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浩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中文系。湖北荊州市沙市區人，著名古文字學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師從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善於考釋各種疑難古文字。主要從事古文字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科研方面，1974年至1977年，借調到北京文物出版社，先後跟孫貫文先生、史樹青先生、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等一起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在此期間，又跟朱先生和裘先生一起整理望山楚墓竹簡。
| 李家浩 | |
|---|---|
| 出生 |
1945年4月 湖北荊州市沙市區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古文字學家 |
| 知名於 | 北京大學大中文系教授 |
| 知名作品 |
《戰國時代的"冢"字，戰國貨幣考(七篇)》 《外婆的澎湖灣》 《校園的早晨》 |
1978年初，跟裘先生一起從事曾侯乙墓鐘磬銘文和竹簡整理工作。1982年，應湖北省博物館之邀，整理九店56號楚墓竹簡。目前，正跟幾位先生一起從事郭店楚墓竹簡的研究工作。在教學
方面，自在北京大學大中文系任教以來，開設的課程有「《說文解字》概論」、「戰國文字概論」、「戰國竹簡研究」和「古文字資料研讀」等。
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主要受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的影響，比較注意將字形、文義和文獻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反對任意猜測的不良作風。
目錄
個人經歷
1945年4月生。在"大躍進"的1958年，因家庭生活困難，初中只讀了半年就輟學了。此後，做過木匠、瓦匠，拉過板車，當過印染工人等。1973年，由工廠調到當時的沙市市文化館，從事文物考古工作。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師從裘錫圭先生學習古文字學。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至今。現為教授。
主要從事古文字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科研方面，1974年至1977年，借調到北京文物出版社，先後跟孫貫文先生、史樹青先生、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等一起整理銀雀山漢墓竹簡。在此期間，又跟朱先生和裘先生一起整理望山楚墓竹簡。
1978年初，跟裘先生一起從事曾侯乙墓鐘磬銘文和竹簡整理工作。1982年，應湖北省博物館之邀，整理九店56號楚墓竹簡。目前，正跟幾位先生一起從事郭店楚墓竹簡的研究工作。在教學
方面，自在北京大學大中文系任教以來，開設的課程有"《說文解字》概論"、"戰國文字概論"、"戰國竹簡研究"和"古文字資料研讀"等。
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主要受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的影響，比較注意將字形、文義和文獻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反對任意猜測的不良作風。
研究方向
教學:說文解字概論，戰國文字概論，出土戰國方術文字資料研究，古文字資料研讀
主要論文
代表論文:
1、戰國時代的"冢"字，《語言學論叢》第七輯，1981，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語言學家獎。
2、信陽楚簡"澮"字及從"類"之字，《中國語言學報》第1期。
3、戰國貨幣考(七篇)，《中國錢幣學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1992，中國錢幣學會第1屆金泉獎。
李家浩：對李零先生考釋楚國文字「娩」、「就」二...
