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醫生涯憶事(淮戰科)
作品欣賞
村醫生涯憶事
村醫,地處醫療衛生系統的神經末梢,看似不起眼,實則卻是村民生命安全的第一守護神。
——題記
2018年,當我從摯愛的村醫崗位上退下來的時候,驀然回首,竟已幹了整整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人生的大半輩子啊!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還有中年時光,都默默地奉獻給了生養自己的小村的醫療衛生事業,傾己所學,救死扶傷,滿腔熱情地呵護着父老鄉親的健康,守護着他們的生命安全。回眸四十五年的村醫生涯,有坦途,也有坎坷;有辛酸,也有欣慰;有難言的痛,也有激動的淚;有煎熬擔憂,也有喜悅幸福。一切的一切雖已成過往,但為了一村父老鄉親,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中學畢業後,因為父母年事已高,便輟學在生產隊參加勞動。正是這時,我趕上了讓我走上村醫生涯的人生際遇。那時,大隊衛生所缺一個衛生保健員。我不知道,村裡的老支書是怎麼瞄上的我,什麼時候瞄上的我。因為,那時候老支書家在村東頭,我家在村西頭;一共四個生產隊,老支書在第一生產隊,我在第二生產隊,平時很少見得着。只知道,是老支書提議,大隊黨支部和革委會一致討論通過,決定讓我擔任大隊衛生所的衛生保健員。聽說,老支書講,「這娃,我瞄了許久了,好學上進,幹什麼都是個好苗苗!」
衛生保健員,體面又輕鬆,這樣的好事,我壓根兒也想不到會降臨到我頭上。不禁感慨萬千,老支書真是一心為集體,公正無私啊!暗下決心,一定要干一行愛一行,認真學習衛生保健知識,努力為社員服好務,不辜負老支書的信任和期望。
猶記得,剛擔任保健員是在夏季收割小麥的大忙時節,各生產隊社員頭頂烈日在地里收割小麥。我背着出診包,包里裝着人丹、薄荷片、十滴水等防暑藥和包紮傷口用的藥水、紗布、膠布等,精神頭十足地巡迴在各生產隊田間地頭。遇到年齡大割麥慢的,還搶過他們的鐮刀幫他們割上一截,感覺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那時,全國正在大力宣傳赤腳醫生好榜樣。我決心潛心學醫,也爭做一名合格的赤腳醫生。我拜一些先輩老中醫為師,在他們的熱情指導下,虛心學習中醫知識。從基礎入門開始,背中藥《湯頭》《醫學三字經》《瀕湖脈學》《藥性歌括四百味》。這其中《瀕湖脈學》比較抽象,學起來吃力困難。我給自己訂了學習計劃,每天早起晚睡,抓住一切空閒時間學習,不到兩年就背完了四本書。後來又背《針灸歌訣》,自學能找來的中醫名著,結合臨床案例反覆琢磨,給自己後來看病治病打下了較紮實的基礎。縣裡和公社的一些名老中醫,對我認真好學的勁頭交口稱讚,認為我將來一定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好醫生。
七十年代後期,公社醫院有一個到縣衛校免費學習兩年的名額,推薦了我。我十分珍惜這次專業學校「深造」的機會,專心聽講,刻苦學習。因為有些理論基礎,我在學校進步很快。晚自習時,還常常給同學們講一些中醫知識,大家聽得津津有味。醫院臨床實習半年後,我被分回公社醫院幹了兩年。老支書一再請求院領導,讓我回本村衛生室挑大樑。就這樣,我又回到了眷戀的小村,正式成為一名村醫,一干就是四十五年。
那個時候,農村交通條件還比較落後,村道、鄉道都還是坑坑窪窪的土路,晴天土,雨天泥。交通工具除了自行車,就是牛車馬車。到城裡看病,對村民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村醫實際上成為村民健康和生命的第一守護神。村民有了頭疼腦熱,首先想到我。不論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叫,我就趕緊出診。有時候晚上剛躺下,病人家屬急促敲門,我抓起手電筒,背上出診包就走;有時候剛從這家回來,又被那家叫去。四十五年裡,有多少個不眠之夜已記不清;四十五年裡,風裡來雨里去狂風大雪深夜出診宛若家常便飯;四十五年裡,哪有什麼節假休息日,大年初一有病人,照樣難得走親戚;四十五年裡,村里每一條街每一條巷一遍遍刻下我來去匆匆的出診身影;四十五年裡,我心裡一直有個聲音敲打着自己「他們是我的鄉親,我必須看好他們!」
記得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三九寒天的夜晚,村里一名五歲女孩誤食了滅鼠藥。由於家長在外打工,外婆一人焦急萬分,慌忙把孩子抱到了我診所搶救。孩子口吐白沫,面色青紫,四肢抽搐,病情十分危急。我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基本緩解控制了病情。因解鼠藥「乙酰胺」不夠用,必須抓緊時間送城裡大醫院進一步搶救,時間就是生命!沒有急救車,怎麼辦?熱心的村民張崇占聽說後,忙開來他的舊三輪車,也顧不上這車連車篷都沒有,我帶上錢,扶孩子外婆上車抱好孩子。崇占把三輪車開到最大馬力,在黑魆魆的三九寒夜裡一路狂奔,火急火燎地趕到了地區醫院急診科救治,保住了孩子的生命。當我倆放下心半夜回到村裡的時候,雙手雙腳都凍僵了,身體像打了局部麻藥一樣,冰冷而不聽使喚,很長時間小便失禁,我整整睡了一天一夜才感覺身體舒緩過來。
