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
生平事迹
父亲李可从为明朝武官，从汪乔年与李自成军作战，战死于河南襄城。家贫，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
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修复关中书院，聘李颙主讲，一时“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陕西巡抚阿席熙也前来听讲。不久又以“山林隐逸”举荐入朝，李颙八次上书以疾力辞，清廷屡以博学鸿儒科征召，十八年（1679年）康熙派大员看望他，等病好催促入北京，李颙卧在床上被抬到西安，最后以绝食坚拒得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西巡，召见李颙，这时颙已衰老，就派儿子李慎言去康熙那儿陈情，并致上著作《四书反身录》、《二曲集》，帝赐御书“操志高洁”褒奖之。为学主兼朱紫阳、陆象山两派，以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中最为儆切。”[1]。又与李天生、李雪木合称关中三李。
自学成才
重视实学，提倡“明体适用”。同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将“格物致知”的“物”扩充到“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力主自由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政策对立。所著有《四书反身录》《悔过自新说》《二曲集》等。
李颙幼年时代很好学，九岁那年入村塾，老师教他读启蒙课本《三字经》，当他读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句时，便向同学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说人初生时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说是‘性相同’，为什么书上却说是‘性相近’呢？”这说明他小时就爱动脑筋想问题。但在村塾刚刚学完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便因病休学。不久，他的父亲李可从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作战，战死在河南襄城。从此，李颙母子二人便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有时连一日两餐都难以维持，更无钱读书了。但李颙每当他路过学校时，听到学生书声琅琅，便怦然心动。可是因为交不起学费，无法踏进学校的门槛，回家之后，他只好对着母亲伤心地哭泣。他母亲指点他说：“无师难道就不能学吗？古人都是你的师傅！”
他遵从母教，便把《大学》、《中庸》拿来反复学习。但当他读《论语》和《孟子》时，却遇到很多生字不认识，他便找那些识字的人问：“这是一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经过刻苦努力，不到一年，李颙认识的字越来越多了，对书中所讲的道理也逐渐理解了，慢慢做到读一本书时，只要看一遍就能记得其中的大概内容。所以当他十五六岁时已经读了很多书，掌握了广博的知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奇童”。
李颙在自学时，开始是没有什么计划和系统的，见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其中既有儒家经典，也有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书籍，还有佛教和道教的书。十七岁时，他读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冯从吾的文集，受到很大启发。他觉得冯从吾的书不仅使他了解了儒家学说发展的源流，而且使他懂得只有这种学说才有益于个人身心的修养，有益于移风易俗。从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儒家经典及历史著作，并且努力掌握其中的要领。在他满二十岁的那一年，周至县令樊侯辛听说他的情况以后，便亲自到他家访问。经过一番交谈，县令对李颙的学识感到十分惊叹，为表彰他，亲自题了一块“大志希贤”的匾挂在李颙家的大门上。
李颙虽然获得了县令的赏识，但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当时，周至县和邻近的眉县有几户世代读书为官的人家里，藏书甚丰，李颙便去借阅，这样便使他的知识越来越渊博。同时，他对自己一举一动，要求也更加严格，家里虽穷得丁当响，却从不卑躬屈膝地向别人祈求什么。他的品德修养更加高尚。这样，李颙的名声便越来越大，不论远处和附近的人，提到他的时候都称“先生”。
海内名儒
李颙三十三岁（1660年）时，杭州人骆钟麟任周至县令。他久闻李颙的道德文章，所以一到任便亲临李家访问。当他亲自看到李颙的言行风采之后，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古以来最为杰出的人才，不在这里寻还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拜李颙为师，经常到李家请教。这时，东西数百里的读书人，其中甚至有比李颙年龄大的人，都纷纷找到李颙家里交纳学费，要求做他的学生。从此，便在李颙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学生。
李颙三十九岁时，母亲生病，他千方百计找医生诊治，亲侍汤药数月之久。母亲病逝后，又去河南襄城寻找他父亲的遗骨。襄城地区的读书做官的人对李颙的一片孝心十分感佩，于是替他父亲修墓、建祠。这时，原来的周至县令骆钟麟已升为江苏常州知府，他派人迎接李颙去常州讲学。当时，常州所属的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县，均在当地的孔庙大殿设立讲席，轮着迎接李颙去讲学。李颙在江苏讲学期间听讲的学生达四千人，一些阅历丰富的老人都说这是百年未见的盛况。
李颙四十七岁时，陕甘总督鄂善重新修复关中书院，多次聘请李颙去讲学。鄂善亲见李颙风采，又听了他的讲论，对他的人品和学问也是十分佩服，于是以“大儒”的名义向清朝推荐李颙去北京当官。朝廷接受了，皇帝几次下圣旨要李颙去北京当官，可是李颙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拒绝为满洲贵族效劳，所以尽管各级官吏纷纷上门催他赴京，他都以体弱有病为辞拒绝前往。尽管李颙晚年闭门不出，但他的学术声望却与日俱增。李颙七十六岁（1703年），康熙皇帝西巡到陕西，闻李颙盛名，传旨召见。李颙以年老多病辞召，只将其所著之《二曲集》和《四书反身录》进献了。两年之后，李颙便病死于家中。[2]
