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譚馮衍列傳上
《桓譚馮衍列傳上》出自《後漢書》。《後漢書》是一部由我國南朝宋時期的歷史學家范曄編撰的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取自司馬彪《續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1]
目錄
原文
桓譚 馮衍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
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後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又君侯以後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藉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廉愨,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後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居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
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併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谷入多而地力盡矣。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書奏,不省。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得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
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孤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台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群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
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眾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眾,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
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晢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
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
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
伏念天上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眾強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眾,將散亂之兵,C77C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捲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
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悉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強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議之是非,詳眾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跡,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並土。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為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為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蟻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為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
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繫纍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強於時,無與俗同。
邑報書曰:
仆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仆志也。
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
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雲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厭事為。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乎!欲搖太山而盪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雲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媚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系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慾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是由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也復與親故通。
譯文
(桓譚、馮衍)
◆桓譚傳
桓譚字君山,沛國郡相縣人。他父親在成帝時是太樂令。桓譚因父親的關係任為郎,因而愛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把五經讀遍了,能解釋古書大義。不離章辨句。文章寫得好,尤喜愛古學,多次從劉歆、楊雄辯論分析疑難異義,愛好雜戲,為人平易不擺官架子,而喜歡詆毀世俗儒生,由此常遭排斥和攻擊。
哀帝、平帝年間,地位只是一個郎。傅皇后父親孔鄉侯傅晏很看得起桓譚。當時高安侯董賢受皇上寵幸,他妹妹被封為昭儀,帝對傅皇后日益疏遠,傅晏默默不得意。桓譚對傅晏說「:過去武帝想立衛子夫,暗中搜集陳皇后的過錯,陳皇后終於被廢,衛子夫竟然被立。今董賢受寵而他妹妹尤為寵幸,可能又有『衛子夫』之變,可不憂慮嗎?」傅晏驚動,說「:是的,怎麼辦呢?」桓譚說「:刑罰不能加在無罪的人身上,邪氣枉道不能勝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
皇后年少,還沒經歷過多少艱難困苦,有人在內驅使巫醫,在外求方技,邪門歪道,這些,不可不加防備。又君侯因是皇后的父親受尊重而通賓客,賓客必然要藉此增強自己的威勢,這樣就會招來人們的譏議。不如謝賓客遣散門徒,一定要謙恭謹慎,這是修己正家避禍的方法啊。」傅晏說:「好。」於是罷遣賓客,到宮中去告訴皇后,如桓譚所講的那樣。後來董賢果然暗示太醫令真欽,搜集傅氏的罪過,就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審訊中沒有抓到罪證,案子得到消除,所以傅氏在哀帝時期終於得以保全。後來董賢當了大司馬,聽到桓譚名聲,想與他交結。桓譚先上書董賢,說以輔國保身的方法,董賢不能用,桓譚就不與他往來。當王莽攝政和篡弒平帝的時候,當時的知識分子莫不為王莽歌功頌德。或敘述祥瑞徵兆為王莽作輿論討好王莽,桓譚卻清白自守,默默無言。王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拜為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召為待詔,桓譚上書言事與世祖旨意不合,沒有採用。後來大司空宋弘推薦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因而上書陳述當時政事應注意事宜,說:我聽說國家的廢興,在於政事;而政事的得失,決定於輔佐是否得人。輔佐賢明,賢俊之士充滿朝廷,而治理能與世務相吻合;輔佐不明,議論的事不合時宜,舉措就多失誤。作為國家的君主,都想興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於賢者意見不一。以前楚莊王問孫叔敖說「:我不懂得如何搞好國事哩。」叔敖說「:國家有事不能定,是大家厭惡的,恐怕大王不能定吧。」楚王說「:不能定只是由於君主呢,還在於臣子呢?」叔敖說:「君主對臣子驕傲,說臣子們離了我就無從富貴;臣子對君主驕傲,說君主離了臣子就無從安身。君主有的到了失國的地步還不醒悟,臣子有的到了無衣無食的境地還不能進身朝廷。君臣不合,國家大事就無從定了。」莊王說「:好。