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浩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荆州市沙市区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朱德熙、裘锡圭先生，善于考释各种疑难古文字。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科研方面，1974年至1977年，借调到北京文物出版社，先后跟孙贯文先生、史树青先生、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等一起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在此期间，又跟朱先生和裘先生一起整理望山楚墓竹简。
| 李家浩 | |
|---|---|
| 出生 |
1945年4月 湖北荆州市沙市区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古文字学家 |
| 知名于 | 北京大学大中文系教授 |
| 知名作品 |
《战国时代的"冢"字，战国货币考(七篇)》 《外婆的澎湖湾》 《校园的早晨》 |
1978年初，跟裘先生一起从事曾侯乙墓钟磬铭文和竹简整理工作。1982年，应湖北省博物馆之邀，整理九店56号楚墓竹简。目前，正跟几位先生一起从事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工作。在教学
方面，自在北京大学大中文系任教以来，开设的课程有“《说文解字》概论”、“战国文字概论”、“战国竹简研究”和“古文字资料研读”等。
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主要受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的影响，比较注意将字形、文义和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反对任意猜测的不良作风。
目录
个人经历
1945年4月生。在"大跃进"的1958年，因家庭生活困难，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辍学了。此后，做过木匠、瓦匠，拉过板车，当过印染工人等。1973年，由工厂调到当时的沙市市文化馆，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裘锡圭先生学习古文字学。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教授。
主要从事古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科研方面，1974年至1977年，借调到北京文物出版社，先后跟孙贯文先生、史树青先生、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等一起整理银雀山汉墓竹简。在此期间，又跟朱先生和裘先生一起整理望山楚墓竹简。
1978年初，跟裘先生一起从事曾侯乙墓钟磬铭文和竹简整理工作。1982年，应湖北省博物馆之邀，整理九店56号楚墓竹简。目前，正跟几位先生一起从事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工作。在教学
方面，自在北京大学大中文系任教以来，开设的课程有"《说文解字》概论"、"战国文字概论"、"战国竹简研究"和"古文字资料研读"等。
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主要受朱德熙先生和裘锡圭先生的影响，比较注意将字形、文义和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反对任意猜测的不良作风。
研究方向
教学:说文解字概论，战国文字概论，出土战国方术文字资料研究，古文字资料研读
主要论文
代表论文:
1、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七辑，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2、信阳楚简"浍"字及从"类"之字，《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3、战国货币考(七篇)，《中国钱币学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1992，中国钱币学会第1届金泉奖。
李家浩：对李零先生考释楚国文字“娩”、“就”二...
对李零先生考释楚国文字“娩”、“就”二字 的有关问题的几点说明
李家浩
2000年11月，李零先生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的文章（以下简称《感想》）。据该文说明所说，是准备投寄《中国史研究》的，不知什么原因，现在改投《古文字研究》（见本辑）。《感想》是有感而发的，知道学术界情况的人，不难看出其矛头主要指谁。因人事关系，把邢文先生、胡平生先生和我也扯了进去。涉及到胡先生的问题，胡先生已在网上发表了声明。有朋友要我出来也说几句，但考虑到网上发表的东西大多是随便说的，没有出来说什么的必要。现在《感想》要在学术刊物《古文字研究》上正式发表，我就不能不出来说几句了。
《感想》有两处涉及到我。第一处是在为楚墓竹简“娩”字考释所作的注里说的：
此说可以纠正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先生在《望山楚简》（中华书局，
1995年）89-90页上的误释。最近李家浩先生在《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年）146-147页上提到我的这一考释，故意隐去我的姓名和文章（我
和这位先生就在同一个研究所，他不会不知道我的真名实姓，文章发在哪
里）。他说“最近有人写文章”考出此字，“但没有说出理由”，“据说此人
参加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简整理工作”，他还考出其他一些字，但也“没有根
