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光

李重光，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中国视唱练耳乐理学会副会长。多年来在教学之外，经常应邀到电台、电视台、音乐院校、社会团体举办专题讲座，根据社会各方面的要求与需要，先后发表歌曲、器乐曲140余首，文章百余篇等。

李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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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29年 山东省栖霞县寨里镇
国籍	中国
教育程度	天津中央音乐学院
职业	音乐家、教授

四十多年来，在教学之外，经常应邀到电台、电视台、音乐院校、社会团体举办专题讲座，录音、录像、灌制唱片，根据社会各方面的要求与需要，先后发表歌曲、器乐曲140余首，文章百余篇；出版教材和理论著作16册。

个人经历

自幼好学

1929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李重光出生于山东省栖霞县寨里镇北洛汤村一个农民的家里。

“我的父亲兄弟四个，除大伯家有一个男孩外，其余都是女的。我的三伯家连个女孩也没有。我有两个姐姐，二姐的小名就叫领弟，希望能领个弟弟来，我就是这样被“领”来了。全家高兴得不得了。我也就成了全家的宝贝。真正的宝贝。

爸爸妈妈怕我养不大，就在村里找了一个最穷的、孩子最多的人家认了干妈，干妈送我一个讨饭篮子，一根打狗棍，这可就是我一生总想去讨饭的一个原因吧。我干哥哥会画鹰，画出的像真的一样，这对我喜欢画画恐怕有关系。”

“我家里没有什么音乐环境，父亲会拉点京胡，会唱几句京剧，姐姐们会唱《苏武牧羊》，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的唯一歌曲。小学一二年级也没上过音乐课。三四年级会唱几句《义勇军进行曲》。亲眼见过日本鬼子的飞机扔下炸弹，也见过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汽车，子弹就在头上飞，从小就恨日本人。六年级时会唱贺绿汀的《四季歌》。也听过戏匣子放出的京剧。13岁那年，八路军在村里宣传抗日，孩子们聚在一起，就唱歌，于是我对歌曲发生的兴趣，还把歌曲抄在小本上，自己也试着作过曲，现在想来实在可笑。”

作为独生子，李重光在家里的特殊地位集中体现在父亲对他早期教育的极端重视——6岁进小学，9岁被送到大姑姑家去上学，11岁离乡上学，并开始学英语，这在当时农村实属罕见。至今，他还铭记着启蒙老师的那句话：学汉语让人睁开了一只眼，学习外语让人睁开了另一只眼。

幼年时期的辗转求学培养了天资聪慧的李重光坚韧的品格、强烈的文化上进心和顽强的自学能力。

13岁时，他面临了一次选择——“八路军县大队队长与我的父亲是好朋友，极力劝我父亲让我去延安学习，我父亲不放心，最后还是送我去青岛我舅父家。到青岛后，上了半年小学，我不愿意寄人篱下，提出要去做生意，自力更生，结果我就去一个棉布做学徒，学做生意。站柜台，送货、跑腿……一直干了3年，成了账房先生。”

“在这三年里，我学会了吹口琴，出去办事，路上就会瞎吹一气。当时对《风流寡妇》很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她是寡妇，又很风流。”

向往音乐

在青岛舅父家寄读时，表妹的钢琴激发了李重光对音乐的无限向往。然而当时每小时1美元的钢琴课学费，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日后，音乐成为他人生的终极梦想，自学也成为他走上音乐之路的惯常途径。

1945年抗战胜利，李重光感到做商人没出息，转而求学。插班到市立男中初二年级，经过两年的努力，初中毕业，免试升入高中。半年后因舅父家中经济有困难，再次辍学。

“两年半的中学生活里，我对音乐、美术、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冰心、臧克家、艾青，马凡陀的诗歌都认真学习过，自己也试着写过，还抄写在一个小本上，可惜这些东西都丢失了。要是现在能看一看学生时代的习作一定很有意思。”

这段时间李重光学会了五线谱，自修钢琴，并到电台直播、参加音乐会上表演。至今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演出的曲目：《致爱丽丝》。当时的音乐老师李铮及夫人成为他音乐人生的向导和楷模，他们的示范作用以文明进步为基础，而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层面——“我和音乐老师的关系很亲密，也常到老师家去，老师还把他写的带伴奏的歌曲抄在我的纪念册里，我也用很漂亮的彩色纸画上音乐家的头像，写上音乐家的生平，送给老师。”

“李铮老师是老志诚的学生，他教我们唱老先生的歌，讲老先生的故事，对老先生又会弹钢琴又会作曲，我十分崇拜，没想到40年后我能和老先生在一个单位工作。

李铮老师的夫人是女中的音乐老师，钢琴弹的很好。我们两个学校成立了一个合唱团，我们唱《黄河大合唱》，唱马思聪的《祖国》，还有《长恨歌》、《蓝色多瑙河》……”

“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像我的老师那样，有一间小屋，有一架钢琴，一个留声机、一个温暖的家。”

旧上海，南京西路，地摊少年上个世纪初，欧风东渐。上海滩奢享于东方巴黎的荣耀，居于时代文明及风尚的前沿。

1948年6月，因家中生活困难，在亲戚的帮助下李重光和父亲去了上海，在繁华的南京西路摆地摊卖针织花边维生。李重光时常手里捧着字典或口琴，不时要躲避印度巡警的驱赶，引来过往的行人投过诧异的目光……地摊少年的求知欲望在文明世界的边缘地带生动绽放。