学术思想
李颙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思想家，他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地强调一个“实”字，注重实修。他说，所谓实修，就是要能“悔过自新”，提高自身修养的自觉性。他认为古人讲修养的道理很多，都不如“悔过自新”这四个字目的明确。他说：“悔过自新”的目的，是为了叫人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因为，现在人们的通病，就是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廉耻之心丧尽。因此他说，人们再也不能空谈了，而要注意“悔过自新”，培养羞恶之心，懂得什么叫廉耻。一个人只有具有廉耻之心，他的心才是真心，人才是真正的人，学才是真正的学。
李颙不仅十分重视实修，而且非常重视实学，实用。他说，一个人不仅要读有利于身心修养方面的书，而且要读对实际工作、对治国平天下有用的书。他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书都读通了，才能做到有德有才，德才兼备。
李颙还认为，读书不要有门户之见，即使是异学之言，只要它有益于人的身心修养，也不妨采用。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讲过的，后面的圣人却说出来了；有儒家学者没有说过的，而那些非儒家的学者却偶尔说出来了。我们不要因人废言，只要其言有益，就该接受，而不应排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他在谈到农业的耕作方法如何做到因时制宜、方法适当时，指出不仅要读中国人徐光启著的《农政全书》、徐发仁的《水利法》，而且要读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著的《泰西水法》。他主张将这些书的要点广泛地张贴在农村、交通要道，使老百姓都能看到，以便使他们懂得如何操作，从而充分发掘土地的潜力。李颙在学术上的这种看法反映了他治学的开明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李颙不仅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反对真理只能由圣人垄断，凡人不能有所发现的传统观点。他说：天地之间的道理，有前面的圣人没有发现而后面的圣人却发现了的；有贤人没有发现而普通人却发现了的，不要以为出身贫贱的人就不能发现真理。他曾举出许多出身微贱的古人和明代学人为例，说明只要肯用心钻研，不论是圣贤还是平凡人，在学问上都可以有所成就。今天看来，李颙这样提倡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真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李颙不仅主张要读有用之书，而且主张学以致用，注重实行。他曾经说：走路要脚踏实地，千万不要踩空了步子，如果一个人只知道空谈理论，而轻视实行，那就像走路踩空了步子一样，难免是要摔跤的。这种重实行不尚空谈的作风，正是李颙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墓在陕西周至县城。[3]
名人轶事
李颙，明末清初人，字中孚，号二曲，又号土室病夫，二曲镇二曲堡人，父李可从，于崇祯十五年(1642)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阵亡于河南襄城。留下李和母亲彭氏，无片瓦寸土，度日艰难。彭氏决意教李颙从学，但无力供学，屡被塾师拒绝。李9岁入塾，只读过20天书。但李发愤自学，仅靠母亲纺织缝纫和李打柴换粮，杂以糠菜，维持生活。因之，面色如菜，人称李菜。李颙在挖菜拾柴的空闲，也手不释卷。县内藏书之家，渐知李家贫力学，便任其翻阅。李随阅随还，数载之间，博览群书，写出了《二十一史纠谬》等笔记体习作，大约30岁时，认为这不是切己之学，非儒家正脉，便把这些著作烧掉了。从此，潜心于宋明理学。
康熙九年(1670)，李在母亲3年丧服期满后，去河南襄城，为父亲“招魂”。常州知府骆钟麟，派人迎请李讲学。常州的士绅名儒争相听讲。后来骆钟麟把李讲学的内容汇集起来，名为《匡时要务》。李又在武进、无锡、江阴、靖江和宜兴等地讲学，所讲内容被记录下来，整理为《两庠汇语》《锡山语要》《靖江语要》。
康熙十一年(1672)，李返回陕西。次年主讲于关中书院，又在雁塔、富平等地讲学，力主讲学自由，认为“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与清廷钳制思想的政策相对立。李所交接皆一时名士，平生最为知己的是骆钟麟。骆为浙江临安人，顺治十六年(1659)春，任周至知县，下车伊始，便到李颙草庐，竭诚造谒。骆钟麟崇敬李的学问和为人，在生活上大力资助李。次年，80余岁的关中理学家，大荔人党子澄，冒雪来周至求学于李。
是年秋天，甘肃天水人菜溪严，前来访问，结成忘年交。顺治十八年(1661)初夏，蒲城70岁的王省庵，来周至拜访他．相谈甚为投机。康熙年间，学者顾炎武两次访问他，探讨学术。李颙的学问，兼采朱熹、陆九渊两派，认为“朱之教人，循循有序，中正平实，极便初学”；“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者最为儆切”。李主张各取所长，重视实学，反对空谈，提倡明体适用。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明体适用之正业，处也有守，出也有为，生民蒙其利济，而世运宁有不泰?”并强调“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己!”
李与顾炎武反复辩论体用问题，提出“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把“格物致知”的“物”扩大到 “礼乐兵刑，赋役农屯”以至“泰西水法”等实用学问。赞同“非气无以见性”的观点，说：“言性而舍气质，则所谓性者何附；所谓性善者和从而见？”李颙在理学上的造诣，被称为 “海内大儒”；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统称为关中三李。李的著作，康熙、雍正年间均有刻本，光绪时补入《四书反身录》等篇，刻成《二曲集》46卷。其墓在二曲堡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