据”，全是“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等等。好像上博楚简的那些字
都不是由我释出，由我释出，也一定没有根据（材料未发，我能引用吗）。
我已向该书责编李解民先生郑重指出，希望这位作者能节怒自爱：不管您
有多大来头，也得有一点学术道德的起码约束，懂得这是中外学术不耻的
隐匿行为（这位先生除了批我，从不引用我的文章，好不容易赏光，还得
称为“有人”）。顺便说一句，《九店楚简》中的释文是作者对其《江陵九店
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旧释的修订，在这个新的版本中，他
对众多学者已经做过的批评和修正（包括我的文章）也是故意不提。
第二处是在为古文“就”字考释所作的注里说的：
拙释，见《古文字杂识（两篇）》，收入《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
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270-274页。王辉释，见《释※、※》，
收入《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146-149页。案：拙文
纠正了朱德熙先生在《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
中华书局，1995年）189-202页）里的误释。我宁愿相信王辉先生是一时
疏忽，但《古文字研究》第22辑138-140页上发表的李家浩《鄂君启节铭
文中的高丘》，却明显是故意隐匿。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这个字应该释为
“就”，是裘锡圭先生从上博回来告诉他的，“后来有一位参加上博竹简整
理的人写文章（又是“有一位”），将此字释为‘就’，显然是根据上博竹简
而释的”，好像真相不是我把上博楚简的该字释为“就”，然后他的老师才
看到，反而是他的老师先释出此字，后来我才写了文章（您不觉得这是给
您的老师丢脸吗）。
上面所引《感想》文字和后面所引《感想》文字，都是根据网页上的，未作任何改动，甚至包括上面第二处引文括注“收入《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之后的逗号误作下括号。
（1）中国人的习惯，批评别人时，一般不称对方的名字，往往用“有人”之类的字眼代替，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为尊者讳”吧。我是中国人，我遵守了这一习惯。李零先生的确和我是“在同一个研究所”。李零先生是一位国际学者，在国际上很有影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外国学者大量引用他的见解和远道向他征询意见，外国机构邀请他去研究楚帛书，并且还跟外国学者一起“吃兵激凌论英雄”（见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1期47页；《琉璃阁铜壶上的神物图像》，《文物天地》1988年4期20页；《古文字杂识（二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759～760页，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0月；《中国方术考》，自序3页、506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正因为如此，所以李零先生在上引两条注文中充满了教训人的口气。我这个没有“出塞”的土包子，从来不敢高攀，说我和李零先生“在同一个研究所”。现在李零先生这样一说，本人也感到荣耀。
（2）李零先生引用我在《九店楚简》一书中所说的话，在文字上和理解上都有误。我在该书146页补正中是这样说的：
最近，有人写文章说，“ ”〔从亓从子〕相当“娩”字，但没有说出
理由。据说此人参加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整理工作，近年来发表的几篇文
章考释楚国文字“就”、“流”等，就是根据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释出的，
而没其根据。看来此人说“ ”〔从亓从子〕相当“娩”字，也是根据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
这段话并不长，如果李零先生真要堂堂正正批驳我的话，可以引了全文来批，用不着摘上一句半句，再颠过来倒过去加以组合，窜改文字，歪曲文义。
（3）按照李零先生的说法，用“有人”之类的字眼指代批评的对象“是中外学术不耻的行为”，那么隐没研究所根据的资料反而是中外学术界赞美的行为！据我所知，就有许多学者不这么认为，例如已故著名学者黄翔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黄先生在给崔宪《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第Ⅴ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说：
有些旧时代习气浓厚的学人，每以个人密存资料用作“学术资本”，借
以出人头地、一鸣惊人（甚至因此出现过毁损原始资料的情况）……这都
是至今仍存的不很光明的行为。
只信抢先得到材料的研究者，很难是愿意艰苦攻关，愿意像“十年磨
一剑”那样，真正懂得学术甘苦的人。一旦材料全部公布以后，他们又会
觉得事情已经做完，再做就是炒冷饭了。
黄先生生前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我想他不仅熟知中国传统学术道德，而且也熟知国际学术道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旧时代习气浓厚的学人”是如此，“有些新时代习气浓厚的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4）李零先生说，“材料未发，我能引用吗？”这确实是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恐怕只有一个，就是用李零先生自己所说的学术道德来约束自己。学术道德要求我们写研究某个问题的文章，必须说明所根据的资料，否则的话，就不要写文章装模作样研究某个问题。
