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雯为什么被同情和喜爱
品晴雯
“晴雯这个人物特别激起我们的同情和喜爱……她美丽、聪明;她的性格很明朗并带有反抗性;她和贾宝玉的亲密关系是纯洁的;而且她的夭折代表了封建社会里许多无辜者的屈死。”诗人何其芳的这段话让我共鸣良久。这些日子以来，一盏台灯，一杯清茶，一卷红楼，便是我全部的夜生活。此番重温石兄之假语村言，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重又在我的脑中清晰并愈加丰富起来，其一便是晴雯。
目录
晴雯为什么被同情和喜爱
美丽、聪明、纯洁、鲜活、率真、刚毅，这些词语用在晴雯身上似乎都不为过。在晴雯张扬的“个性”中，既有宁死不屈的“野性”、追求平等的“人性”，也有不虚伪不做作以及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之心。
她是谁呢?她不过是一个只活了十六岁的“其先之乡籍姓氏，湮沦而莫能考者久亦”的女奴;然而她又不仅仅是一个女奴。她不惮于王夫人等人的淫威，她不屑于花袭人之流的奴态;她珍视与宝玉的那种超越了传统的主奴界限的纯洁、深厚的友谊。“俏丫环抱屈夭风流”，是的，在晴雯短短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屈”字，然而，她又偏偏是桀傲不训的，她又偏偏不随遇而安，而是奋争反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或许是她的悲剧，但也正是她艺术生命的闪光点!主人们留下了袭人、麝月这些逆来顺受的贤奴惠婢们，看官们却很快把她们忘记了!晴雯，也只有晴雯，在她身上没有一丁点儿那种“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性”。王夫人说她是“心比天高”，可是，她的最高要求，也不过是想得到做人的最起码的权利罢了。然而，就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和愿望，也要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王夫人一句“自然我明儿揭你的皮”道尽了所谓“家法体统”的丑恶嘴脸。为什么会这样?理由很简单，就因为她“身为下贱”!但是，看官的眼睛是雪亮的，至少在我们的心中，晴雯有着比高贵的主子和夯夯的袭人们高尚百倍千倍的灵魂。好一个晴雯，面对精神的折磨，面对非人的待遇，她面无惧色，用她那娇而不弱的生命去抗争，虽抱屈而不屈，一句“我死也不甘心”正是这位“野性”女奴临终前的诤诤铁语。
综观晴雯一生，撕扇、倒箧、诀别可以分别代表她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她和骄主横奴以及所谓的“家法体统”——封建家族等级制度相冲突的三大回合。
先说“撕扇”一出(具体情节大家早已熟稔，此不赘述)，这是矛盾的第一次激化，然而，就是在这一出，晴雯开始反抗，她那鲜明的个性也跃然纸上。至于随后的“补裘”则令看官们在惊异的同时，又很添了一份感动与敬意。很明显，从“撕扇”到“补裘”，晴雯和宝玉的友情增长了，和袭人等人的矛盾却加深了。晴雯对不以主子自居的宝玉的感情是纯洁无邪的，但一心要当宝二爷姨娘的袭人们并不这样看，她们把她看成了心腹之患，欲除之而后快，这才有了后来的告密情节。虽然我们的晴雯聪明过人，事事赔着小心甚至于“素日不敢出头”，然而她却万万没有想到，同一屋子里的姐妹会去蓄谋暗算她。而当她终于意识到“有人暗算了她”时，一场致命的灾难已然降临到了她的头上。
再说倒箧一幕。可以说，抄检大观园的行动是贾府的主子们对家奴的一次围剿，所谓的绣春囊只不过是个导火线罢了。在这场围剿中，冲在最前面、反抗最激烈的是晴雯。她“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后来甚至于指着王善保家的脸说：“你说你是太太打发来的，我还是老太太打发来的呢!太太那边的人我也都见过，就只没看见你这个有头有脸大管事的奶奶!”倒箧一举，倒出的是她对恶奴的不屑与鄙夷。她并非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晴雯没有退缩，她以她尚能采取的方式进行了痛快淋漓的反击。
诀别一出，凄然惶然，其情也挚。读罢此处，我的眼眶不禁润湿了。这是一群有恶意的闲人和无恶意的闲人共同导演的一出杀人戏，简直残忍之至!这样一位清白无辜、之前已经“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少女竟被活活的虐杀了!然而晴宝之谊是清白的;然而我们的好晴雯至死也没有屈服。她与宝玉的永诀之语只是“只是一件……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么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这是她坦荡心胸的吐露，也是更直接更强烈地对骄主横奴们的控诉!
“黄土陇中，女儿命薄”，晴雯最终还是去了，去在十六岁的花样年华，去在“渐闻笑语寂，空剩雪霜痕”的暮求秋时节，去在封建大家族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淫威声里，去在“情不情”的宝玉那“唏嘘怅怏，泣涕彷徨”的哭祭词中……[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