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母的文化
內容簡介
◆《驚魂記》《飛越瘋人院》《沉默的羔羊》等經典影片構成了一套怎樣的美國文化體系？
◆「殺母」為何成為美國的時代精神？「殺母」是自我獨立的必經之路嗎？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之後，孫隆基再考察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與美國人的特性
這是一部深度剖析美國文化與美國人心理狀態的著作。
在美國，「殺母」成為小說、電影等大眾文化中反覆出現、不斷蔓延的經典意象，貫穿了整個20世紀。本書以這一看上去非常奇特的意象為中心，對美國的報刊、書籍、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現象的各個方面，乃至外交、教育、犯罪學等領域進行了剖析；又進一步追尋了這一意象的形成過程，分析了尼采、弗洛伊德、蘇里文、魏寧格等人對美國大眾心理的影響，並將之歸因於「偉大的美利堅制度」——異性戀羅曼史，即兩性的性愛。
在這種剖析與追尋的過程中，20世紀美國大眾的心態逐漸展現於讀者之前。
◆《驚魂記》《飛越瘋人院》《沉默的羔羊》《魔鬼聖嬰》……當你觀看這些題材迥異的好萊塢經典電影時，是否思考過它們背後其實共享同一套美國文化體系？希區柯克、波蘭斯基這些知名導演的作品序列背後又隱藏着怎樣的文化內涵，能直戳當代美國人的心理狀態？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對美國人心理造成了怎樣的影響？瓊·克勞馥、弗朗西斯·法默等好萊塢傳奇女星的人生經歷反映了美國社會怎樣的性別觀念？為什麼美國對中國人國民性格的研究反而牽扯出美國人自己的「閹媽恐懼症」？
◆本書從「殺母」這樣一個極具新意的視角審視美國的流行文化，從而探討20世紀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從美國的報刊、書籍、電影、電視等大眾文化現象，到更為深入的外交、教育、犯罪學等領域，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全方位呈現美國人的特性。
◆作者孫隆基是華語世界傑出的歷史學家，他的代表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中國早已家喻戶曉。孫先生用精彩的論述、有趣的例證與全方位的剖析，為讀者帶來一次對美國人的心理美國文化的梳理。
作者簡介
孫隆基，斯坦福大學東亞史博士，曾在美國、加拿大多所大學任教，以《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為國人所熟知，另有《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新世界史》和The Chinses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著作。
原文摘錄
美國的「個人形成」程序既然用暴力去象徵，女性在以「殺母」為出發點後，勢必走上「殺夫」之途，最後則以「殺父」為水到渠成的終局——這個步驟把男性從殺父開始的成人儀程序剛好顛倒。的確，男性的「國王必死」構思是為了繼承父權，新女性的「殺父」則是為了從根本上推翻父權社會，是與男性權力較量的棋局上最後的將軍一着。 早在50年代，社會學家戴維·賴斯曼（David Reisman，1909—2002）已指出：現代人的性開放其實是製造對性事的焦慮：「科技把女性從繁忙的家務底下解放，女性亦從科技處獲得『浪漫指南』，以百萬計的女性也像男性一般，成為性這個邊疆上的開拓者。她們即成為識貨的消費者，男人怕不能滿足女人的焦慮感亦相對地增長……」因此，60年代美國男性「殺母」高峰期之背景仍得回溯至50年代，並且也總得還原到對成長停頓之焦慮。
書評
任何一種文化發展到極端都會產生畸變。美國文化中的個人英雄主義，常常給人昂揚向上的印象，但也正是這種強調個人主體能動性的文化，衍生出了一種「弒母文化」：美國人在潛意識裡認為，母親的親密培養了子女的依賴性，是對個人獨立性的嚴重威脅，「依戀」就是「受制於人」，而個體要全面確立自己的存在，就必須與這種依賴感徹底斷裂，心理上「打倒母親」由此變成美國式人格健康成長的成人禮。
美國文化是一種極其推崇個人主義的文化，人與人之間疆界分明，子女稍稍長大，兩代人之間的關係就只是兩個成人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氛圍下，一個人最大的恐懼就是自己受到外在力量的宰制與擺布，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國看來是母親對子女慈愛的表示，在美國人看來卻是這種親密關係中隱含的危險和控制欲。一個成年後仍依賴母親的人，幾乎總是會遭到美國主流文化的貶斥，認為這是人格發育不健全或心理病態的表現。用孫隆基的話說，「在美國，人我界限不明朗或認同混淆被視為終極邪惡。」
作為美國大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電影中就充分折射出這種文化心態。孫隆基分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一系列電影中的母親形象，指出其思想意識的根源都在於這種對母親的警惕和敵視。從戀母情結轉變為殺母情結，這乍看起來很奇怪，但這正是美國文化的特點：在美國人看來，能理性控制自我的個體常常是一個男性形象，而女性經常缺乏自我、太黏纏、喜歡親密關係、甚至通過這種親密關係去控制丈夫和子女，自己人格不能獨立又影響子女的人格獨立，因而一個人要獨立自主就首先要擺脫這種影響，因為屈服於母親的非理性要求就等於個體的死亡。