對李零先生考釋楚國文字「娩」、「就」二字 的有關問題的幾點說明
李家浩
2000年11月，李零先生在網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參加「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的文章（以下簡稱《感想》）。據該文說明所說，是準備投寄《中國史研究》的，不知什麼原因，現在改投《古文字研究》（見本輯）。《感想》是有感而發的，知道學術界情況的人，不難看出其矛頭主要指誰。因人事關係，把邢文先生、胡平生先生和我也扯了進去。涉及到胡先生的問題，胡先生已在網上發表了聲明。有朋友要我出來也說幾句，但考慮到網上發表的東西大多是隨便說的，沒有出來說什麼的必要。現在《感想》要在學術刊物《古文字研究》上正式發表，我就不能不出來說幾句了。
《感想》有兩處涉及到我。第一處是在為楚墓竹簡「娩」字考釋所作的註裡說的：
此說可以糾正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先生在《望山楚簡》（中華書局，
1995年）89-90頁上的誤釋。最近李家浩先生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
2000年）146-147頁上提到我的這一考釋，故意隱去我的姓名和文章（我
和這位先生就在同一個研究所，他不會不知道我的真名實姓，文章發在哪
里）。他說「最近有人寫文章」考出此字，「但沒有說出理由」，「據說此人
參加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簡整理工作」，他還考出其他一些字，但也「沒有根
據」，全是「根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等等。好像上博楚簡的那些字
都不是由我釋出，由我釋出，也一定沒有根據（材料未發，我能引用嗎）。
我已向該書責編李解民先生鄭重指出，希望這位作者能節怒自愛：不管您
有多大來頭，也得有一點學術道德的起碼約束，懂得這是中外學術不恥的
隱匿行為（這位先生除了批我，從不引用我的文章，好不容易賞光，還得
稱為「有人」）。順便說一句，《九店楚簡》中的釋文是作者對其《江陵九店
東周墓》（科學出版社，1995年）所收舊釋的修訂，在這個新的版本中，他
對眾多學者已經做過的批評和修正（包括我的文章）也是故意不提。
第二處是在為古文「就」字考釋所作的註裡說的：
拙釋，見《古文字雜識（兩篇）》，收入《於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
集》，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年，270-274頁。王輝釋，見《釋※、※》，
收入《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146-149頁。案：拙文
糾正了朱德熙先生在《鄂君啟節考釋（八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
中華書局，1995年）189-202頁）里的誤釋。我寧願相信王輝先生是一時
疏忽，但《古文字研究》第22輯138-140頁上發表的李家浩《鄂君啟節銘
文中的高丘》，卻明顯是故意隱匿。在這篇文章中，他說這個字應該釋為
「就」，是裘錫圭先生從上博回來告訴他的，「後來有一位參加上博竹簡整
理的人寫文章（又是「有一位」），將此字釋為『就』，顯然是根據上博竹簡
而釋的」，好像真相不是我把上博楚簡的該字釋為「就」，然後他的老師才
看到，反而是他的老師先釋出此字，後來我才寫了文章（您不覺得這是給
您的老師丟臉嗎）。
上面所引《感想》文字和後面所引《感想》文字，都是根據網頁上的，未作任何改動，甚至包括上面第二處引文括注「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5年」之後的逗號誤作下括號。
（1）中國人的習慣，批評別人時，一般不稱對方的名字，往往用「有人」之類的字眼代替，這大概就是所謂的「為尊者諱」吧。我是中國人，我遵守了這一習慣。李零先生的確和我是「在同一個研究所」。李零先生是一位國際學者，在國際上很有影響，他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外國學者大量引用他的見解和遠道向他徵詢意見，外國機構邀請他去研究楚帛書，並且還跟外國學者一起「吃兵激凌論英雄」（見李零《再論淅川下寺楚墓——讀〈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1期47頁；《琉璃閣銅壺上的神物圖像》，《文物天地》1988年4期20頁；《古文字雜識（二則）》，《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759～760頁，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10月；《中國方術考》，自序3頁、506頁，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正因為如此，所以李零先生在上引兩條注文中充滿了教訓人的口氣。我這個沒有「出塞」的土包子，從來不敢高攀，說我和李零先生「在同一個研究所」。現在李零先生這樣一說，本人也感到榮耀。
