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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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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楊起元(1547~1599),字貞復,號復所[1] 。明代廣東省歸善縣塔子湖(今屬惠州橋東)人[2] 。楊起元是明代名儒,尊 羅汝芳為師,以理學著。 張居正惡講學,汝芳被劾罷,而起元自如[3]

國籍: 中國

逝世日期:1599

民族: 漢族

中文名 :楊起元

出生日期:1547

目錄

1個人檔案

人物生平

2著作

影響

清明追思之東江魂系列楊起元

楊起元的「君師觀」

目錄

1個人檔案

  姓名:楊起元  

  性別:男

  出生年月:不詳

  別名:字貞復,號復所

  朝代:明代

  籍貫:廣東省歸善縣塔子湖(今屬惠州橋東)

  民族:漢族

  身份:政治人物

人物生平

  少聰穎,8歲能作誚鬼文;

  15歲被賊俘掠,從容賦詩得釋。

  隆慶元年(1567)中解元,萬曆五年(1577)成進士。

  歷任編修、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攝吏部、禮部尚書事。

  萬曆二十六年(1598)召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因母卒未任,持喪歸鄉。次年9月在惠病逝。諡文懿。

2著作

作品

楊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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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著述甚富,有《证学篇》、《证道书义》、《杨子学解》、《论学存笥稿》、《杨子格言》、《杨子政序》、《天泉会语》、《平氛外史》、《白沙语录》、《仁孝训》、《识仁编》、《杨文懿集》等。宋元以来,儒必辟佛,起元却学不讳禅,儒佛合一。著书评注《维摩经》,编《诸经品节》,收录佛家《楞严经》、《金刚经》等经书12种,卷目自题比丘,《四库全书提要》亦觉“骇怪”。除佛家外,还推广道教书,为《太上感应篇》作序,并将《阴符经》、《道德经》等16种道书编入《诸经品节》。

影響

         曾任广州禺山书院山长。治学“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宗,而要归于孝、弟、慈”。认为善恶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恶亦有其根源,圣人之善也有其条件。据此提出:“凡属于己者,有善务须看到无,无恶务须看到有;凡属于人者,无善务须看到有,有恶务须看到无。”由此承认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

  在惠州建敦仁書院,講學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資助築平湖堤並作《重修平湖堤記》,盛讚鄉人名無所取,利無所求。而只動於為人之義,力必出身。詩、文俱佳,惠州諸志錄有其關於惠州的《山中植樹》、《東莞伯祠》、《蝴蝶洞》等詩,以及《超然亭記》、《葉夢熊墓表》、《河源制府湖記》等。《明詩綜》采其《送王雲五》一首,有佳句云:「水活魚爭長,花繁鳥欲嬌。」逝世後被祀於五賢祠。鄉人在四牌樓《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揚之。

清明追思之東江魂系列楊起元   楊起元(1547~1599),字貞復,號復所。明博羅泊頭村人,後遷居歸善塔仔湖(今惠城區橋東)。少聰穎,8歲能作誚鬼文;15歲入府學。明隆慶元年(1567)鄉試中解元,明萬曆五年(1577)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司經局洗馬、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攝吏部、禮部尚書事。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召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因母卒未任,持喪歸鄉。次年9月在惠病逝。諡文懿。

  楊起元是明代名儒,尊羅汝芳為師,以理學著。曾任廣州禺山書院山長。治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認為善惡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惡亦有其根源,聖人之善也有其條件。據此提出:「凡屬於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凡屬於人者,無善務須看到有,有惡務須看到無。」由此承認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現實性。著述甚富,有《證學篇》、《證道書義》等。宋元以來,儒必闢佛,楊起元卻學不諱禪,儒佛合一,除佛家外,還推廣道教書。

  在惠州建敦仁書院,講學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資助築平湖堤並作《重修平湖堤記》,盛讚鄉人名無所取,利無所求。而只動於為人之義,力必出身。逝世後被祀於五賢祠。鄉人在四牌樓(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揚之。據惠州市志

 楊起元的「三教合一」思想淺談

  為詮述「三教合一」的思想,楊起元把三教的共性總結為「治世」與「濟世」,其關係尤如其在《論佛仙》文中所言:「三教皆務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埋楫于波濤之中,二氏乃指顧提撕於高岸之上,處身雖殊,其求濟之理則一」。

  按:楊起元用水上行舟來表述儒、佛、道三教的關係,二氏與儒家的治世方式不同,但其濟世的目標是一致的,且二氏對儒家的發展有幫助和起到積極的作用。

  朱元璋說:「仲尼之道,刪詩制典,萬世永賴,而老子亦與之齊,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世無窮者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二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給濟之理一,世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按:楊起元將朱元璋的「佛與仙同其幽靈,乃暗助王綱,益世無窮者也」,稱為「暗理」,佛道的「暗理」已在人們的生活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種佛道的思想已在社會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效果,為淺薄者未能識。

  「靈谷寺僧則謂:『人主之財,皆為民而用,下至公卿輔相,皆無可施之財』,言之甚切,乃悟日:『存二氏者,有高皇之識可也。暗理之功,非淺薄者所能測。然聞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朝聞道,夕可死矣。」孔子之門,自顏會之外無聞焉,秦漢以還,微言中絕,不復知道為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遞相傳付,如燈相禪,毋令斷絕。及至達摩西來,單傳直指,宗徒布滿,儒生學士從此悟入,然後梢接孔脈,以迄於茲,此其「暗理」者一也。

  按:「人主之財,皆為民而用,下至人卿輔相皆無可施之財」,這些來自佛門而非儒門的思想哲理,令儒學的楊起元感悟至深。其實朱元璋也知道這「暗理」的作用。在孔聖人的年代,佛學未入中國,沒有聖人對佛學的註解,直到達摩西來,佛學才被逐步認識,且影響着儒家的思想,亦有「稍接孔脈」者。其實,佛學已對儒學及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是「暗理」的作用之一。