因此才能理解美國電影中的一種常見邏輯：一個男人把媽媽當作依戀和效忠的對象，總不會有好事。他們靈魂已被媽媽占有，成長過程中遇到嚴重的人格發育障礙，無法再愛上「第二女性」，最終造成認同混淆和一系列悲劇。按照美國的觀點，這幾乎就是上一代對下一代人權的剝奪和侵犯，會遭到所有人的一致聲討。「讓下一代人有自己生活的權利」，早已成為一個不容挑戰的基本信念，因為人們相信處在另一人的陰影下的個體永遠得不到成長。而這種以下一代權益為中心的理念的結果，反過來就是越來越不尊重母親作為人的權益。
這種文化在潛意識裡認為：自我以外的異體都是假想敵，只不過在家庭生活中，試圖控制個人的異體通常正是父母。這種觀念一般不去反思「個體可能才是有問題的」，而急切意圖劃下自我的疆界和全面主宰自我的命運，到最後發揮到極端就是任何他人都有加害自己的潛在可能，一個人唯有全面掌控自己的生命，才能獲得安全感和獨立性。
不幸，正如孫隆基所言，在美國文化中，伸張個體個體權力、樹立終極控制的不二法門卻是暴力。許多中學大屠殺案件都表明，殺人者常常是被同學揶揄為同性戀、或被女朋友拋棄、或平時被欺侮者。這種攻擊性一旦爆發出來，就會釀成慘劇。這也是美國式人格的特點：他對環境不是順從，而是支配，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環境絕對主宰，而主動出擊者才能控制局面，這就必須把壓在自己頭上的任何勢力一概掃除。個體確立自我的結果就是個體的孤獨感。
這種觀念與東亞文化幾乎背道而馳。在日本影視中有一類「媽媽物」的文類，總是講述身為媽媽的婦女如何自我犧牲、受苦，子女卻不懂感激，最後媽媽慘死，令觀眾熱淚盈眶——華人電影中也不乏這樣的橋段。但美國電影中卻從來看不到這類母親形象，歌頌媽媽的故事絕無僅有，不但如此，美國人也不信任母愛的天性，寧可信賴專業人員，孫隆基揶揄說「『慈祥』這個造型實在超出美國文化的想象力」。這倒不是美國的母親不愛子女，而是因為在美國文化中，任何親密都被視為對個體權利的潛在侵犯，被妖魔化的母親實際上表現的是個體對自我疆界被顛覆的恐懼。
中國文化中沒有這樣緊張的母子關係，傳統的孝道甚至格外強調對母親的尊重（《紅樓夢》中的賈母就是一例），因此兒子成年後和媽媽很親近也屬「天倫之樂」，但在美國，母子太親近卻容易被聯想到亂倫。這也是兩種文化的深層差異所在，梁漱溟1923年就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指出：西方人是強調個體權利的伸張，因此每個人之間彼此界限劃得很清，「開口就是權利義務、法律關係，誰同誰都是要算帳，甚至於父子夫婦之間也都如此；這樣生活實在不合理，實在太苦」；而中國人則相反，西方是有我，中國人則是無我，父母是不顧自身地奉獻給子女，而子女孝順父母時也不計自我，擴展到兄弟、朋友等之間，都是屈己以從人，「他不分什麼人我界限，不講什麼權利義務，所謂孝弟禮讓之訓，處處尚情而無我」。可以說，西方的個人主義是「有我沒你」，而東亞文化卻是「有你沒我」。
兩相參照，更耐人尋味。中國家長經常對子女說「我都是為你好」時，確實是為他們付出很多，但這卻往往忽視了子女作為一個個體的獨立自主性和代際差異，結果，處處替對方着想換個角度看卻無異於處處試圖控制別人。按照美國文化的觀念，這都是人我界限不分造成的後果。將個人視為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的個體，是西方的獨有觀念，美國的新教文化尤其強調個人要實現獨立自主的價值觀，但走到極端便發展出一種對受人控制的病態警惕、抗拒心理，以至於不敢接受母親的慈愛，個人便只有在孤獨的情況下最能安全地實現「自主」。正如人類學家Robert Hann在《疾病與治療》一書中所言，在這種文化下，「人們把對實現個人獨立的干擾看做是病態的，但在其他地方，人們卻把實現相互依存的干擾看做是病態的。」
世上當然沒有完美的文化模式，儘管也有美國學者羨慕中國文化中親子之間相對和諧融洽的關係，但孫隆基在他另一本著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解剖起中國文化來也絲毫不留情面。他並不是為了頌揚某一種文化，而只是希望通過揭示一些被人無視、否認、壓抑的話語，來顯示和洞察那種文化深處的心理。但本書的缺憾之一也在此：作者實際上將「文化」視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社會心理，一再從心理學角度去深入挖掘，卻放棄了文化詮釋的其他視角。
作為一項研究，本書必然的一個爭議之處大概是：作者的結論完全建立在對美國電影的敘事分析上，而美國電影本身是否能足以代表美國的大眾心態？確實，這個切面顯得有點不夠充分，然而它仍然是相當有代表性的。電影是美國最流行的大眾文化形式，而美國的市場邏輯要求電影的敘事話語必須貼合大眾的心理，因為任何不符合消費者主流文化價值的作品必然遭到市場慘敗——可以想象，《法外情》、《媽媽再愛我一次》這樣含辛茹苦的慈祥媽媽形象，在美國放映的話必然票房慘澹，而在國內卻可以賺得觀眾大把眼淚。說到底，電影製作和觀眾想象之間是一種交織在一起的共謀：觀眾的想象促成了電影製作並折射在其中，而電影的敘事又迎合併加強了觀眾原有的價值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