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家大事。」那些焦躁處理政事的人,是根據風俗施教,發現哪裡有失誤就設法防止,威德兼施,文武交錯使用,然後政事調節得切合時宜,而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以前董仲舒說「:治理國家好比琴瑟一樣,如調節不過來就應改弦更張。」改弦更張難行,而違反眾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賈誼因才高而被逐,晁錯因智多而死。世上有特殊才能的人之所以不敢講話,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轍哩。且設立法禁,並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都合於眾人的心意,大體採取便於國,利於事多的就可以。設置官吏,以治理眾人,懸賞設罰,以區別善惡,惡人受到誅滅挫傷,好人就得到了幸福。現在人們互相殺傷,雖然已經伏法,但私下裡卻結了仇怨,子孫還要報仇,後來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以至全家被殺家產被滅,但風俗上還稱他為豪俠健士,所以雖然有些怯弱的人,還勉強向他們學習,這是聽人自理再沒有什麼法禁了。現在應當申明舊令,如果已被官府處決而私相殺傷的,雖然自己已經逃跑了,還應將他的家屬遷到邊境地方去,相傷的,加常二等,不准許僱人上山伐木贖罪。
這樣,仇怨就自解了,盜賊也自息了。治理國家的道理,是加強本業而抑制末業,所以先帝禁人從事二業,禁錮商賈不准做官,這就是抑制末業養廉恥的方法。現在富商大賈,大多放高利貸,中等之家的子弟,為他們作保信的勞役,像臣僕一樣勤勞,而他們收的利錢與封邑的貴族一樣多,所以眾人互相羨慕效仿,棄農經商,不耕而食,以至於奢侈浪費,盡情享受。現在可令諸商賈互相檢舉揭發,如果不是自己勞動所得,都沒收用來獎勵揭發有功的人。這樣,就會只靠自己的勞力,而不敢僱請別人,一個人事少,力量單薄,就必定要棄商歸農。田畝得到修治,糧食就增收而地力就充分利用了。又看到現在用法令來決定事情,輕重各不相同,或都一件事幾種法,罪相同而論處各異,這就給奸吏們以可乘之機,想讓活就搬出生的依據,想致死就以死刑論比,這樣就為刑法開了兩扇門。今可集中一批通義理熟習法律的人,對法律條文逐條進行分析比較,統一法度,頒發到州、把舊條文統統廢除。這樣,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獄就無濫施怨恨了。書奏了上去,沒有見納。這時帝正迷信讖緯,用讖緯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而薄,天下有時不安定。桓譚再次上疏,說:臣前次上書,沒有得到回報,感到憤慨,現在冒死再陳。一個普通人出謀獻策,對政道有裨益,是因為合人心而當於事理。大凡人情往往忽視事情的本身而對各種不同的傳聞反而視為珍貴,先王的記述,都是以行仁義走正道為根本,並沒有奇怪荒誕的事。
大概天道性命,聖人都認為很難講的。自子貢以下,沒人懂得了,何況是後世的一些淺薄的俗儒,他們能懂嗎!現在一些巧慧小才方伎數術的人,造作種種圖書,假稱是什麼讖記,拿來欺惑貪邪的人們,貽誤人主,怎麼不抵制它拋棄它呢!我聽說陛下嚴厲追究方士點化金銀之術,這是何等的英明啊!而竟想聽納讖記,這又是多麼的迷誤呢!讖記雖有時偶合,這也同卜卦有時說中一樣。陛下應當注意明聽,發揚自己意旨,排斥小人歪曲的邪說,闡明五經的正義,除去那些人云亦云的俗語,詳察精通事理的人的高見。又聽說國家安平就會尊敬道術之士,國家有難就會器重將帥之臣。現在聖朝興復祖先法統,為人臣的君主,而四方盜賊之所以沒有完全歸伏,是沒有得到好的權謀之故。我桓譚觀察陛下用兵,對於投降的,並沒有重賞來誘以恩德,有的甚至還掠奪其財物,所以大大小小的將領,各生狐疑,互相勾結,累月經年不能解決。古人說過「:天下都知道取就是取,而不知道給予也是取。」陛下如能輕於封官而重於賞賜,與士卒同享,那麼有誰招而不至,有誰說而不通?指向哪裡,哪裡不開?征討敵人,哪個敵人不能克呢!這樣就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死可以再生,失可以再得。
帝看了奏書,更不高興。後來有詔召集群臣討論靈台的地址,帝對桓譚說:「我想用讖來決定,怎麼樣?」桓譚深默了很久,說:「臣不讀讖。」帝問原因,桓譚再次極力申辯讖怪誕不合常理。帝大怒說:「桓譚非聖無法,帶下去斬首。」桓譚叩頭流血,好久才得以緩解。調為六安郡丞。
桓譚心情忽忽不樂,在路上病逝,時年七十多。
起初,桓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取名為《新論》,上書獻之朝廷,世祖稱好。《琴道》一篇沒有完成,肅宗令班固繼續完成。所著賦、諫、書、奏共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到東邊巡狩,至沛,派使者祭祀桓譚墓冢,鄉里引以為榮。