  又:「由周而來,潛越奢侈,人福消損,大者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畝,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人主終其天祿,自公卿大夫士庶祿莫不盡然後亡,倘有一焉?為天所祿猶足以相維也,其祿所以盡者,何也?為其享之過也。佛之教,首檀波羅蜜示人喜捨身,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持缽行乞,猶必苦行,以報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人之福厚則公卿大夫,公卿大夫福厚則人主安,可以相保千萬億年無爭亂殺戳之事,而運祚長永,此其「暗理」者二也。

  按:楊起元將周秦的滅亡歸結為社會物慾橫流、貪圖享樂、不修心性,「享之過也」。而佛教讓人惜福、修性、節慾。且有社會公平的意識,只有所有人福厚「人主才能安」。這是佛教對儒教「暗理」作用之二。

  又:「自人之福不齊,鰥寡孤獨之民而親戚鄰里莫之相恤也。生於鰥寡孤獨之中者,稟天地之專氣,其聰明才多,異於人,而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廣大,歸依者眾,施捨者博,即足以恤四等於其中,而其學無方,其法不可思議,又足以收異才於其內恤也。為人主而恤收也,為人主而收天下,陰受其賜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

  按:社會有貪富之差,多有「鰥寡孤獨」之民,且多朝廷無法撫恤者。而佛法教人向善,「歸依者眾,施捨者博」。同情弱者,使弱者得到社會的幫助,又為社稷分憂,人心變得樂善好施也是佛教「暗理」影響之三。

  又「至於仙持世尤苦,自雨矅、三光,風、雨、露、山、川、岳、瀆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應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滯、堅確而不爽,皆神之所為,而仙之所修也。人熟之者謂之」「暗理」。

  按:楊起元認為:道滿足了人們對自然的崇拜及心理欲求,有求必應,百姓安生,皆「暗理」對社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楊起元對佛教「暗理」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作了解釋,用他的觀點去詮釋佛道二氏已經對社會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反對有些儒者漠視這種影響的存在,而主張「三教合一」。

楊起元的「君師觀」   治學的目的是為了達成經世實用,而羅近溪一脈卻有不同於王學的經世思想,明儒自王陽明以下大致已放棄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而改變方向,以講學和其它方式開拓社會空間,而羅近溪上、下行路線均走,講學必述朱元璋的「聖諭六言」,認為朱元璋「直接堯舜之統,而兼總孔孟之學」,這是羅近溪一脈不同於其他陽明後學的觀點。楊起元說:「余之學,蓋師盱江近溪羅子,羅子之學,實祖述孔子而憲章高皇------延接後學,有所闡演,必以高皇聖諭六言為稱首」。而楊起元對「祖述孔子而憲章高皇」表現得尤為突出,通篇貫述於其著作中,他把君師關係引為盂和水:「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君正臣就正。怎樣才能使儒者上言呢?楊起元認為:"人臣以道自重,必與其君志同道合,然後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為臣者學未竟、道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這種思想容易讓人認為是為君權服務的奴儒,具有明顯的「政儒合一」的思想傾向。也就是要讓君與儒志同道合的經世思想。而要君有道,就要臣先成大儒才進言有道。是否符合陽明學的「正君心之非」?這也是學界需研究解釋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朱元璋的「聖諭六言」, 「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為」。從這裡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六言恰恰與羅近溪的引與立教的「孝、悌、慈」的理念是一致的,或許可以從這裡尋找羅近溪一脈「憲章高皇」把高皇當聖人的答案。

三、經世實用

  楊起元是萬曆時期倡導佛教為經世之學的主要倡導者,其目的是重在經世實用。為學而達成經世實用是楊起元的重要理學思想(如:聖學平民化;強調個人主體意識,充分發揮個人潛能;人人皆聖人;積極投身講學使普通百姓得以教化等)。

  在空談「聖學」成風的學術氣氛中,楊起元把「聖學」轉為經世實用,甚至將它面向大眾,並以此作為學術研究和實踐應用的目的,在「博之釋典」後,認為佛學也是經世之學,二氏均有經世實用的功用。因此,他不闢佛老。並在理論上努力調和「三教」的關係,以達成均為世所用。雖然楊起元不闢佛,但其未遁入空門。若用「出儒入佛」的觀點去評價楊起元,個人認為欠缺準確。他與李贄、焦竑等被儒者視為「狂禪」的個人行為有所不同。為學而達成經世實用,才是楊起元的重要學術思想。楊起元認為,二氏同樣能為經世所用,儒者應正視這種作用的存在,而不是漠然視之。調和三教的關係是目的,而不是讓自己變成佛。而闡述這種觀點是要冒名利風險的,「近因博之釋典,而參之舊學,殆似有可以發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經世言佛,蓋言經世者,謗佛。而出世者亦謗佛也。均一謗也,不若言經世矣」。

  實際上佛家未言其謗佛,卻被傳統儒家的學者抨擊其「引佛入儒」。也受到了東林黨人的批評。儒林中出現了像楊起元這樣認同佛教的儒者而所形成的居士佛教,使晚明佛教得以中興。還出現了許多「出儒入佛」者。這當然跟憨山大師等佛家積極在學術上配合,重新詮釋佛教經典有關。另一個原因是以楊起元、李贄、焦竑等為代表的儒者調和三教的學術思想有關。晚明的居士佛教為中興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響程度也可從我們熟悉的函可身上可見一斑。

參考資料: 1. 中國鵝城網

詞條標籤: 人物明朝楊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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