（2）李零先生引用我在《九店楚簡》一書中所說的話，在文字上和理解上都有誤。我在該書146頁補正中是這樣說的：
最近，有人寫文章說，「 」〔從亓從子〕相當「娩」字，但沒有說出
理由。據說此人參加上海博物館戰國竹簡整理工作，近年來發表的幾篇文
章考釋楚國文字「就」、「流」等，就是根據上海博物館戰國竹簡釋出的，
而沒其根據。看來此人說「 」〔從亓從子〕相當「娩」字，也是根據上
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
這段話並不長，如果李零先生真要堂堂正正批駁我的話，可以引了全文來批，用不着摘上一句半句，再顛過來倒過去加以組合，竄改文字，歪曲文義。
（3）按照李零先生的說法，用「有人」之類的字眼指代批評的對象「是中外學術不恥的行為」，那麼隱沒研究所根據的資料反而是中外學術界讚美的行為！據我所知，就有許多學者不這麼認為，例如已故著名學者黃翔鵬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黃先生在給崔憲《曾侯乙編鐘鍾銘校釋及其律學研究》一書所寫的序（第Ⅴ頁，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年）說：
有些舊時代習氣濃厚的學人，每以個人密存資料用作「學術資本」，借
以出人頭地、一鳴驚人（甚至因此出現過毀損原始資料的情況）……這都
是至今仍存的不很光明的行為。
只信搶先得到材料的研究者，很難是願意艱苦攻關，願意像「十年磨
一劍」那樣，真正懂得學術甘苦的人。一旦材料全部公布以後，他們又會
覺得事情已經做完，再做就是炒冷飯了。
黃先生生前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所長，我想他不僅熟知中國傳統學術道德，而且也熟知國際學術道德。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舊時代習氣濃厚的學人」是如此，「有些新時代習氣濃厚的學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4）李零先生說，「材料未發，我能引用嗎？」這確實是個問題。解決的辦法恐怕只有一個，就是用李零先生自己所說的學術道德來約束自己。學術道德要求我們寫研究某個問題的文章，必須說明所根據的資料，否則的話，就不要寫文章裝模作樣研究某個問題。
（5）關於《九店楚簡》一書的問題，比較複雜，需要作一些說明。
九店56號墓竹簡是1982年1月出土的，出土時竹簡與污泥粘連在一起，為了便於清理，考古工作者把竹簡和粘連的污泥一起取出運到武漢湖北省博物館。2月初該館邀請我幫助整理。文物保護人員一邊揭簡，一邊清洗，我在旁邊一邊記錄。當時我根據記錄整理一份竹簡釋文草稿，交給湖北省博物館。大概是1992年年初，楊定愛先生請我把56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寫出，收在他編寫的《江陵九店東周墓》一書之後。中華書局的李解民先生得知這一消息，希望九店楚墓竹簡釋文與考釋在他們那裡單獨出版。跟楊定愛先生協商，《江陵九店東周墓》只收竹簡釋文，不收考釋。由於楊先生要稿較急，再加上當時我手頭有其他工作，僅把釋文草稿略加修改就交給楊先生，其中一些問題，擬等寫考釋時再考慮或在考釋中交待。大家都會看到，《江陵九店東周墓》所收56號墓竹簡釋文之前，連個凡例或說明都沒有。
釋文初稿交出之後，就開始着手對九店56號、621號兩墓的竹簡進行重新整理。在重新整理的過程中，釋文初稿中的許多問題得到糾正。1995年年底，「九店楚墓竹簡釋文與考釋」寫畢，並交給中華書局李解民先生審閱,《九店楚簡》序末所注日期可證。由於客觀原因，直到1997年9月才寫出「審讀意見」書，2000年5月才出版。我手頭保存有「審讀意見」書的複印件，開頭部分是這樣說的：
書稿對湖北江陵56號、621號兩座楚墓所出竹簡作全面整理研究，拼
綴分組，寫定釋文，進行詳細深入的考釋，具有相當高的資料價值和學術
價值，堪稱可與我局已出《望山楚簡》媲美的又一部高水平楚簡整理研究
專書。書稿雖系初稿，但編撰者認真負責，各方面工作做得比較細緻，已
接近正式發稿要求。
「審讀意見」書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例如竹簡原文不甚清楚的字和殘缺的字，釋文一般用□，然後在考釋中說明這個□是什麼字。「審讀意見」書建議在釋文把□釋出，但無法最後肯定，可在該釋文後加（？）。又建議全稿橫行文字豎行謄清。我遵照「審讀意見」書的有關意見，對《九店楚簡》一書的初稿進行修改、謄清。修改的地方，凡是採用別人的意見，都作注說明。但是別人的意見是在初稿完成之後提出的，即使初稿的意見與之相同，也不在此例。