◆馮衍傳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先祖馮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馮衍幼年時有奇才,年九歲,能夠誦《詩》,到二十歲時就博通群書了。王莽時,許多人薦舉他去做官,馮衍推辭不肯仕。這時天下兵起,王莽派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廉丹招馮衍授為掾吏,與他一起到定陶。王莽以詔書追令廉丹說「:倉廩的糧食已盡了,府庫的錢財已空了,可以怒了,可以戰了。將軍受國家的重任,不捐棄生命於荒野,就不能報恩塞責。」廉丹惶恐,夜間召馮衍,以詔書給他看。馮衍因而對廉丹說「:我聽說順着而成的,這是道之最大的;於正道雖違逆但能成功的,這是權衡時應重視的。所以期望有所成功,就不要問原由;在道理上合乎大體,就不必拘於小節。以前逢丑父使齊侯扮為御者到華泉取飲而使齊侯免難,被諸侯稱頌;鄭國的祭仲屈從宋人出忽立突的威逼,而使太子忽終於復位,在《春秋》上得到讚美。這種以死易生,以存易亡,是君子之道呢。在眾意難違時出以詭秘,以求國家安寧,保全自身,是賢者明智的考慮。所以《易經》上說『:窮則求變,變了就通,通了就長久,是以得自上天保..,吉,沒有不利的。』如果是知其不可行而硬要去做,軍隊破了部眾殘了,對主上無所補益,自己身死之日,也負義於當時,這是智者不為,勇者不行的。而且我聽說,得了機會不要懈怠。張良以五世為韓相,秦滅韓張良雇死士以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這種勇氣超過了孟賁、夏育,名氣高出於泰山。將軍的先祖,是漢的信臣。王莽所建的新國,英俊不願歸附。現在海內潰亂,人們懷念漢的恩德,比詩人思念召公還要深,以前召伯憩息於甘棠樹下,後人愛其甘棠,何況你是漢臣的子孫呢?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現在為將軍計議,最好是屯兵據守大郡,鎮撫吏士,磨練他們的節氣,在百里的範圍內,每天賞賜牛酒,以結納英雄豪傑之士,諮詢忠智的謀略,約束他們將來的心愿,等待形勢的變化,振興社稷的利益,剷除萬人的禍害,那麼福祿就會傳流於無窮,豐功烈跡著於不滅。這樣做與軍隊覆滅於中原,自家血肉做野草的肥料,功敗名裂,恥辱及於先祖究竟怎樣呢?聖人把禍轉化成福,智士把失敗轉化為成功,希望明公深入考慮而不要同於流俗。」廉丹不聽從。
進到睢陽,馮衍又對廉丹說:「聽說明白的人能見事情未有形成之先,聰明的人能考慮問題未萌發之前,何況是明明白白擺着的事情呢?凡禍患都是從忽視中產生,災難發生在細微隱蔽的地方,失敗了就悔之已晚,時機不可丟失。公孫鞅說:『行為高於常人的,總是背着不是的名聲;有獨到見解的人,總被旁人疑惑厭惡。』所以輕信庸庸碌碌的議論,就破壞了堅定的策略,沿襲當代的操守,就失去了高明的德行。決策是智慧的主宰,懷疑是很不值得的事情。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你不要再遲疑不決了。」廉丹不聽,於是進軍無鹽,與赤眉戰而死。馮衍就逃命在河東。
更始二年(24),派遣尚書僕射鮑永代理大將軍事,安集北方,馮衍就向鮑永獻計說:我聽說明君是不厭惡切實的言辭,以推測深遠的言論;忠臣是不顧爭辯的後患,以達紛繁政務的變化的。所以君臣兩方都得以興盛,功名都得以建立,鐫刻在金石上,好名聲留於後世。現在我馮衍有幸遇到寬明的時日,正是直言進諫的時候,豈敢沉默避罪,而不竭盡誠心呢!我考慮天下遭王莽所造成的災害已很久了。開始有翟義起兵於東郡,接着又有西海的戰役,在巴、蜀有西南夷攻益州殺大尹的戰亂,在西北邊疆有北狄攻入雲中殺人掠奪的事件,王莽派兵遠征萬里,暴露兵卒連年累月,禍亂相連,戰爭不息,刑法更加殘酷,賦斂愈益加重。許多強暴的黨徒,在外面橫行霸道,百官臣子,在內貪殘無厭,平民百姓無所依賴,饑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婦離散,村落成了丘墟,田疇荒蕪,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搔擾,四方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只大半,災禍的毒害,痛入骨髓,匹夫匹婦,無不怨恨在心。皇帝以至聖之德神靈之威,龍興鳳舉,率領宛、葉的部隊,統率散亂的兵卒,踏血而進入昆陽,又長驅直入武關,破百萬之敵,摧毀了王莽九虎之軍,威震四海,席捲天下,掃除禍亂,誅滅無道,一年之間,海內大定。繼承了高祖的偉大事業,修復了漢文漢武中斷了的帝業,社稷復存,漢朝更加輝耀,恩德冠於往昔,功勞無以復加。天下自從去了王莽,跟從了聖漢,就應當蒙受其福而依賴其心愿。樹立恩愛,布施德政,使這種恩德深入人心,那就像順着大風飛鴻毛一樣容易了。然而現在諸將虜掠,逆絕倫理,殺人父子,搶人婦女為妻,焚燒別人房屋,掠奪人家財產,使飢者無食,寒者裸足,冤讎相結不得化解,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賢明善良的德行,秉受大使的權力,統帥三軍的政事,救恤并州的民眾,惠愛的誠心,加於百姓,高尚的名聲,百姓們如雷貫耳,所以伸長脖子踮起腳跟而盼望的,不只是一人哩。