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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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均（Ching Chun Li，CC Li）（1912年10月27日— 2003年10月20日），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人類遺傳學的開拓者」。中國天津人。1932年考入金陵大學（1952年並於南京大學）農學院，1936年畢業後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遺傳學和生物統計學，獲博士學位。1941年回國，先後任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金陵大學農學院教授、北京大學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1951年赴美，歷任美國匹茲堡大學生物統計系教授、系主任、校座教授。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李景均被稱為「中國遺傳學之父」。代表作品有《群體遺傳學導論》。
目錄
李景均 - 早期人生
李景均於1912年10月27日生於天津大沽的一個做桐油生意的富商之家。其父曾在英國傳教士辦的學校念書，之後皈依基督教。他有四個兒子，李景均是其第三個兒子。李景均13歲時，進了也是英國傳教士辦的天津英中學院（一所高中）。
1932至1936年在美國傳教士辦的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念書，1937年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學習植物育種及遺傳，1940年獲博士學位。留美期間，李景均閱讀了著名遺傳學家杜布詹斯基（TheodosiusDobzhansky）的《遺傳及物種起源》，由此接觸到了群體遺傳學以及賴特（S.Wright）的工作，並對此深感興趣，決定以此作為研究方向。拿到博士學位後，李景均去賴特所在的芝加哥大學上了一個夏季的數學和概率論課程，並在賴特的影響下去哥倫比亞大學及北卡羅來納大學進修數學和統計學。
李景均在芝加哥認識了後來成為其妻子的美籍華人克拉拉（ClaraLem）。1941年9月，李景均與克拉拉完婚，並攜新婚妻子在聖地亞哥登上一艘準備開往上海的荷蘭郵輪，開始了蜜月之旅。
李景均 - 回國之旅
1941年的中國，
正在日寇的鐵蹄下遭受蹂躪，李景均在美國對此無疑非常清楚。而攜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妻子回國，顯然是準備回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這艘原本三周到達上海的郵輪，由於要避免遭受在太平洋水下游弋的日軍潛艇的攻擊而多次改變航向，輾轉在爪哇島補充給養之後又向上海開去。未到上海，就被轉到一艘英國船上。而這艘英國船在開往上海的途中聽說上海滿街都是日本軍人，擔心船隻被日軍扣留，就轉而往香港開去，結果輾轉51天後在12月6日抵達九龍。12月8日，李景均和妻子用完早餐後聽見了槍聲，並驚訝地發現所有的商店都關門大吉——原來當天日本偷襲了珍珠港（香港和夏威夷有一天的時差），並幾乎同時進攻香港。駐港英軍節節敗退。結果李景均和克拉拉被困在香港近兩個月。由於他只帶了旅行支票而無人願意兌現，他們兩人身無分文，十分窘迫，天天處於極度飢餓之中。57年後，李景均回憶起當時的困境時說：「如果你處於極度飢餓時，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思考，就像一具行屍走肉。」 就在這時，命運女神眷顧了李景均。他遇見了在康奈爾念書時認識的朋友。朋友給了他500元港幣及一些大米。之後，李景均又認識了一個香港地下組織的人，幫助李景均夫婦徒步繞過日軍，跋山涉水，千辛萬苦到達廣東惠陽，再從惠陽再乘船坐車抵達李景均一個哥哥所在的桂林。從九龍到桂林，花了整整38天。
