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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書·蕭琛傳出自《梁書》,此史包含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南朝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卷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家編撰梁史的成果[1]

目錄

原文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於樂游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為丹陽尹,闢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好。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宴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東昏①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

梁台建,為御史中丞。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賚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書餉鄱陽王范范乃獻於東宮。

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床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②皆於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蒞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灶,事畢餕③余,必陶然致醉。中大通元年,為晉陵太守。以疾自解,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諡曰平子。

【注】①東昏:南朝齊第六位皇帝蕭寶卷,後被近臣所害,年僅十九歲,被貶為東昏侯。②兩千石:指郡守,當時郡守的俸祿為兩千石,因有此稱。③餕(jùn)在此意為吃祭品。

譯文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蕭琛幾歲時,堂伯蕭惠開撫摸他的背說:「(這孩子)必定能振興我們的家族。」蕭琛小時候穎悟聰敏,有奔放的辯才。初任職齊太學博士。當時王儉在朝中掌握重權,蕭琛年輕,不為王儉所賞識,蕭琛依仗着自己的才氣,想要看望問候王儉。一次,王儉在樂游苑設宴,蕭琛就穿着虎皮靴子,拄着桃枝拐杖,徑直走到王儉的座位前,王儉和他交談,非常高興。王儉擔任丹陽尹,徵召蕭琛為主簿,又推舉他為南徐州秀才,蕭琛屢次經升遷任司徒記室。永明九年,北魏開始與齊建交友好,當時北魏派遣李道固作為使者來齊,齊帝設宴招待他。蕭琛在筵席上舉杯對李道固勸酒,李道固不接受,說:「公庭上沒有私人禮節,所以我不能接受您勸這杯酒。」蕭琛慢慢地回答說:「《詩經》中有這樣的說法『雨點灑到公田裡,同時私田也跟隨承受雨點的恩惠』。」在座的人都佩服蕭琛的口才,李道固於是接受了蕭琛的勸酒。東昏侯繼承皇位後,當時議論認為沒有入廟拜見的典章制度,蕭琛建議依據《周頌·烈文》、《閔予》都是即位拜見宗廟的典章制度,於是聽從了他的建議。

梁朝建立以後,蕭琛擔任御史中丞。起初,蕭琛外出任宣城太守,有位北方的僧人渡江到南方,僅帶了一個葫蘆,裡面有《漢書序傳》。僧人說:「京城的遺老相傳,認為這是班固的真本。」蕭琛執意請求得到這部書,書中很多與梁代時刻的版本不同的地方,紙張和墨跡都很陳舊,文字多如龍頭昂起的樣子,不是隸書不是篆書,蕭琛十分珍視。到這次外出,他把書贈送給鄱陽王蕭范,蕭范就把它獻給太子。

蕭琛不久調任吳興太守。吳興郡中有座項羽廟,當地民眾稱很有靈驗,於是當地人就在郡府中廳堂設置帳幕作為神座,公私事務都來此請示祈禱,前後兩任太守都在廳堂拜祭,自己避居於其他房屋。蕭琛到來,把神位遷移回項羽廟中,處理此事毫不猶豫。又禁止殺牛供奉神座,祭祀以肉乾代替新鮮肉。蕭琛頻繁治理大郡,從不經營家產,有缺少時就征取,不把這視為被疑忌的事。蕭琛曾經說:「青壯年時我有三個喜好:音律、書、酒。年老以後,兩件事都廢棄了,僅讀書一項興趣不減。」蕭琛性格開朗灑脫,經常自己祭灶神以解禍求福,祭祀完畢吃祭余剩下的食物,必定歡樂暢飲而醉。中大通元年,蕭琛擔任晉陵太守,因疾病自己請求免職,改任金紫光祿大夫。蕭琛時年五十二歲。遺言令兒子們把他和妻子同一座墳而不在一個墓室安葬,用蔬菜祭祀,安葬的時候僅十輛車,一切事情儘量簡樸。皇帝前往送葬哭祭十分哀傷。詔令追贈本來職位,加授雲麾將軍。謐號為平子。 [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一說名簡,字思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唐朝初期史學家。約生於梁末陳初,在八十歲左右去世。姚思廉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