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华

杨永华，男，1937年2月4日出生，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乡龙居村人，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重要奠基人，原法律史教研室主任、法律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西北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杨永华
原图链接 图片来源百度 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出生	1937年2月4日 山东省东营市
逝世	2020年8月29日
国籍	中国
职业	法学教育科研工作者

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西北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重要奠基人。原法律史教研室主任、法律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西北政法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西安市法学会副会长。杨教授长期从事法律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5年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2017年入选“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 。

杨永华长期从事法律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全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杨永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8月29日21时25分，在西安逝世，享年83岁。

目录

人物生平

1945–1951年，在家乡上小学。

1952-1954年，在山东省滨县中学上初中。

1954–1957年，在山东惠民地区北镇中学上高中。

1957-1962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

1962–1965年，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从事法律研究工作。

1978年调入西北政法学院法系。

1982年，评定为讲师 。

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

1989年，破格升为教授 。

2005年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

2017年入选“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

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历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现任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西安市法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学位学科点评审法律组组长、陕西省高等学校职称评定专家组成员、陕西省律师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西安思源学院首席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律事务教研室主任，学科带头人。

先后担任过学院中国法制史教研室主任、中国革命根据地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西北政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北政法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西北政法学院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西北政法学院督导专家组成员。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杨教授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体系架构进行了深入阐释，对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主要成就进行了理论概括

研究方向

杨永华
原图链接 图片来源百度 杨永华教授

杨教授是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和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教学与研究，卓有成就。

主要贡献

解放后，我国大学讲授和研究新民主主义法制史，都曾提到过陕甘宁边区法制，但是，由于缺乏基本资料，研究多为皮毛之谈，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空白。杨永华教授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他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潜心研究，通过查阅档案、分析案例、整理书刊和实地访问，基本上弄清了边区法律的轮廓和状况，掌握了边区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找到了边区法律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主持和完成国家五年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五项，发表论文八十余篇，出版专著八部。代表作《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三卷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现代卷），奠基了边区法制史学，填补了革命法制史研究的空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教材建设。分别获得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哲学、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和2000年陕西省人民政府一等奖。有的论文和部分专著，被外国学者翻译出版，有的外国学者在本国法制史学会上，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有的外国专家慕名专程来访，交流经验，互换学术成果，并给予很高评价。陕西电视台曾摄制专题片《中国法制史专家----杨永华教授》，通过卫星电视向全国播出。

学术论著

杨永华先后出版《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诉讼狱政篇)》《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法篇)》《中国共产党廉政法制史研究》等多部著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近百篇 。

科技奖励

杨永华先后主持或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杨永华研究成果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陕西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第八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

获奖记录

杨永华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首批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西安市劳动模范。

人物评价

杨永华是中国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法制史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他为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