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
柯慶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縣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1928年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29年後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抗日戰爭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邊區民政處處長、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石家莊市市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南京市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八屆五中全會增選）。
| 柯慶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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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施 | |
| 出生 |
1902年7月24日 安徽歙縣 |
| 逝世 | 1965年4月7日（62歲） |
| 國籍 | 中 國 |
| 職業 | 政治家，革命家 |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
柯慶施
國 籍
中 國
民 族
漢
出生地
安徽歙縣
出生日期
1902年7月24日
逝世日期
1965年4月9日
職 業
政治家，革命家
信 仰
共產主義
主要成就
主政上海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柯慶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於安徽歙縣南鄉水竹坑，1922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學（現安徽省休寧中學）讀中學，因從事學生運動被開除，後轉學至南京；曾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和青年團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慶，1924年春調到上海中共中央秘書處工作。同年冬赴蘇聯海參崴做華工工作。
1926年春回國，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秘書長，發展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組織；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東南從事兵運工作；同年12月起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秘書長；1930年6月起任紅三軍團八軍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線委員會書記，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書記，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軍委書記；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軍事工作負責人。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副部長等職。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0月起任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民政處處長、復員委員會副主任、財經辦事處副主任、河北省石家莊市市長；
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長。
主政上海
柯慶施於1954年秋由江蘇省委調上海，接替陳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後整整10年。
多少年來，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還發專文紀念柯慶施「逝世十周年」，稱之為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為魯迅遷墓，柯慶施與許廣平、宋慶齡、茅盾等為魯迅扶靈。
柯慶施是一位老資格的共產黨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還是中國共產黨內為數不多的見到過列寧的高級幹部，30年代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要職。
建國後，柯慶施先後就任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1954年2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已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因被定為與高崗結成的「反黨結盟」而垮台；同年9月，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並內定為外交部長的人選。這樣在一兩年間，華東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繼空缺，柯慶施成為事實上的第一把手。
說到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鼓吹，人們總以為林彪或康生為始作俑者，然而拔頭籌的卻是柯慶施。
柯慶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臨的是兩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國黨代會期間發生的「潘楊事件」，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和公安局局長楊帆被誣為「內奸」；另一件是緊接着發生的「胡風事件」。這兩件事均系毛澤東的決斷所致。這兩件大事對上海影響很大。
柯慶施刻意挽留奉調《人民日報》的張春橋，使之成為自己的類似政治顧問一類的角色；柯慶施極善揣摩領袖的心態，長於從領袖的言論中領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闡發，這又有賴於擅長舞文弄墨的張春橋。
被毛澤東賞識
毛澤東在1957年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對1956年的反冒進已有微詞，並明確批評「八大」決議中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設想。在這年年底召開的中共上海市一屆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備受毛澤東青睞。
《人民日報》在1958年1月25日將長達3萬字的該報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轉載，並加長篇按語。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措辭嚴厲地批周恩來、陳雲力主的反冒進。他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除了檢討，周恩來別無選擇，用與會者李銳的話說，柯慶施成了南寧會議的「頭號標兵」，65歲的毛澤東在講話中屢稱年僅56歲的柯慶施為「柯老」。在5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幾次大會講話中，屢屢稱讚「柯老」，而周恩來和陳雲則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進當眾檢討。在大會結束後舉行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柯慶施和譚震林、李井泉成為政治局委員。
當外界盛傳毛澤東一度想用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的時候，心細如髮的周恩來在給中央書記處的檢討文字中，婉轉地提到擔任總理職務是否合適的問題，但以周恩來的才幹和威望，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柯慶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這位封疆大吏認準了一條：緊跟毛澤東就是「勝利」。這一條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再次得到驗證。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逐漸察覺到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產生的諸多問題，着手有限度地糾「左」。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初衷，也還是適度糾「左」。因而他上廬山時所準備的全是關於糾「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將彭致他個人的信批轉與會者。柯慶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領袖的脈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華東組會上，張聞天系統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躍進以來的「左」傾錯誤。
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果不其然，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大會，對彭德懷等人嚴厲指責，發出「反右傾」的號令。
因為反對蘇共的「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從大躍進的挫折中轉向對階級鬥爭的密切關注，特別強調的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柯慶施的關注熱點也隨之從經濟領域轉向思想文化領域。
1963年1月初，柯慶施在經過精心準備之後，借上海文藝界元旦聯歡會的機會，告誡與會的作家、詩人、劇作家、音樂家、美術家:解放13年來的巨大變化是從未有過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豐富的生活里，文藝工作者應該創作更多更好的反映偉大時代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繪畫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柯慶施強調: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才是社會主義文藝。
從上世紀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自居，開始染指文藝界。無奈她在北京確實吃不開，不用說彭真不把她當作一個人物，周揚等人也不願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則如魚得水。柯慶施已經從毛澤東注意力的轉移中，領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讓自己的心腹張春橋成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視上海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來、賀龍和柯慶施陪同，毛澤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觀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是一個重要的跡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個月之後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首次會議上，柯慶施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在16位副總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員的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之前。
逝世前後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訃告：柯慶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6時30分在成都逝世，終年63歲。