（5）关于《九店楚简》一书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作一些说明。
九店56号墓竹简是1982年1月出土的，出土时竹简与污泥粘连在一起，为了便于清理，考古工作者把竹简和粘连的污泥一起取出运到武汉湖北省博物馆。2月初该馆邀请我帮助整理。文物保护人员一边揭简，一边清洗，我在旁边一边记录。当时我根据记录整理一份竹简释文草稿，交给湖北省博物馆。大概是1992年年初，杨定爱先生请我把56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写出，收在他编写的《江陵九店东周墓》一书之后。中华书局的李解民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希望九店楚墓竹简释文与考释在他们那里单独出版。跟杨定爱先生协商，《江陵九店东周墓》只收竹简释文，不收考释。由于杨先生要稿较急，再加上当时我手头有其他工作，仅把释文草稿略加修改就交给杨先生，其中一些问题，拟等写考释时再考虑或在考释中交待。大家都会看到，《江陵九店东周墓》所收56号墓竹简释文之前，连个凡例或说明都没有。
释文初稿交出之后，就开始着手对九店56号、621号两墓的竹简进行重新整理。在重新整理的过程中，释文初稿中的许多问题得到纠正。1995年年底，“九店楚墓竹简释文与考释”写毕，并交给中华书局李解民先生审阅,《九店楚简》序末所注日期可证。由于客观原因，直到1997年9月才写出“审读意见”书，2000年5月才出版。我手头保存有“审读意见”书的复印件，开头部分是这样说的：
书稿对湖北江陵56号、621号两座楚墓所出竹简作全面整理研究，拼
缀分组，写定释文，进行详细深入的考释，具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
价值，堪称可与我局已出《望山楚简》媲美的又一部高水平楚简整理研究
专书。书稿虽系初稿，但编撰者认真负责，各方面工作做得比较细致，已
接近正式发稿要求。
“审读意见”书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例如竹简原文不甚清楚的字和残缺的字，释文一般用□，然后在考释中说明这个□是什么字。“审读意见”书建议在释文把□释出，但无法最后肯定，可在该释文后加（？）。又建议全稿横行文字竖行誊清。我遵照“审读意见”书的有关意见，对《九店楚简》一书的初稿进行修改、誊清。修改的地方，凡是采用别人的意见，都作注说明。但是别人的意见是在初稿完成之后提出的，即使初稿的意见与之相同，也不在此例。
我曾将有关考释改写成几篇论文发表。如1996年1月写的《燕国“ 〔空缺之字从“水”从“舟”〕谷山金鼎瑞”补释》，1998年12月发表在台湾《中国文字》新24期。又如1996年年初写的《包山楚简中的“ ”〔从“竹”从“敝”〕》，讨论楚简文字中的“ ”字〔“敝”字左旁〕及从“ ”〔“敝”字左旁〕之字。此稿曾投给《考古》杂志，未被采用。1997年将其改写，名为《包山楚简“ ”字〔从“竹”从“敝”〕及其相关之字》，提交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见《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555～578页，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0月）。在这次研讨会上，李零先生提交的论文是《古文字杂识（二则）》，其中一则也是谈楚简文字中“ ”字〔“敝”字左旁〕及从“ ”〔“敝”字左旁〕之字。若拙文未能发表，有关九店56号墓43～44号简“ ”字〔“敝”字左旁〕的考释，岂不是又成了对李零先生“做过的批评和修正”“故意不提”吗？
如果我们也像李零先生一样，只看表面现象，不顾客观事实，也可以说李零先生的许多作品对别人的成果故意不提。我在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李零先生的《古文字杂识（六篇）》之五《秦石鼓文和楚帛书中的澫字》。此文见1989年《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287～288页。李零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宋朝以来一些学者对石鼓文“澫”字即“濿”字的意见，认为楚帛书“澫”亦即“濿”字。该文初稿是没有引宋朝以来一些学者对石鼓文“澫”即“濿”字的意见的，是后来根据我提供的信息而加进去的，李零先生在文中没有注明“据某人提示”之类的字样，那是因为我跟他“在同一个研究所”，用同事的意见用不着客气。但是，楚帛书的“澫”即“濿”字，严一萍先生早在1967年《中国文字》第26期上的《楚缯书新考（上）》里就讲过。这篇文章我很晚才看到。我在1980年《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上的一篇小文《战国 〔从“弋”从“阝”〕布考》所引楚帛书释文，也把“澫”括注为“濿”。严氏的文章和我的文章，李零先生在他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专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里都引到，可是在《秦石鼓文和楚帛书中的澫》里却只字未提。李零先生不提我倒还说得过去，因为我跟他“在同一个研究所”，但是严一萍先生既不是同事关系，又不是师生关系，不知为什么不提。