我曾將有關考釋改寫成幾篇論文發表。如1996年1月寫的《燕國「 〔空缺之字從「水」從「舟」〕谷山金鼎瑞」補釋》，1998年12月發表在台灣《中國文字》新24期。又如1996年年初寫的《包山楚簡中的「 」〔從「竹」從「敝」〕》，討論楚簡文字中的「 」字〔「敝」字左旁〕及從「 」〔「敝」字左旁〕之字。此稿曾投給《考古》雜誌，未被採用。1997年將其改寫，名為《包山楚簡「 」字〔從「竹」從「敝」〕及其相關之字》，提交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見《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555～578頁，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10月）。在這次研討會上，李零先生提交的論文是《古文字雜識（二則）》，其中一則也是談楚簡文字中「 」字〔「敝」字左旁〕及從「 」〔「敝」字左旁〕之字。若拙文未能發表，有關九店56號墓43～44號簡「 」字〔「敝」字左旁〕的考釋，豈不是又成了對李零先生「做過的批評和修正」「故意不提」嗎？
如果我們也像李零先生一樣，只看表面現象，不顧客觀事實，也可以說李零先生的許多作品對別人的成果故意不提。我在這裡僅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李零先生的《古文字雜識（六篇）》之五《秦石鼓文和楚帛書中的澫字》。此文見1989年《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輯287～288頁。李零先生在這篇文章里，根據宋朝以來一些學者對石鼓文「澫」字即「濿」字的意見，認為楚帛書「澫」亦即「濿」字。該文初稿是沒有引宋朝以來一些學者對石鼓文「澫」即「濿」字的意見的，是後來根據我提供的信息而加進去的，李零先生在文中沒有註明「據某人提示」之類的字樣，那是因為我跟他「在同一個研究所」，用同事的意見用不着客氣。但是，楚帛書的「澫」即「濿」字，嚴一萍先生早在1967年《中國文字》第26期上的《楚繒書新考（上）》里就講過。這篇文章我很晚才看到。我在1980年《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上的一篇小文《戰國 〔從「弋」從「阝」〕布考》所引楚帛書釋文，也把「澫」括注為「濿」。嚴氏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李零先生在他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專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里都引到，可是在《秦石鼓文和楚帛書中的澫》里卻隻字未提。李零先生不提我倒還說得過去，因為我跟他「在同一個研究所」，但是嚴一萍先生既不是同事關係，又不是師生關係，不知為什麼不提。
第二個例子是李零先生的《中國方術考》。此書是1993年由人民中國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改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修訂本。修訂本對初版本中存在的問題作了一些修訂。修訂處，有的加補註說明，有的卻未加補註說明。例如修訂本284～285頁，對初版本把包山楚墓卜筮簡中釋為「尚兼 〔從「疒」從「虍」從「且」〕」等的「兼」、「 」〔從「疒」從「虍」從「且」〕，改釋為「速」、「瘥」，卻未加補註說明。其實在修訂本出版之前，已有一些學者把這兩個字釋為「速」、「瘥」。據我所知，有周鳳五：《包山楚簡文字初考》，《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361～363頁，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曾憲通：《包山卜筮簡考釋（七篇）》，《第二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422～424頁，香港中文大學，199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92頁考釋〔三五〕、94～95頁考釋〔五〇〕、104～105頁補正三，中華書局，1995年；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175頁注釋〔一五〕，文物出版社，1998年。