而且大將軍的事業,豈可像王圭璧一樣自潔其行,只圖約束修身而已呢?將建定國家之大業,成為天地之元勛哩。以前周宣王只是一位中興之主,齊桓公只是一個霸強之君而已,但他們還有申伯、召虎、管仲、吉甫這些功臣為他們外拒盜賊、內安疆宇呢。更何況是萬里的漢朝,明帝復興,而大將軍擔任國家棟樑的重任,這的確是不可以忽視的啊。而且我聽說,兵用久了力量就窮盡了,人犯了愁變故就會發生。現在邯鄲的賊沒有消滅,真定邊境又生擾亂,而大將軍所統部隊管轄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爭不息,兵連禍結,百姓驚擾,為什麼自己懈怠,不作深遠的考慮呢?并州這個地方,東面靠近要塞名關,北面逼近強胡,糧食年年豐收,百姓富饒多資,這是四面戰爭之地,攻守的場所。如果發生問題,如何對待呢?所以說「恩德不從平時積累,人民不為其所用。不在平時作好準備,難以應付突然事故。」現在百姓的生命,懸於將軍,將軍所倚仗的,必須是良才,應對那些不稱職的人加以更換,更加選擇賢能。十室的都邑,必有忠信之士。考察得到這樣的人,以接受大將軍的明用,這樣雖是山野之人,也沒有不感德,樂為將軍效力了。然後選擇精銳的兵卒,奮發屯守的士兵,三軍既已整飭,甲兵也已具備,再看哪裡土地富饒,哪裡水泉便利,就在哪裡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訓練,就威風遠揚,人安其業了。
假如鎮守太原,撫定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事,就可以顯露聲譽,一旦有事,可以建立大功。希望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遠之慮,鑒《六經》之論,觀孫武吳起之策,省察眾論的是非,詳分眾士的黑白,以超過《周南》的遺蹟,流傳《甘棠》的遺風,讓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尹、呂望的良策,哪有比這更好的呢!鮑永素來既重視馮衍,而且接受使命可以自置偏將,就以馮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縣長,屯兵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修整盔甲保養士卒,以捍衛并州土地。世祖即位後,派遣宗室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劉延不能進。田邑迎接母弟妻子,被劉延所俘獲。後來田邑聽說更始失敗,就派遣使者到洛陽呈獻珠寶馬匹,即被拜為上黨太守。因而派遣使者招降鮑永、馮衍,鮑永、馮衍懷疑不肯降,而忿怒田邑背棄前約,馮衍就寫書信給田邑說:聽說晉文公出奔而狐偃卻表達了他的忠心,趙武逢難而程嬰卻表明了他的賢德,他們二人的義氣是很恰當的。現在三王背叛,赤眉危害國家,天下到處蠢動,社稷顛覆隕滅,這正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騁之時哩。你伯玉被擢選為太守,鎮撫大郡。上黨這個地方,有四面險塞之牢固,東帶三關,西面為國之屏蔽,為什麼舉手交給了強敵,開天下之紛爭,借仇人之刀來殺人,難道不悲哀嗎?我聽說,屈膝為臣,沒有二心;雖然只有汲水的小智,也能謹守汲器而不借給別人。
所以晏嬰被劫參加崔杼的盟會,崔杼以戟劍相威逼,晏嬰還是不改口屈從;謝息拒守成阝邑,雖然孟孫以晉師難拒相威脅,謝息仍不肯棄守成阝邑。這樣看來,內沒有釒句頸之禍,外沒有桃萊之利,而身受叛人之名聲,蒙受降城之恥,我實在為左右羞恥。且邾大夫庶其竊邑叛君,以求大利,《左傳》認為是賤而必書;莒大夫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沒有違背這個而身名能保全的呢。為你伯玉深入設計,最好是與鮑尚書同心戮力,顯忠貞的節氣,立超世的功勞。如果以尊親被囚禁的原因,能棄官投命,歸附於尚書,大義既全,敵人也可以緩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伸眉高談,無愧天下。如果是為了貪圖上黨太守的權力,愛惜全邦的財物,我恐怕伯玉會重蹈趙王因小失大的憂患,上黨將再有從前的災難。
以前晏平仲接受吳國的公子札的建議通過陳桓子交還了延陵的政權和封邑,因而免於欒氏、高氏發動的禍亂;而耿林父違反了叔孫穆子的勸戒,陷於終身之惡。我想伯玉聽到這些至理名言,必然深入於心,自然不是環城而堅守,就是策馬而不顧了。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你自強於時人,不要苟同於流俗。田邑回信說:仆雖駑鈍怯弱,也是想做人的哩,難道是苟且貪生怕死的人嗎!曲戟在頸,不變其心,這正是我的志氣哩。以前,老母諸弟被執於軍,而我安然不顧,這難道不是重節氣嗎?假使一個人居於天地之間,把壽命看得貴如金石,想要長生而避免陷於死地就可以了。現在百歲壽齡,沒有人能達到,老年壯年之間,距離有多大呢。如果更始政權還在,忠義可以建立,雖老母受戮,妻兒身首橫分,也是田邑願意的。近來,上黨狡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我田邑親自擊潰敵圍,抗擊宗正劉延,自己估計從智力能力看,並不是不能抵禦。然而我知道更始已死於兵亂,新帝司徒鄧禹已平定了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