1942年6月，李景均的第一個孩子Jeff出生了，但出生後沒幾個小時，克拉拉就抱着嬰兒為躲避日軍的空襲而躲進了山洞。當時李景均的父親在重慶，由於戰時交通不便，李景均就在廣西柳州郊外沙塘的廣西大學農學院任職。在這裡，李景均認識了兩位分別對中國及世界遺傳學都有影響的同道：劉祖洞和徐道覺。劉祖洞先生後來去美國密歇根大學學習動物學，1952年取得博士學位後翌年回國，在復旦任職，專長人類遺傳學和醫學遺傳學。劉祖洞教授編寫的《遺傳學》教材是國內遺傳學教材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教科書。劉先生在1956年青島會議上旗幟鮮明，思路清晰，言辭犀利，令人印象深刻。若不是歷場政治運動的耽誤，劉先生必有驕人的學術貢獻。劉祖洞先生於1998年辭世。
徐道覺先生那時與李景均很熟。徐「好學不倦。他全身上下至少有8個口袋，上身有4個，褲子又有4個。每一個口袋都裝有昆蟲或其食物（在玻璃瓶子裡）。」李景均稱其為「會走路的實驗室」。李景均當時斷言：徐將來必成大器。果然，徐在1951年美國得克薩斯大學獲博士後，在博士後研究中創造性地把組織培養技術和低滲處理用於研究染色體，為創建遺傳學的一門新分支——細胞遺傳學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令人扼腕的是，儘管當時人體細胞的染色體數目被錯誤地認為是48，且徐先生髮現的技術為觀測人體細胞的染色體提供了有力手段，但他還是與改正人染色體數目的機會失之交臂。令人欣慰的是，他此後又作出了許多出類拔萃的工作。由於其傑出貢獻，他於1973年當選為美國細胞生物學會主席，2003年故世。
1943年夏，李景均想去重慶看望其父，然後去成都赴遷至成都的母校南京金陵大學任教。但在去重慶的路上，李景均的小孩患痢疾，結果李景均一家趕緊坐火車回柳州看醫生。不幸的是，Jeff在火車上死在李景均的懷抱中。Jeff不幸夭折，李景均夫婦倆的悲痛可想而知。之後，李景均在1948年及1955年再版的《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的扉頁上都寫明，書是紀念Jeff的[6].
李景均 - 北平期間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李景均一家隨校舉家遷往南京。同年，其金陵大學的導師出任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他邀請李景均出任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學系主任兼農業試驗場場長，李景均欣然前往。此時李景均才34歲，為北京大學當時最年輕的一位系主任。
1948年，李景均的英文版《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是李景均在1946年至1948年撰寫的。該書的完成，用李景均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半來自自己的腦子，一半基於在成都時抄寫的文章」。該書出版後的第二年，李景均在美國的弟弟自費翻印了500本，在美國出版。
1949年9月，北大、清華、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併，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在校務委員會主任樂天宇（行校長職，兼黨總支書記）主持下，學校效法蘇聯李森科1948年「消滅」摩爾根學派的做法，停止李景均主講的《遺傳學》、《田間設計》和《生物統計》三門課程，並將李景均的《遺傳學》換成李森科學派的「新遺傳學」。樂天宇認為，這些課程是「資產階級的」、「為馬爾薩斯人口論服務的」、「唯心的」、「反動的」、「偽科學」，「偶然性是科學的敵人！」李景均從此無課可上，被晾在了一邊。
儘管樂天宇僅僅是校務委員會主任而無任何行政頭銜，但憑藉其老革命的資歷及執政黨的地位，樂天宇的話遠較當時北京農業大學校長的話有分量。不久，李景均間接地接到一個要他辭去系主任的消息，他第二天就辭去了系主任的職務。樂天宇及其隨從曾試圖在李景均手下招募一些能批判李景均的人，但均未成功。
隨着對摩爾根學派的詆毀攻擊甚囂塵上，對個人的批判打擊也逐漸增多。一個李森科的追隨者發現，除了摩爾根，還有一位叫「Melanogaste博士」的「反動遺傳學家」！(作者注:Melanogaste為黑腹果蠅的學名).
