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在文字训诂方面的造诣,使他享有"南章(太炎)北景"的盛誉;所著辛亥革命回忆录《罪案》一书,1924年由京津印书局出版后,曾风靡一时;

他的《〈石头记〉 真谛》 与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历来被推为开中国红学研究先河的专著。他精通日、英文及世界语,是中国研究世界语的先驱,并曾翻译过但丁的长诗《神曲》、托尔斯泰的剧本《救赎》和泰戈尔的小说《家庭与世界》。

戏曲研究

景梅九先生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德高望重,多才多艺,对戏剧艺术有独特的看法和卓越的见解,对晋剧、蒲剧、秦腔等戏曲贡献颇多。他对中国戏曲的功能与作用在文化范畴内应占什么位置,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现略述如下:

一、正确诠释戏曲,为戏曲错位正名。

民初曾在《新旧戏曲之我见》一文中,论及中国戏曲之功能以及传统戏曲对群众所起的劝戒作用,提出可改而不可废的正确主张。他曾与友人、新派学士王钟声对话,说道:“友人王钟声君提倡新戏,颇能文。曾到报馆和我议论新旧剧的长短,他大说旧剧的坏话,指责戏中人以唱代话,太不尽情。我以为戏者虚也!本异实际,此不足为旧戏病。”这是景梅九针对留学国外的朋友用外国话剧形式来要求中国戏曲,对王君不爱中国戏曲有说、有唱形式之特点所说的话。他针对戏曲所表现的内容与作用,更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当与友人论吾国野人,身不履义宫,目不识文字,而素行孝义节烈,往往可以撼天地而泣鬼者,乃恒过于读书知礼之士大夫。夷考其故,则或由真性之流露,或蒙社会之熏染,而最普遍之原因,则为受戏曲之教训,谚所谓'高台戏化人'者实有至理存焉,则舞榭不啻为国民之义校,优伶不啻社会之导师也。呜呼!中原之衣冠文物历史风俗、世道人心,为戏曲所维护者,极为远大,固不仅乡里野人受其赐也。”接着,他又进一步诠释戏曲的原本功能:所谓“旧剧者,国民历史教科书也。无旧剧,则无历史,无历史,则无国家”。多么高明深刻的见解!

二、身体力行,亲搞戏曲。

景梅九先生不仅为友人、高士宣扬戏曲的功用,并且在紧要关口挺身而出,为戏曲帮力、出谋、献智。他热爱家乡蒲剧,在遗著《罪案》中,记载了在运城庆祝民国成立,邀请由北京归来的名伶郭宝臣和名旦百顺演《杀院》和《三疑》的事件,为蒲州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贵史料。抗日战争期间,晋南沦陷,许多蒲剧艺人流落西安,时任《国风日报》社社长的他,看到家乡艺人的困难境况,便主动和大家商量,筹助资金,建立和加强了两个演出团体"唐风社"、"晋风社"。前者是以演出蒲剧南路戏为主,后者是以演出蒲剧西路戏为主。因此,他被大家拥戴当了剧社的社长。为使剧社有好的演出剧本,他邀请同乡中曾任过旧山西大学校长的李亮公(李为音韵学家)为演出的剧本修改台词,如阎逢春当年演出的《杀驿》、《败马》、《放饭》等戏,就是经过李修改的。

此后,景先生又相约曾毕业于陕西法政学院、当过河南某县县长且又爱好编剧的同乡王子钦,为剧社先后编排出古装戏《巧团圆》、《坠金扇》、《碧玉簪》等。为了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又编写了现代戏《卢沟桥》、《百灵庙》等,由蒲剧艺人在西安、兰州等地演出,以实现他提出的“新剧家以改造社会为自任”的誓言。

三、介绍戏曲价值,营造戏曲品位。

景梅九先生在他的《戏曲说略》中说:“戏曲之移人,其力遥在史籍说部之上,无怪乎欧美之文豪,均以剧作家显著也!吾国以戏曲为文章余事,且等而第之于小说传奇之下,所谓通人君子者多不屑为之。间有一二为之者,亦多隐其姓名,惧为世指责。晚近之致力斯道者尤少。中国戏曲所以无长足之进步者,职比故耳。戏曲无进步,则社会无改良。”又说:“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今观世之人未有不好唱歌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好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观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散,原本人性,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礼、苟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乎其决裂溃败也!”由此可以看出,景梅九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把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列在史籍之上。有人说这是由于他有高深的文化,渊博的知识所致。不错,景梅九文化底蕴丰厚,知识渊博,又是留洋学士。但前面提到景梅九的友人、新派学士王君,不也是有很高文化的留洋学生吗?他不是指责戏曲以唱代话,不符合洋戏剧的“只说不唱”(话剧),或是“只唱不说”(歌剧)又或“只舞不唱”(舞剧)吗?殊不知中国的戏剧是既歌之,亦舞之,既有说白,又有武打。这正是中国戏剧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点。解放后,我们中国的戏曲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局面。上世纪50年代,中国京剧《大闹天宫》、《三岔口》、《白蛇传》在法国巴黎演出,一下震动了法国剧坛。当时法国一位专家惊奇地说:“我原有个想法,把西方的戏曲在歌唱中再加上舞蹈,没想到中国的戏剧在几百年前就早已经这样的传演下来了,真是奇迹啊!”这些赞语不正好是对景梅九中国戏曲“有改良说,无废止说”的有力支持么?

景梅九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在文章中,把一般文人所不齿的戏曲演员看得非常珍贵。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在京演红了的好几位蒲剧演员作了很高的评价。说“郭宝臣如《史记》以黄河远上,直接龙门;二宝红如《后汉书》温文典雅,不愧作家;十三红如《三国志》清俊谨严,甚合史载”。对这些当年在京走红的梆子名家的评价是否恰当,暂不管他,只要看看他的热情,那种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把一般文人学士不屑一顾的"戏子",与文史大家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神韵相比拟,这就让人十分感动。

不仅如此,景梅九于1934年春应安邑县令之邀,负责重修《安邑县志》之时,在《乡贤录》中,还把当时安邑籍的6位蒲剧名演员的名字和表演特色一一载入志书。这6位演员是:二净黄官,大净张六簧,小生娄陈姓、有娃,老旦许登元(曾随郭宝臣进北京演出过),大丑憨毛遂(外号寺堡丑)。这也是破天荒的革命之举,过去唱戏的艺人,连祖祠家庙也不让进,何能有资格列入官办的县志呢?

总之,景梅九不仅是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在辛亥革命中有过许多贡献,而且在戏曲艺术破旧立新方面,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最后再献一首小诗,以示对景梅九老人的深切怀念:

河东历来重戏剧,士官群黎乐从俗。

景老梅九尤可贵,高识卓见贯今昔。

景老德留人间颂,明辨事非事辨明。

戏子名留县志载,自有高瞻远瞩人。

注:(一)《戏曲说略》原载《罪案》景梅九著(成书于民国10年左右)。

(二)郭宝臣、二宝红、十三红等皆为蒲籍演员。到京后皆改唱京梆子(即山陕梆子)。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