根據以上兩例所說的情況，能得出李零先生對眾多學者的意見「也是故意不提」嗎？像李零先生這樣嚴厲譴責別人不遵守學術道德的人，為什麼會在他的作品中存在不遵守學術道德的現象呢？我們在這裡不妄加猜測。在李零先生的作品中，既然存在許多不遵守學術道德的現象，他為什麼還要不顧客觀事實指責別人不遵守學術道德呢？我們在這裡也不妄加猜測。
（6）我曾打電話給中華書局的李解民先生詢問李零先生「鄭重指出」的內容。李解民先生說：他托我在中華書局內部買一本打七折的《九店楚簡》，順便問我該書補正中所說的「有人」指誰，我說當然是指你囉。可見李零先生所說的「鄭重指出」，不僅不鄭重，而且也跟事實不符。
在李零先生所謂的「鄭重指出」中，有一重要內容是「不管您有多大的來頭」。連三十多年前經常聽到的語言都用上了，到底是誰要「節怒自愛」，「誰也得有一點學術道德的起碼約束」，不是很清楚了嗎？
（7）我在李零先生提到的《鄂君啟節銘文中的高丘》那篇文章注①里說，1995年裘錫圭先生看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後對我說，「鄂君啟節銘文中那個當至、到講的字見於上海竹簡，據竹簡文例，是『就』字的古文」。那時上海博物館還沒有邀請李零先生去協助整理竹簡，不知李零先生為什麼要歪曲事實，認為「真相」是他先把上博竹簡的古文「就」釋出後，裘先生「才看到」？難道其目的是為了引出「您不覺得這是給您的老師丟臉嗎」這句話？裘先生一直對古文「就」的意見沒有形諸文字，跟李零先生所說剛好相反，我為老師這種遵守學術道德的高尚行為感到驕傲。只有那些不尊重老師的人，甚至踏在老師身上想出人頭地的人，才會為自己的老師丟臉而不自覺。
（8）《感想》末尾有一句話，值得注意，我把它抄寫在下面：
我希望咱們中國，能夠創造一種對所有學者一律平等，遵守學術規範，
尊重學術同行，自由而坦率的批評風氣。
在學術批評空氣不甚濃厚的今天，相信大家看到這句話後，都會和我一樣表示贊同。不過在贊同的同時，我也希望大家言行一致，不僅要用學術道德嚴格要求別人，而且更應該用學術道德嚴格要求自己，不要因為別人提出了不同意見，就憤憤不平。 在此，我建議在上引文字中，還應該加上一句：「尊重讀者。」寫學術文章，態度要嚴肅認真，切莫信口開河，大言欺人，使讀者讀後有受騙之感。只有尊重讀者的人，才能贏得包括「同行」在內的讀者的尊重。 2002年2月3日 附記： 2000年8月1日至5日，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舉辦「新世紀中國古文字學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之前，把學者提交的論文編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由中華書局於當年7月出版。但是，有少數學者的論文未來得及收入。會後，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向個別未提交論文的學者約稿，擬和一些未收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的論文編為第二十三輯出版。李零先生是被約稿人中的一個，他提交的論文是2000年11月在網上發的《參加「新出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幾點感想》。我是2001年12月得知李零先生的《感想》將要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上發表的消息的，因故遲至2002年2月3日才寫出《說明》，2月19日寄給安徽大學何琳儀先生和黃德寬先生。何先生收到稿子後來電話說：《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的第三校樣已出來，雖然如此，擔考慮到情況特殊，跟黃（德寬）校長商量，決定把你的文章補進去。我對這件事的結果感到很高興。除了要感謝安徽大學方面的朋友幫助外，更應該感謝李零先生的決定。如果李零先生不決定把《感想》在《古文字研究》上公開發表，我也不會站出來寫《說明》，交待一些有關事情。遺憾的是，今天晚上八點左右，忽然接到何先生打來的電話，說李零先生給黃校長通電話，要把他的文章撤回，問我的文章怎麼處理。我說既然李零先生把文章撤回，那麼我的文章也只好撤回。這樣一來，《說明》一時不能公開發表了。
我在《說明》開頭說過，李零先生的《感想》涉及到胡平生先生。胡先生比我先知道《感想》將要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輯上發表，曾與安徽大學方面交涉，而安徽大學方面又與李零先生交涉，李零先生只同意在涉及胡先生的文字上修改，未要求撤稿。現在《感想》的第三校樣都出來了，馬上就要見書，為什麼在我的《說明》寄給安徽大學才十多天，李零先生就要把他的大作撤回，不教訓那些不遵守學術道德的人了呢？夜深人靜，我獨自坐在燈下，對此事百思不得其解。特記其原委於此，待他日請教高明。
2002年3月9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