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棉花還是我們村和方圓附近村民賴以掙錢的經濟作物。也許是因為連年打農藥,棉花上的蟲產生了抗藥性,有村民曾捉了許多棉蟲餵雞,發現雞竟然死了,而蟲卻沒事,可見這蟲抗藥性多強。連續三年酷暑天,棉蟲一年比一年泛濫猖獗。棉農幾乎每隔一天就要給棉花打一次藥,從地里到村裡的空氣中都瀰漫着濃濃的農藥味。七八月正是氣溫最高時候,因為打藥引起農藥中毒的本村和附近村民,平均每天拉到我診所的就有十幾個人。當時,診所里護理代司藥,加上我只有三人。每天二十四小時守護在病人身旁,來回觀察每個病人的病情,操心為每個病人更換液體,由於神經弦繃得過緊,顧不上吃飯、喝水、休息,護士衛結弟累得暈倒在病人床邊。然而,我們的辛苦付出換來了一個個鄉親康復的笑臉。這三年暑天,每天送來的中毒棉農經我們精心治療,沒一例轉院,沒一例留下後遺症。
有一次,一位上級領導在我診所檢查工作,看了病歷記錄、治療方案和收費情況,非常吃驚:「好傢夥!你們看好了這麼多中毒病人,就只收基本藥物費,其他費用一分錢都沒收,這是圖什麼?」我坦誠地回答道:「中醫自古就講,懸壺濟世,醫者仁心,看到這麼多鄉親在四十多度的高溫下因打藥治蟲中毒,我實在心疼!我畢竟還是在涼房裡工作,能讓他們少花點錢,我覺得值!」
說實話,當時我們只顧着搶救病人,哪裡還顧得上問他有沒有錢有多少錢。根據當時的門診病例記錄,平均每人藥費不超過二百元,而按當時的棉花收購價,棉農三畝地棉花賣的錢還不夠縣級醫院的全部治療費用。我這樣做,無形中給父老鄉親減少了支出,減輕了經濟負擔。而那些年,正是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怨聲載道的時候。
2009年,村里兩家同時過事擺宴席,由於食物保存不當,造成八十多人群體食物中毒,引起了鄉里重視,鄉醫院派大夫親臨指導。我配合鄉醫院積極規範治療,沒一例轉上級醫院,平均每人藥費不到一百元。
四十五年的村醫生涯中,我一直秉承「救死扶傷」的醫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隨着農村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大隊衛生所也不復存在。我就在自己家開辦了診所,雖還承擔着村裡的衛生保健等公共職能,但因是個人開辦,自主經營,也就自負盈虧。即便如此,我仍然堅持只收取基本藥物費,對一些困難鄉親先治療,賬先掛着,有了就算,沒了就免。
四十五年來,為了給鄉親們解除更多的疾病折磨,強烈的責任感驅使着我不斷學習鑽研,提高醫術水平,拓寬治療領域,先後學會了心肺復甦、鼻飼、洗胃、灌腸、導尿、針灸等醫術,使自己成為一名全科大夫,更好地擔負起村民生命安全守護神的使命。在治療「腦中風」病患者過程中,我積累了不少臨床經驗,本村和周圍村的「腦中風」患者,經我治療後,生活完全能自理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作為一名村醫,我撰寫的《活血化瘀在臨床上的應用》被廣州《新中醫》發表。
四十五年的村醫生涯中,我堅持中西醫結合,凡是西醫治療不了的疑難雜症,我採取中醫療法對症施治,治癒病人不計其數,深感中醫博大精深,療效神奇,不愧為中華國粹。國家要促進全民健康,就必須高揚中醫龍頭,振興中醫。厚中薄西要不得,厚西薄中更荒唐,以中為本共發展,中西結合鑄輝煌,才是醫療事業發展的正道。
四十五年中,要說害怕也有。記得那年冬天,本村老黨員淮丕茂煤氣中毒,合併腦梗、遲發性腦病,病情嚴重,危及生命。他昏迷了五天五夜,我守候了五天五夜,邊治療邊觀察,終於把淮丕茂從鬼門關里給拉了回來。後來想想當時太膽大,只顧救人,不計後果。像這樣的危重病在大醫院都要送進重症監護室,下病危通知書,不僅花錢多,風險家屬擔。但在自己的小診所,治好了是應該,出了人命可就吃不消了。
四十五年來,憑着對醫生職業的敬重,憑着醫生的天職和良知,憑着對鄉親們天然的感情,憑着認真、細緻、精心和耐心,我在第一時間搶救了無數急診病人,也給需要轉診的患者爭取了時間和有利條件,先後多次被衛生系統評為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柜子里擺滿了榮譽證書,診所牆上也掛滿了鄉親們心甘情願送來的錦旗和玻璃匾。但這些對我並不重要,我最欣慰和幸福的是,作為一名小小的村醫,我為呵護父老鄉親的健康、守護他們的生命安全,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我特別感謝我的妻子,她對家庭和我的這份職業付出了很多很多。因為在診所走不開,妻子做了兩次大手術,我都沒有去醫院照料。為了全力支持我,妻學會了打針、輸液,在市、縣醫院臨床學習,成為我名副其實的賢內助。
雖為杏林無名木,赤心一片報鄉梓。作為一名村醫,在名醫輩出的偌大杏林里,根本算不得什麼。但是,對於地處鄉村的農民來講,無論現在還是將來,身邊的村醫,他們離不開離不了!
(註:此文系淮戰科根據本村村醫淮引來的文字資料整理完善) [1]
作者簡介
淮戰科,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