當時對李景均的一個指責是，李景均是在反動教育系統下培養出來的人，從未接觸過「進步」思想，所以不懂李森科學派的新概念。為了證明這個指責是毫無根據的，從1949年7月開始，李景均與陳延熙副教授合作，把李森科的代表作《遺傳及其變異》，根據杜布詹斯基的英譯本翻成中文出版。與陳延熙副教授的合作，一方面是因為李景均與陳交情較深，且陳的中文更為流暢，另一方面也因為陳與官方關係良好，翻譯完後出版的機會更大一些。事實上，樂氏在得知李景均在翻譯李森科的書時就極力阻擾，並散布謠言說，李景均的譯本是根據另一個「反革命遺傳學家」（指杜布詹斯基）的英譯本翻譯的，只能歪曲李森科的學說。幸運的是，經胡喬木審閱後，這本譯着很快出版了，且出版後僅幾周就售出了幾千本之多。
李景均為該譯着寫了一篇意味深長的《譯序》。他寫道：「農學博士、列寧全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李森科院士的轟動世界的遺傳理論究竟是什麼，是大家急於了解的。本書便是他的一本基本着述。在這本書里，誠如齊門乃夫所說，他闡發了米丘林遺傳學的理論基礎。」「這本書是一本理論着作，必得仔細研讀體會，才能了解其理論的真諦。」整個序言不失客觀尊重，亦無嬌枉做作粉飾獻媚之嫌。
這本出版於1950年1月的譯着和這篇《譯序》，充分表明李景均對於米丘林學說及李森科學派並非他人所說的那樣是一竅不通。
隨着《遺傳及其變異》譯着的出版，李景均對米丘林學說及李森科學派一竅不通的謊言不攻自破。樂天宇之流就又換了一種伎倆。他們又散布謠言說，李景均曾罵蘇聯為「赤色帝國主義」。在當時，官方的政策是向蘇聯「一邊倒」，任何批評蘇聯的言論都可視為間接批評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因此，這種對蘇聯的稱呼不啻為一種反黨反社會主義、可置人於死地的言論，還有人說，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華人，好幾次去美國大使館（當時尚未撤走），「不知道他們搞什麼鬼」。這些謠言和言論，無非是想把李景均描繪成親美反蘇的「反動分子」。其無中生有，指鹿為馬的伎倆，令人扼腕。
李景均 - 離國出走
新中國成立前夕，
李景均曾於1949年1月向北京市首任市長葉劍英表達了要為新中國科教事業貢獻力量的熱忱心愿。然而，在樂氏等人日益變本加厲的迫害下，李景均認為，「把一個純學術問題扣上政治帽子，變成人身攻擊，誣衊為敵人，不能容忍」。所以，「即使有極大的耐心，我的同事們和我也不可能在中國把遺傳學從滅亡中拯救出來。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聲明忠於李森科學說，否則只有離開。」他感覺自己「一腔熱情，報國無門」，「所學無用，逼上梁山」。斟酌再三，李景均決定離國出走。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離國出走極有可能被認為是叛國，所以風險極大。1950年2月寒假，李景均在上海的母親病重。李景均認為時機已到，遂將幾個月里思考再三的出走計劃向克拉拉和盤托出。為減少風險，夫婦倆決定將出走之事做得隱蔽一些，甚至把家裡的米缸加滿了米，使人看起來他們還準備回來。
1950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李景均夫婦一直沒有入睡。午夜之後，李景均悄悄敲響了鄰居林傳光教授的門。林教授開門一看，李景均正神情沮喪地站在那裡。稍後才明白這很可能是最後的告別，李景均即將挈婦攜雛遠渡重洋。林教授一時目瞪口呆，竟不知說什麼好。等到李景均告辭回去了，林教授這才完全醒悟過來，趕忙穿好衣服，趕到李景均家，勸告李景均萬萬不可出此下策。否則萬一被捕，那時就後悔莫及了。但李景均去意已決，不願臣服於樂天宇而苟且偷生。不論林教授如何懇求，他也不改初衷。