每每看到上海音专的校车自身边驶过，怀揣音乐梦想的李重光愁肠百结。上海，如同青岛一样，成为他人生传奇的另一个舞台。提起这段辛酸往事，李老师不仅笑称自己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下过海了。

“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进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更没想到的是我是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的身份，去上海音乐学院开会发表对音乐教育的意见。在中央五七艺校时，还到上海住过国际饭店。”

少年求学的坎坷经历，让李重光在饱尝艰辛的之外，积累了丰富的自学经验，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儿童音乐教育研究奠定了难能可贵的天然基础。他笑称自己是个“笨老师”，并且认为，太聪明的老师无法从学生的角度去耐心细致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唯有“笨老师”才能顺应和了解初学者的学习思路，并为他们打开音乐之门。

学习音乐

1949年，李重光随父亲自上海回到青岛。青岛解放后，他和同学一起赴北平赶考。一路舟车劳顿于考试前一周赶到北平。解放前夕顺利入学北平艺专，并万分幸运地亲历开国大典。

同年11月，学校合并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李重光成为国家最高音乐学府作曲系的一名学生，从此步入梦寐以求的音乐殿堂，踌躇满志。 翻开李老师的毕业证书，毕业证内页的底纹印有繁体的“为人民服务”，上面有校长马思聪的亲笔签名。

在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一代音乐宗师的亲自教诲，按李重光的话来讲无异于“一步登天”。谈起自己的母校，李重光满怀感恩之情。同时也为当时入学水平差、政治运动多而深感惋惜。由于在读期间仅仅治理淮河就用去了9个多月，导致达不到毕业水平全班延期一年毕业，学习期限长达6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视唱练耳教研室教视唱练耳，年轻的老干部、著名歌唱家、作曲家孟贵彬就在我们班上，一次听写时发生了争执，我的谱子是四四拍，他记成了四二拍，我说他不对，他不同意，说从音乐上应该是四二，我说你应根据我弹的去记谱，他才无话可说。”

教书育人

1956年9月他被调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教合唱和基本乐理，开始长达40年的音乐理论教研工作。

从教50年，著作等身。您一定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体会？基本乐理通常被认作基础课程，不十分受重视？

“基本乐理，在中国（其实在国际上也一样）一直是不被重视的一门课，它产生最早，但问题却最多。

在我做学生的时候，唯一一本基本乐理书就是缪天瑞先生编译的《乐理初步》（柏顿松著），作曲系在新乡办暑期培训班我教基本乐理，在天津文化宫教工人师傅学基本乐理都是参考这本书。

我教了50多年基本乐理，但从未学习过这门课，所幸的是，当我正式开课时，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中译本已正式出版。这是一本前所未有的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基本乐理教材，我从中学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知识，大开眼界，倍受鼓舞，正因为我经常这样说这本书好，我的可爱的学生们在运动中画了一幅漫画，从天津音乐学院的三楼挂到一楼，上面画着斯波索宾坐在莲花座上，我在下面顶礼膜拜。运动之后直到现在，我仍说斯波索宾的《音乐基本理论》是一本非常好的基本乐理教材。”

率真，耿直，一丝不苟，李重光先生至今如此。在写给照乾的书信中，他坦白地写道：

“在拙著寻求学术价值，找来找去一无所获，忽然想起有人讲过的一句话：李重光的书不是学术著作。当时对这句话有点不能接受，现在想起一确有几分道理，于是我想在不是学术著作的书中去找学术价值，岂非自讨苦吃，同时我也想起另一人说的话：李重光的书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时也很不理解，怎么又蹦出个可操作性。后来越想越觉得有点意思，现在出的书，好象是缺少点可操作性。我的书都是从教学实践中来，所以操作起来为就比较方便。因此，我想我的书缺少学术价值，但有实用价值，这恐怕就是它为什么能存活40多年卖书400多万册的一个重要原因。”

目录

人物评价

一百年来，中国基本音乐理论从无到有，与中国音乐文化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经历了从观念到实践各个领域的变迁。在此期间的40多年里，李重光的《音乐理论基础》自出版以来一直都是重要的乐理教材，对中国乐理学科的整体发展与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在对欧洲基本乐理进行详尽透彻的讲述之外，强化了中国五声调式在基本乐理学科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其应用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任何一本乐理教材都无法比拟的。

几十年来，他编著的儿童音乐书籍通白晓畅、由简入繁，深受从教者和孩子们的喜爱。如《少年儿童钢琴曲选》是特意为孩子们编写的具有一定技术训练目的五声调式的标题性钢琴小曲集，曾重印多次；儿童歌曲《小鼓响咚咚》自1960年4月在《儿童声乐》发表以来被全国许多家出版社的小学音乐课本、教材、歌集所选用，广为流传；《儿童视唱入门》《儿童练耳入门》无不深入浅出，讲解详尽……另外，有些小歌，小曲，虽然仅有十几个小节，但录成盒带，灌成唱片，制成VCD，拍成卡拉OK电视片，影响广泛而久远。

视频

李重光基本乐理 第十六讲：关于旋律的基础知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