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州罢吟寄同舍
| 《梓州罢吟寄同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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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梓州罢吟寄同舍》 创作年代: 晚唐 文学体裁：诗 作者：李商隐 |
《梓州罢吟寄同舍》是唐代李商隐创作的一首诗。[1]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李商年隐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征聘，远离京华，前往柳仲郢钰职的梓州幕府，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幕僚生活。柳仲郢器重李商隐的才华，曾两次委以重要使命;柳仲郢关怀李商隐丧妻后的孤寂，曾准备以乐妓相赠。大中九年(855)，柳仲郢被征入朝，梓州幕府解散，李商隐也就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梓州幕僚生涯而北归，同时写了这首诗寄赠他的梓州同僚。
首联概述诗人五年的幕僚生活，点明工作的勤恳;颔联记述幕府的歌舞宴乐之事，暗含得到幕主的优遇;颈联表明心态，以喻托的手法写罢幕的凄凉心境，此后无依以及终生的抱憾;尾联抒发惆怅依恋之情，暗含对幕主柳仲郢的感激和不忘恩情之意。全诗对梓州生活作了总的回顾，表现了诗人凄怆悲凉之感，章法严密，情意深含，具有蕴藉典重之美。
目录
诗词正文
| “ | <不拣花朝与雪朝，
五年从事霍嫖姚。 君缘接座交珠履， 我为分行近翠翘。 楚雨含情皆有托， 漳滨卧病竟无憀。 长吟远下燕台去， 惟有衣香染未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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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译文
不论是春天百花飘香，还是寒冬雪花飞扬，我们都在幕府供职，度过了五年难忘的时光。
你们为了公务接待贵宾，在客人中间穿梭繁忙;我也要组织歌舞演出，让客人心情舒畅。
多亏了幕府主人使我们有所依托，我们才能在一起共同生活。而我却常常有病在身，时常感到无聊寂寞。
今日以后我们就要分手，离别的失落令人心中惆怅。昔日的相聚岂能遗忘，梦中常闻到诸君的衣香。
作品鉴赏
首联概括地记述诗人五年的幕僚生活。这里以"霍嫖姚"代指柳仲郢，自然包蕴了称颂，但决非阿谀溢美之辞。因为柳仲郢在晚唐官员中是一位正直的较有作为的官员。而"花朝""雪朝"也就不是自然美景的描绘，而也含有称美柳幕生活的意味。
颔联则具体描述参与幕府中宴乐歌舞之事。"君""我"领起的这两句互文见义，由于幕府公务需要，彼此既得结交珠履上客，亦常接近歌妓舞女，这两种人贵贱悬远，却都要予以交接，殊为不伦，然既从事幕职，便不得不周旋在这些人之间。这一联似乎未免尘俗，但它是幕僚生活的实况，更重要的由此"近翠翘"引出了下一联。
颈联上句承上联之"近翠翘"谓诗人曾接近官妓，诗涉"楚两"，貌似"含情"，而其实质乃皆"有托"者。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屈原就以美人香草喻君臣之遇合，此处"楚雨含情"之句也正是喻托着诗人终生企盼的得到赏识积极用世的理想。然而现实对诗人却始终是无情而残酷的，于是这联下句写自己的实境。"漳滨多病"中的"病"当是双关，一是实指诗人赢弱多病之躯，一是虚指诗人命途之多舛。羸弱多病固然难当重托，而命途之多舛则更是难有所托。这一联从诗题"寄同舍"说，固然是向同僚表明心态，而从"罢吟"来说，则更是以喻托的手法既写出罢幕时自己的凄凉心境，又写出自己终生难以弥补的抱憾。诗人返回京都两年后即与世长辞，这一联诗句也不妨看作是他对自已悲剧一生中幕僚生计的总结。
尾联集中到离开梓州幕府的怅怅依恋之情。诗人连用"燕台""衣香"典故，意为自己在慢声长吟中远离梓州幕府而去，只有暮主柳仲郢的恩情永驻心间。"衣香"者，是指府主的恩义，也兼指同舍之间彼此之友谊。这些"衣香"犹未能忘怀，正可见五年的同舍生活将是一段弥足珍贵的回忆，诗篇就在这绵长微婉的情意中结束。
这首诗抒发诗人与同僚、府主的情谊，以及自己体弱多病、年华虚度的感慨。从结构上看，这首诗章法严密，因寄同舍而处处不离幕府生活与双方关系。从气势上看，一气之下，而又有抑扬顿挫的节奏。写五年幕府生活本免不了要叙事，而全以抒情出之，笔致婉转，有感叹不尽的艺术效果。从诗的语言上看，梓州幕罢，与离梓北归之事不含景与物，然诗人借助相关的具体物象，将记事抒怀化为具有视觉形象可感知的画面，具有秀美典丽之感。以"花朝""雪朝"取代四季的抽象概念，显示其自然之美。"珠履""翠翘"之绚丽华贵，取代贵客官妓身份概念，显示物象之美。"楚雨""漳滨"，则化直为隐，化俗为雅，显示含蓄高雅之美，充分表现了李商隐诗歌"婉转绮丽"的风格。
简介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晚唐著名诗人，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河南荥阳市）。 [2]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3]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忧郁、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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