第二天一早，李景均一家由北京農業大學宿舍去前門火車站。臨走之前，李景均特意給校委會主任樂天宇和副主任俞大紱留下一封信，信中稱「身體欠佳，請假數月，請勿發薪」。到達火車站時，俞大紱率陳延熙、王煥如、陳道等副教授冒着春寒送行，「揮淚拜別」。儘管李景均表示一旦其母病好出院就回來，但大家心裡都有些數，只是裝着不知道。彼此握手道別，共事多年的好友從此永隔天涯。
在上海呆了兩天後，李景均一家坐火車去廣州。1950年3月12日，李景均懷裡抱着4歲的女兒和克拉拉走過了通往香港的羅湖橋。在橋的另一端，李景均的二哥正等着他們。他將李景均一家安置在他自家在九龍的公寓裡，李景均在那裡住了14個月。
李景均在當時為什麼會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拋棄所有家產而離開中國呢？須知那是在1950年，新中國剛剛成立，三反五反，反右遠遠還沒有開始。知識分子由於學術見解不同而受到迫害在新中國還是聞所未聞的事。除非萬不得已，一般人不會傾家蕩產離家出走。
所有關於李景均的傳記/回憶錄對此大多語焉不詳，而李景均本人在1998年匹茲堡大學校刊記者所作的一次談訪中也僅僅說：「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是似是而非模稜兩可（double-talk）。對張三，你說這，對李四，你說那。其次，你不要對任何人說再見」
事實上，在當局得知李景均離滬幾天之後，李景均在北京的家裡就來了幾位不速之客。他們將家裡搜查了一遍，但也沒搜出任何可疑之處，結果就派人在李景均家駐守了幾天。
傾家蕩產、毅然決然地離家出走已經是不可思議，李景均為何在出走之前又要施放煙幕彈來麻痹迷惑一些人呢？或許李景均認識到，如果樂天宇之流能用造謠誣衊的卑鄙手段來迫害李景均，那麼出走可能給樂氏等人授以實據，他們可能會用更卑劣險惡的手段來加害於他。37年後，李景均在瓦維諾夫誕辰100周年之際，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發表在《遺傳雜誌》（TheJournalofHeredity）上[7].在同期期刊里，李景均還發表了一篇書評[8]，評論了一本書名為「李森科主義在中國」但其實是1956年青島遺傳學會議紀要的英譯本及注釋的書。令人回味的是，這篇紀念瓦維諾夫的短文提到了有關瓦維諾夫被捕主要原因的傳言。文章雖短，但仍然感覺到李景均對瓦維諾夫在事業巔峰之時鋃鐺入獄、最終成囚中餓鬼的悲慘命運的惋惜。
李景均 - 香港逗留
李景均抵港不久就接到了國立台灣大學校長的教授聘書，歡迎他去台大任教。隨聘書還附有校長的信，言明李景均到台大後倘若覺得不合意，校方將隨時提供方便幫助他去美國。但李景均婉言謝絕了台大的邀請。
李景均到香港後寫信給在美國的朋友，告知摩爾根遺傳學在中國大陸的困境，並求助謀職，「如果我有可能在你熟知的任何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我將樂於為其效勞」。這位朋友將信轉給了《遺傳雜誌》（穆勒當時為該期刊的編委之一），該期刊在1950年6月刊登了這封信（顯然是徵得李景均同意之後），並冠以「遺傳學在中國死亡」的標題。
李景均的這封信引起了美國著名遺傳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穆勒（HermannJ.Muller，1890－1967）的注意。穆勒利用自己的地位及關係，安排克洛（JamesCrow）對李景均的書（當時已由李景均在美國的弟弟在美自費翻印出版）寫了一篇書評，在《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發表。恰巧這時美國前任衛生部長派倫（ThomasParran）博士剛剛走馬上任匹茲堡大學新組建的公共衛生研究院，欲聘一位人類遺傳學家，遂寫信給穆勒，希望能介紹一個人。穆勒隨即推薦了李景均，並解釋說李景均現在香港，來匹茲堡大學可能需要一些時日。考慮到推薦人是位諾貝爾獎得主，派倫表示願意等待。隨後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生物統計系的系主任寫信給李景均，聘李景均為生物統計初級研究員。