事實非常清楚,即使是日月之經天,河海之帶地,也不足以相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的存亡,真可說是命中注定。我田邑雖然死,能改變這種命運嗎?從人道的根本來講,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是大義,母子是至恩。現在故主更始已死,還為誰去盡義呢;老母被拘執,從報恩來講應當留下。而你卻嚴厲指斥我是貪權,引誘我策馬反正,以為只要抑制利己之心,就將策馬而不顧,這是多麼的愚蠢呢!我田邑年已三十,做過卿士,從性情上講少有嗜好欲望,討厭多事妄為。何況現在位高身危,財多命險,我自己深知,還要別人來疑惑幹什麼呢?鮑永與你馮衍,擁着符節印綬,自相署立為官,以前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笑其詐為欺天。
鮑永據位兩州,外加一郡,更始敗,河東諸國叛,鮑永不加征討,黠賊圍攻上黨,不見鮑永發兵相救,劉延臨境,鮑永亦莫能援。兵威受了屈辱,國家權威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危害更始,未見鮑永有兼行倍道的勤王之舉,像墨翟那樣手足磨出厚繭也要救宋,申包胥茹辛含苦也要存楚,衛女許穆公夫人思歸吊其兄的志節一樣。
更始已亡一年,還莫知定所,空想妄言,苟安鄙塞。沒能侍生,怎能侍死?不知為臣,怎知為主?難道是臣子當厭了,想當君父嗎!想搖撼泰山而盪過北海,事情不會成功,身體陷於危困,希望你細細想想我的話。馮衍不從。
有人造謠說更始隨赤眉在北面,鮑永、馮衍相信了,所以在界休地方屯兵,正要移書上黨,說皇帝在雍,以惑亂百姓。鮑永派遣其弟鮑升及子婿張舒誘降殺回涅城縣,張舒家在上黨,田邑將他全家囚系。又寫信勸鮑永投降,鮑永不答,自此鮑永與田邑結了怨。田邑字伯玉,馮翊人,後來任漁陽太守。鮑永、馮衍確知更始已死,才共同罷兵,不加冠幘向河內投降。帝埋怨馮衍遲遲不肯投降,鮑永以立功得以贖罪,於是任用了,而馮衍獨免職。鮑永對馮衍說「:以前高祖赦季布之罪,而將有功於他的丁固殺了。現在遇到了明主,還有什麼憂慮呢!」馮衍說:「我記得《戰國策》上講,有一個人挑逗鄰人的妻,挑逗其大老婆,大老婆咒罵他,挑逗他小老婆,小老婆答應了。
後來鄰人死了,他就娶了他的大老婆。有人問他『:大老婆不是罵過你嗎?』其人說『:在別人家時我希望她答應我的調情,在我家時卻希望她痛罵挑逗引誘她的人哩。』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還怕死亡嗎?」不久,帝以馮衍為曲陽令,誅殺了大賊郭勝等人,降其眾五千餘人,論功勞當封官晉爵,因遭到讒言毀謗,封賞沒有施行。
建武六年(30)發生日蝕,馮衍上書呈請八事:一是顯文德,二是褒武烈,三是修舊功,四是招俊傑,五是明好惡,六是簡法令,七是差秩祿,八是撫邊境。書奏上後,光武帝準備召見他。起初,馮衍為狼孟縣長時,曾經以大姓令狐略有罪而加以懲罰,這時令狐略作了司空長史,就向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說:「馮衍所以求於上,是想毀謗你們哩。」王護等害怕,就聯合起來排斥馮衍,馮衍因此不能得到光武接見。後來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而得以富貴尊顯,對馮衍深為敬重,馮衍就與他們交結,而為諸王所聘請,不久就成為司隸從事。後來光武對西京的外戚賓客進行懲處,大都繩之以法,重者抵死遷徙,其餘加以貶黜。
馮衍由此得罪,曾自到監獄請罪,有詔書赦免不問。馮衍於是西歸故郡,閉門以求自保,不敢再與親屬故舊相交往。
建武末年,馮衍上疏自訴說:臣思高祖的雄才大略及陳平的智謀,如果聽取毀謗,則陳平就會被疏遠,聽取讚譽,陳平就為高祖所親近。以文帝之英明和魏尚之忠誠,繩之以法就成了罪犯,施之以德則成為功臣。
到了晚世,董仲舒講求道德,被公孫弘嫉妒;李廣奮節以抗匈奴,卻被衛青排斥,這都是忠臣時常為之痛哭流涕的悲劇哩。我馮衍自思不過是微賤之臣,上面沒有魏無知的推薦,下面沒有馮唐的勸說,缺乏董仲舒的才學,又沒有李廣的聲勢,而想免於讒口,逃過怨嫌,難道不困難嗎!臣馮衍的先祖馮參,因忠貞不屈,竟釀成私門之禍。而臣馮衍又逢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苟求時會之利,侍君沒有傾邪之私謀,將帥沒有虜掠之心計。