當時新華社連日報道了為柯老舉行的隆重追悼儀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柯慶施追悼大會，國家主席劉少奇主祭；訃告中稱他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系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一級的規格。這一切都說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誰知一年多之後，西南的紅衛兵造反小將拋出「重磅炸彈」，揭指是「賀龍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狼狽為奸，勾結起來，共同謀害了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弄得舉國上下一片譁然。
據《書報文摘》刊文，柯慶施是應賀龍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賀、李宴請柯慶施後，當夜12時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後猝死。這一切似乎為柯慶施被「謀殺致死」的說法蒙上了一層難辨真假的迷霧。
「柯慶施謀殺專案組」是張春橋親自點將由「三結合」班子組成的，頭頭是個軍人。
這個所謂的「三結合」專案組卻只有一個專門技術人員。 專案組一班人從上海悄然抵達成都。此時一切都已時過境遷，柯慶施的屍體早已成了灰燼，當時的現場、死者接觸過的物件都已蕩然無存，有關當事人也被當時已在全國傳得神乎其神的「謀殺」說嚇得似驚弓之鳥。
因此，專案組的調查只能從外圍入手，查明柯慶施之死的前因後果和搶救治療的大致過程。專案組經過調查，訪問了一些當時出席宴會的人，也見過賀龍夫人薛明，並對柯慶施整個搶救治療過程的方案細細審視甄別，認定此中一切準確無誤，絕無一絲技術性差錯，也沒發現絲毫疑點。
經過反覆調查，專案組認為柯慶施猝死的經過是這樣的：1964年，醫生髮現柯慶施患肺癌，由上海華東醫院切除了致癌肺葉。此後，柯的身體已很虛弱，但這一切都是當時的「絕密」。
1965年春，應正在成都療養的賀龍元帥和西南局書記李井泉之邀，柯慶施於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節。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領導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設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賀龍和柯慶施都是宴請的主賓。
這種宴請通常都是主賓雙方和夫人共桌。臨開席不知誰提議：今天的晚宴男女賓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議一出最受男賓歡迎，於是立即安排夫人們另開一桌，柯慶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賓席。為此柯慶施高興異常。原來柯夫人知柯慶施有病，宜吃清淡飲食，忌油膩、煙酒。遵醫囑，她平日裡對柯慶施的飲食生活管束甚嚴。這晚柯慶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點「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圍，大家盡興而飲，一醉方休。宴會從下午6時開席，至晚9時許才盡興而散。
柯慶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臨睡還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慾極好。幾小時後，大約午夜12時多，柯慶施腹痛，柯的保健醫生胡允平當即趕到作了常規處理，一直到凌晨2時，病情不見緩解。胡允平立即給上海專管高幹治療的華東醫院掛長途電話，向薛邦祺院長匯報了柯慶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慶施的病情繼續加重，連秘書也慌了神，便直接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打電話，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幹醫護人員到成都診治。這時，雖然柯慶施身邊圍滿了四川方面許多優秀的醫生，但柯慶施自己和家屬卻更信任上海的醫生。 中午時分，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領着上海一流的醫護組趕往成都，立即投入會診、搶救。
可是雖經幾天的努力，依然無效，柯慶施於4月9日下午6時30分死亡。 如果柯慶施真有取代周恩來之心，大概也會發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嘆了。
倘若假以時日，柯慶施必將受到毛澤東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願，自1964年春發現肺癌並手術切除後，柯慶施便在病假療養中，延至次年4月9日終於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黨史上早有定論的革命家幾乎無一倖免，李大釗、瞿秋白、王若飛等老一輩革命家不是被誣為「叛徒」，就是被斥為「機會主義分子」，但是有一個例外，就是被稱為毛澤東的「好學生」的柯慶施——「文革」中江青曾於1967年兩次讚揚已經去世的柯慶施。
人物評價
蓋棺未定
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一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麼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一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共一位老黨員，1922 年入黨，據說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一時，威震一方。由於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一臉嚴肅，不苟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我於1957 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並擔任評論員。1963 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誌寫一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餘篇，並五次隨從他們一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施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干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一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台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髮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里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一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一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運動，柯慶施對毛澤東的「領導意圖」也是心領神會的。他和陳丕顯一起，一面成天召開各界座談會，按毛澤東的布置，「硬着頭皮聽」各界人士的鳴放意見，一面在內部排隊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聽了毛澤東在上海友誼電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裡，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一批地下黨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划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腳也要緊跟。
「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占有不小的比重。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煉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煉鋼。那時我在《解放》雜誌，是市委機關黨委的一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煉鋼？柯說城裡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煉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着到工廠作動員。由於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製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掛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聲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制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一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一些見識，但對於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掛帥可以代替一切，推動一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於地方領導人。
大搞一言堂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一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製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一條一級公路，占用了一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藉此大做文章，批評說，你們要不要吃飯了，占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 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覆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一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着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着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你們這樣寫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麼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麼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一次，我為柯慶施起草一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你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 你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 你說，你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鐘，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只寫了他是市委第一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的，由於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着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一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乾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制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儘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只表現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只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制和制度上去解決。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一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一副多稜鏡，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 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視頻資料
縣委書記走訪水竹坑柯慶施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