然而，此時在香港的李景均既無任何護照，也無任何可證明其國籍的證件，所以不能得到美領館的簽證。作為美國遺傳學會援助海外遺傳學家委員會、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及國際援救委員會的一員，穆勒和美國其他一些遺傳學家和美國國務院及美國駐香港總領館的官員就李景均的簽證進行了大量通信。穆勒意識到問題是在駐香港總領館，於是他給總領館官員寫了這樣的一封介紹信：
美國遺傳學家們普遍認為，李博士所着的《群體遺傳學》一書是一部最好的英文着作。該書非常有助於培養在這一重要而難懂的領域裡工作的年青科學家。此外，穆勒還為李景均一家遞交了經濟擔保書。
到最後，由於沒有「身份證明」，簽證還是不能發出。1951年3月，穆勒在印度開完一個會議準備回美國之前，決定在香港停一下，希望看一下李景均是否還需要什麼幫助。到達香港後，李景均一家邀請穆勒及領館的一位官員共進晚餐。大半個下午及晚餐幾乎都圍繞着李景均展開，但該官員最後提出，李景均沒有任何「身份證明」。此時，穆勒馬上說：「這就奇怪了。在這間房間裡，每個人，包括你自己，都知道誰是李博士，他就在這裡。你還要其他什麼身份證明？」這位官員就對李景均說：「你明天上午到我辦公室來。」不久，簽證就出來了。1951年5月，李景均一家離開香港到達美國。1951年9月，李景均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李景均夫婦倆給他取名史蒂夫？穆勒？李，以紀念穆勒。
李景均 - 學術貢獻
李景均的《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及其重要學術貢獻
李景均一生中寫了10本書，其中包括2本譯着。但是，他在1948年撰寫的處女作《群體遺傳學導論》（英文版，由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卻是對其命運起決定作用的一本書。這本書是李景均在1946年底至1948年初，以其在廣西大學、金陵大學和北京大學的講稿為基礎的，但事實上為此書的準備從1944年就開始了。由於當時不具備任何科研條件，不可能做科研，李景均就在搬遷到成都的金陵大學圖書館內系統地閱讀館藏的群體遺傳學文獻，常常將文獻抄寫在紙上。所以在撰寫《群體遺傳學導論》時，其內容已經是「一半在腦子裡，一半在成都時抄寫的文獻里」。
群體遺傳學家克洛在一篇書評里對此書褒獎有加，也指出了一些疵瑕。克洛評論說：「隨着動植物育種學生以及人類遺傳工作者對群體遺傳學的興趣逐漸增長，這方面的入門教程非常緊缺。李教授這本極好的書滿足了這方面的需要，同時由於內容足夠詳細，亦可作為一本參考資料。該書第一次以書的形式搜集了費希爾（R.A.Fisher）、霍爾丹（J.B.S.Haldane）、賴特（S.Wright）等學者多得令人驚訝的大量工作，且均以清晰簡單的方法來闡述。」。
誠如克洛指出的，該書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方法介紹了費希爾、霍爾丹和賴特的工作。克洛還說，這三位群體遺傳學巨匠通常多用高深的數學來表述他們的問題及結果，這對許許多多學生物、醫學、動植物育種出身的人來說很不容易理解，所以在若干年裡，費希爾，霍爾丹和賴特三位巨匠的成就「在不小的程度上要歸功於其（李景均）將他們的成果變得更好理解。」
這本書的取材編排也是獨具匠心。從歷史淵源來說，群體遺傳學和人類遺傳學的發展幾乎是相互平行的。而李景均的這本書一開始就介紹了人類遺傳學中常常用到的分離分析方法，然後才闡述了群體遺傳的各個方面，其中穿插了人類遺傳學中的不少實際問題。此外，每一章節還附有練習題，對自我測驗和進一步的理解不無幫助。