第二个例子是李零先生的《中国方术考》。此书是1993年由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改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修订本对初版本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修订。修订处，有的加补注说明，有的却未加补注说明。例如修订本284～285页，对初版本把包山楚墓卜筮简中释为“尚兼 〔从“疒”从“虍”从“且”〕”等的“兼”、“ ”〔从“疒”从“虍”从“且”〕，改释为“速”、“瘥”，却未加补注说明。其实在修订本出版之前，已有一些学者把这两个字释为“速”、“瘥”。据我所知，有周凤五：《包山楚简文字初考》，《王叔岷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361～363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3年；曾宪通：《包山卜筮简考释（七篇）》，《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422～424页，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92页考释〔三五〕、94～95页考释〔五〇〕、104～105页补正三，中华书局，1995年；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175页注释〔一五〕，文物出版社，1998年。
根据以上两例所说的情况，能得出李零先生对众多学者的意见“也是故意不提”吗？像李零先生这样严厉谴责别人不遵守学术道德的人，为什么会在他的作品中存在不遵守学术道德的现象呢？我们在这里不妄加猜测。在李零先生的作品中，既然存在许多不遵守学术道德的现象，他为什么还要不顾客观事实指责别人不遵守学术道德呢？我们在这里也不妄加猜测。
（6）我曾打电话给中华书局的李解民先生询问李零先生“郑重指出”的内容。李解民先生说：他托我在中华书局内部买一本打七折的《九店楚简》，顺便问我该书补正中所说的“有人”指谁，我说当然是指你啰。可见李零先生所说的“郑重指出”，不仅不郑重，而且也跟事实不符。
在李零先生所谓的“郑重指出”中，有一重要内容是“不管您有多大的来头”。连三十多年前经常听到的语言都用上了，到底是谁要“节怒自爱”，“谁也得有一点学术道德的起码约束”，不是很清楚了吗？
（7）我在李零先生提到的《鄂君启节铭文中的高丘》那篇文章注①里说，1995年裘锡圭先生看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后对我说，“鄂君启节铭文中那个当至、到讲的字见于上海竹简，据竹简文例，是‘就’字的古文”。那时上海博物馆还没有邀请李零先生去协助整理竹简，不知李零先生为什么要歪曲事实，认为“真相”是他先把上博竹简的古文“就”释出后，裘先生“才看到”？难道其目的是为了引出“您不觉得这是给您的老师丢脸吗”这句话？裘先生一直对古文“就”的意见没有形诸文字，跟李零先生所说刚好相反，我为老师这种遵守学术道德的高尚行为感到骄傲。只有那些不尊重老师的人，甚至踏在老师身上想出人头地的人，才会为自己的老师丢脸而不自觉。
（8）《感想》末尾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我把它抄写在下面：
我希望咱们中国，能够创造一种对所有学者一律平等，遵守学术规范，
尊重学术同行，自由而坦率的批评风气。
在学术批评空气不甚浓厚的今天，相信大家看到这句话后，都会和我一样表示赞同。不过在赞同的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言行一致，不仅要用学术道德严格要求别人，而且更应该用学术道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因为别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就愤愤不平。 在此，我建议在上引文字中，还应该加上一句：“尊重读者。”写学术文章，态度要严肃认真，切莫信口开河，大言欺人，使读者读后有受骗之感。只有尊重读者的人，才能赢得包括“同行”在内的读者的尊重。 2002年2月3日 附记： 2000年8月1日至5日，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举办“新世纪中国古文字学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之前，把学者提交的论文编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由中华书局于当年7月出版。但是，有少数学者的论文未来得及收入。会后，安徽大学古文字研究室向个别未提交论文的学者约稿，拟和一些未收入《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的论文编为第二十三辑出版。李零先生是被约稿人中的一个，他提交的论文是2000年11月在网上发的《参加“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几点感想》。我是2001年12月得知李零先生的《感想》将要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辑上发表的消息的，因故迟至2002年2月3日才写出《说明》，2月19日寄给安徽大学何琳仪先生和黄德宽先生。何先生收到稿子后来电话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辑的第三校样已出来，虽然如此，担考虑到情况特殊，跟黄（德宽）校长商量，决定把你的文章补进去。我对这件事的结果感到很高兴。除了要感谢安徽大学方面的朋友帮助外，更应该感谢李零先生的决定。如果李零先生不决定把《感想》在《古文字研究》上公开发表，我也不会站出来写《说明》，交待一些有关事情。遗憾的是，今天晚上八点左右，忽然接到何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李零先生给黄校长通电话，要把他的文章撤回，问我的文章怎么处理。我说既然李零先生把文章撤回，那么我的文章也只好撤回。这样一来，《说明》一时不能公开发表了。
我在《说明》开头说过，李零先生的《感想》涉及到胡平生先生。胡先生比我先知道《感想》将要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三辑上发表，曾与安徽大学方面交涉，而安徽大学方面又与李零先生交涉，李零先生只同意在涉及胡先生的文字上修改，未要求撤稿。现在《感想》的第三校样都出来了，马上就要见书，为什么在我的《说明》寄给安徽大学才十多天，李零先生就要把他的大作撤回，不教训那些不遵守学术道德的人了呢？夜深人静，我独自坐在灯下，对此事百思不得其解。特记其原委于此，待他日请教高明。
2002年3月9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