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對內能自加修養整飭,對外能遠避嫌疑,所以我才敢與他交往。陰興知道我貧苦,幾次想遺財為我立基本生業。臣自思自己無「益者三友」之才,不敢處於「損者三友」之地,堅決辭而不受。以前在更始時期,屯兵太原執有貨財的權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一年比一年減少,日子一天比一天貧困,家中無布帛之積蓄,出門無輿馬之裝飾。現在遇到清明的時期,整飭自身力行善道之秋,而怨仇叢興,譏議橫流人世。真是富貴容易為善,貧賤難以為工啊。
疏遠壠畝之臣,無望奉職闕庭之下,只是惶恐自陳,以求解救我的罪過。書奏上後,還是因以前的過失而不使用。馮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評論說:馮子以為人的德行,既不像玉貌碌碌,也不像石形落落。風雲興起,一龍一蛇,與道一起翱翔,與時共相變化,豈能拘守一種法度呢?用之則流行,舍之則隱避,進退無主,屈申無常。所以說「:法度是非,都隨時俗,物所趨則法度隨之,物所舍則法度違之。」經常追求道德之實,而不追求當世之名,擺脫微小的禮節,放蕩縱逸人間的事情。修身走正道,安閒縱情快意。曾經喜好卓異的策略,而時代卻不能用謀略,喟然長嘆,自己哀其不遇。長期棲遲於小官,不能展其懷抱。抑制心情屈己下人,意氣淒涼情緒悲痛。那高官厚祿之家,是不求雞豚小利的;積聚之臣,是不操商賈之利的。何況是在位食祿二十多年,而財產越來越少,生活越來越貧困。這是君子在位,行其道哩。謀劃時務的不能興盛其德,為己身求利的不能成就其功。去而歸家,又遊蕩寄居於州郡,一身更依賴於職事,家庭更加窮困,於是遭逢饑寒的災難,有長子罹喪之禍。先將軍馮奉世葬在渭陵,哀帝駕崩後,被劃入哀帝義陵塋中。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而寬敞,四面相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南,三晉之路,西顧酆高阝,周秦時期的土山,宮庭廟宇的廢墟,視野廣闊,可看見舊都,於是定為墓地。退下來幽居。
忠臣們經過故墟時要..欷哀嘆,孝子進入舊室就悲傷嘆息。每念祖宗,樹立盛德於前,垂大功業於後世,遭時局之禍,墳墓蕪穢,春秋祭祀,父南子北排列紊亂。年老歲暮,哀悼功業不成,將向西面肥沃富饒的田野放牧,繁殖生產,修理孝道,經營宗廟,廣開祭祀。然後關門講習道德,觀覽孔子老子的言論,也許可以享受赤松子和王子喬的洪福。登上隴阪,登上高岡,游精宇宙,極目天地之外。細看九州山川之體勢,追溯上古得失之風氣,憫道之陵遲,傷德之分崩離析。大凡看到其終必須考察其原始,所以存其人而詠其道。界正九州之野,往來五嶽之山,隱隱約約有超越雲霄的意境。於是作賦以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就是說光明風化之情,昭彰玄妙之思哩。顯宗即位,又有許多人說馮衍文過其實,於是廢於家中。馮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強悍妒忌,不准馮衍養小老婆,兒女常汲水舂米操持家務,老了竟將其驅逐,於是坎坷窮困於一時。然而心有大志,不憂愁於貧賤。在家曾慷慨嘆道:「馮衍從小經明賢教導,經歷過顯要位置,掌過印綬,高舉符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飛越雲霄的志向。三公的顯貴,千金的巨富,不合於我的志願,我是不屑於獲得的。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齡雖已衰弱委頓,也要還保持着名賢的作風。
修養道德於臨死之前,以完成自己的身名,為後世所效法。」家居貧困年老,在家去世。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很重視這些文章。子馮豹。[2]
作者簡介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學家,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李官橋鎮)人。東晉安北將軍范汪曾孫、豫章太守范寧之孫、侍中范泰之子。官至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南朝宋官員、史學家、文學家,一生才華橫溢,史學成就突出。著作《後漢書》,博採眾書,結構嚴謹,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前四史」。
元嘉九年(432年),得罪司徒劉義康,貶為宣城太守,開始撰寫《後漢書》,加號寧朔將軍。元嘉十七年(440年),投靠始興王劉浚。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擁戴彭城王劉義康即位,事敗被殺,時年四十八歲。[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