從時間上來說，《群體遺傳學導論》出版的時機是極佳的。該書出版之時已有幾本群體遺傳學及數量遺傳學的書，但它們均未涉及人類遺傳學，所以該書可以說是填補了一個真空。而人類遺傳學在1948年正處於起飛的前夜。《美國人類遺傳學》期刊在1949年9月創刊。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共同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徐道覺在1953年發現了低滲透的溶液。1956年人類染色體的正確數目由華人蔣有興（JoeHinTjio）和列萬（A.Levan）給出。全世界第一個人類遺傳學系是1956年由尼爾（JamesNeel）在密歇根大學創建的。1959年，勒約納（JeromeLejeune）發現先天愚型唐氏綜合症是由21三體造成的。由此，遺傳學的一個新分支——醫學細胞遺傳學誕生了。
1955年，李景均對《群體遺傳學導論》進行了一些修改，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斯皮思評價說：「該書對這一領域發揮的決定性影響達20年之久。全世界整整一代遺傳學家都得益於該書。事實上，要不是因為這本書，由費希爾、霍爾丹和賴特等偉人創立的基本原理在1970年前還只能為極少數人所理解。」21年後的1976年，李景均又出版了《群體遺傳學基本教程》，一般認為這是北京版的增訂版。
70年代後，由於基因重組技術的發明，人類遺傳學研究更是突飛猛進。到了80年代後期，DNA多態性標記逐漸為基因定位等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分子遺傳學的飛速發展，也刺激了群體遺傳學的發展。在群體遺傳學領域，60年代末70年代初木村資生（MotooKimura）提出的中性分子進化論，70年代尤文斯（WarranEwens）提出的抽樣理論，以及金曼（J.F.C.Kingman）的溯祖理論（coalescenttheory）大多運用了高深的概率論和隨機過程方法，沒有經過嚴格的數理統計科班訓練的人都很難理解，遑論作研究了。
此外，計算機及個人計算機的出現和普及，也為快速計算提供了可能。簡單分離分析也隨之為複雜分離分析所取代。到了90年代，人類遺傳學研究又轉向了利用家族系譜來進行人類疾病的基因定位。
儘管《群體遺傳學導論》中介紹的一些基本概念及原理至今仍然有用，但它的用處已經逐漸讓位於一些內容更為現代的專業書籍。和其他發展迅速的學科一樣，再好的書也只能是各領風騷幾年或十幾年。但不管怎樣，《群體遺傳學導論》是一部首次向中國學術界介紹群體遺傳學的論着，一經面世就被學術界公認為名着，它對人類群體遺傳學的普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李景均的其他學術貢獻
李景均對科學的貢獻
遠遠不止《群體遺傳學導論》一書。除了對群體遺傳學的貢獻，李景均對遺傳流行病的早期發展也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創造了一種稱為「不計獨子女方法」（methodofdiscardingthesingleton）或簡稱「單法」（thesinglesmethod）的分離分析方法，簡單而實用。在計算機普及之前，它是遺傳流行病學研究中對疾病遺傳傳播規律進行分析的非常有用的方法。
在統計學方面，他也做出了驕人的貢獻。1964年，他的《試驗統計學導論》一書出版。這本書深入淺出地介紹了實驗的統計設計原理及其方法，受到讀者歡迎。1975年，他的《通徑分析入門》第一次系統論述了通徑分析的原理、方法和應用。此書在遺傳流行病學研究領域曾十分風行，只是隨着個人計算機及統計軟件的普及，通徑分析才逐步讓位於結構方程模型。1982年，李景均又出版了《不平衡數據的分析》，推動了統計方法的發展。
或許李景均迄今為止影響最長久的一份學術精神遺產是他在50年代中期提出的臨床試驗的隨機/雙盲兩個原則(作者注:在比較新藥B和舊藥A時，隨機指參加試驗的病人被分到A組（服用A藥）或B組（服用B藥）的機會均等。雙盲指病人分組前後，病人及觀察病人的醫生均不知病人在哪組)。50年代中期，美國25家退伍軍人醫院組成了一個評價癌症藥物療效團體，李景均被任命為該團體的生物統計學家。那時大規模的臨床試驗很少，也常常沒有生物統計學家的幫助。當李景均提出要隨機化分配病人，並遵循雙盲原則時，遭到一些醫生的強烈反對。李景均堅持己見，毫不讓步。幸運的是，當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負責人在理解了這兩個原則的原理之後，支持了李景均，並威脅說，如果不採用李景均的方法，他們將不提供資助。現在，這兩個原則已被普遍接受。隨機雙盲，尤其是隨機，再加上對照，是當今臨床試驗的基本原則，對客觀評價治療結果提供了方法學上的保證。在西方國家，新藥的審批極其嚴格。製藥公司在申請新藥生產出售許可證時，必須向國家藥物管理機構證明其所開發的新藥（或新的治療方法）確實有效。而其有效性的證明，必須有可靠的臨床試驗數據。一個成功的臨床試驗必須遵循隨機、對照的原則，且在可能的情況下保持雙盲。未能遵循這些原則的臨床試驗的可靠性就會大打折扣。
李景均還有着令人驚嘆的遠見卓識和堅持真理的勇氣。由於他在人類群體遺傳學的學術成就，1976年李景均受聘於美國國會控制杭廷頓病專家委員會。杭廷頓病是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呈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發病較晚，幾乎所有病人均為雜合子。在70年代，由於尚未找到致病基因，等到出現症狀並明確診斷後，絕大多數病人已有了孩子。這樣，又有一半的人可能將致病基因傳到了下一代。所以，如果有一個基因檢測方法能檢測出雜合子，對病人及其家屬以及社會都是一個福音。
1977年，作為委員會的一員，李景均提出：目前最迫切且實用的需要就是研究開發出一種有效的基因檢測方法，檢測出雜合子。這個檢測方法，伴之以有效的遺傳諮詢，從理論上來說可以將該病在一代內消除，使得該病的發病率降低到與新的基因突變幾率相當的程度。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建議也是完全正確和切實可行的。不幸的是，該委員會執行秘書的見解與此大相徑庭。專家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強調了臨床及社會學需要，諸如尋找治癒杭廷頓病的方法，以及對病人給與經濟上的支持以及對病人的服務。李景均認為這與其提議沒有任何衝突。而事實上，在當時尚未找到致病基因且對致病機理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提出要尋找治癒杭廷頓病的方法，完全是不切實際的、近乎天方夜譚式的幻想。而且，最終報告還不無嘲諷地說：「遺傳諮詢並非治療杭廷頓病的靈丹妙藥……即使是強有力的優生學諮詢也不能清除該病……新的基因突變產生新的病人。只有那些令人不能接受的諸如脅迫、強制普查、絕育等措施或許能夠保證降低該病發病率……而即使該病的發病率降低了，那些病人的病情也不會有絲毫減少。」
李景均對此撰寫了少數觀點報告，抨擊說，「這是我整個職業生涯中所聽到的最為荒謬的論點」，其有關遺傳諮詢實踐的描述完全是虛構的。通過撰寫少數觀點報告，李景均旗幟鮮明地扞衛了自己的觀點。
16年後，杭廷頓病的致病基因在1993年被成功克隆。研究表明，該基因位於第四號染色體短臂。當該基因中的核苷酸CAG三體的重複片斷超過一定長度之後，就會導致杭廷頓病。而CAG三體重複片斷的長度具有一定的遺傳性。這些發現使得杭廷頓病發病前的基因檢測成為可能。李景均在1977年的建議應當說是極有遠見的。
由於李景均對於人類遺傳學的貢獻，1998年李景均榮獲美國人類遺傳學會頒發的傑出教育獎。李景均於2003年10月20日逝於家中，享年91歲。[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