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
基本内容
内容简介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多辑集、考订、注释和评论工作,写下大量论著。两千年来,《楚辞》的研究大致可分四个时期。
两汉时期两汉是《楚辞》研究的开创时期。上承秦火之余,重点在于搜辑、整理和著录楚辞作品;注释工作,刚刚打下基础;对屈原的评价,意见颇有分歧。
西汉前期,屈原作品已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目前所知最早的研究者,是刘安和司马迁。刘安撰有《离骚传》,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研究屈原作品并写下专著的第一人。《离骚传》已失传,据《史记·屈原列传》里残存的片断来看,其中有评文论史的总叙;据班固《离骚序》所援引的部分来看,其中又有释义考典的注解,这些都为后世的屈原研究开辟了道路。至司马迁撰<史记>,不仅亲临屈原自沉的汨罗江,凭吊遗迹,访察行事,更研读了《怀沙》、<渔父>、<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诗篇,写出了第一篇记述屈原生平事迹和描写屈原人格精神的《屈原列传》。
西汉中期,宣帝召九江被公“诵读”楚辞,已开始注意楚辞的音读问题(《汉书·王褒传》)。西汉后期,刘向父子典校秘阁遗书,校定“屈原赋二十五篇”,著录入《七略》,这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校雠的开始。刘向和扬雄都撰有《天问解》,其书不传。据王逸《天问叙》说,他们都是对《天问》中的“奇怪之事”,“援引传记以解说之”,可见刘、扬对屈原作品的注释考订工作,在刘安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东汉时期,班固、贾逵,都撰有《离骚经章句》(王逸《离骚叙》)。马融也撰有《离骚注》(《后汉书·马融传》),其书皆不传。贾、马为经师,班氏为史家,其内容当既有训释,又有史评。这从贾、马之说经及班固所留下的《离骚序》可以想见。但王逸曾说到班、贾只注《离骚》,“其余十五卷缺而不说”(《离骚叙》。马融《离骚注》当然也是如此。看来直到东汉中期,学术界对屈原作品尚未展开全面研究,重点仍在《离骚》、《天问》的注释上,至于《楚辞》中宋玉以下的其他篇章自不待言。
对《楚辞》进行全面探讨的是东汉末王逸,他著有<楚辞章句>17卷,内容包括训诂、校勘、释义、考史、评文等各个方面,是今存最早一部完整的《楚辞》研究专著。
这一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刘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意见有分歧,而其中针锋相对的是刘安与班固。刘安《离骚传》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评论屈原则谓“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推此志也,虽也日月争光可也”,而班固则以儒家明哲保身的观点衡量屈原,认为“屈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
魏晋至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楚辞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而在研究方面却处于低潮,专著寥寥无几,但注释、音读、文论等个别论著,从质量上看,仍然有所发展。
继王逸《楚辞章句》之后,晋代郭璞有《楚辞注》3 卷。郭氏乃训诂学大家,曾注过《尔雅》、《方言》,又博极群书,广搜异闻,注过《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他的《楚辞注》已佚,但从诸书所引或互见于郭氏其他书注中的部分看,其训诂名物方面,足资参考处颇多,对王逸旧注也有所更定。如郭璞《江赋》以为“任石”义同“怀沙”,《山海经·中山经》注以为“湘夫人”乃是“天帝之二女”,都与王逸注不同。另外,《隋书·经籍志》还著录南朝刘宋何偃《楚辞删王逸注》、隋代皇甫遵《参解楚辞》7卷,今皆亡佚。
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楚声研究的专著。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晋代徐邈有《楚辞音》1卷。刘宋诸葛民有《楚辞音》1卷,孟奥有《楚辞音》1卷,隋代释道骞有《楚辞音》1卷,阙名氏《楚辞音》1卷。音读著述的繁多,反映了当时对《楚辞》讽诵吟咏的盛况。但这些著作今皆亡佚,只有敦煌石室曾发现道骞的<楚辞音>残卷。据《隋书·经籍志》称,道骞善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从残卷考察,道骞音切多异,而用楚方音读韵脚以取得叶韵效果,尤其是它的特征。
关于屈原评价问题,梁代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折中诸家,独标己见,明确指出屈原作品“奇文郁起”,“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在艺术上则达到了“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的高度,有意纠正评论家“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弊病。但刘勰仍以是否合乎儒家“经义”为评价屈原作品的标准,也有一定局限性。
宋元明清时期这是《楚辞》研究的空前兴盛时期,校勘、训诂、韵读、文论等方面著述繁多。尤其清代的校勘、训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校勘方面,自刘向的校雠,王逸的正误之后,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出现过专著。宋代洪兴祖始撰《楚辞考异》一书。此书所参校的,上至“古本”、“唐本”,下至当时诸名家校本,尽行收录,考其异同,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洪兴祖所参校的,有苏轼至洪炎以下校本十四、五家。又有欧阳修、孙觉、姚廷辉诸家本。尤其可贵的是,现已佚失的南唐王勉《楚辞释文》,在洪兴祖《考异》中被引用70余条,其中异文最多,足资考证。《楚辞考异》一书原为单行,后人将它分窜于洪氏的<楚辞补注>中,单行本已失传。清末的刘师培,又于古本《楚辞》之外,参以诸书所引,撰《楚辞考异》17卷,为研究《楚辞》者所必读。
训诂方面,洪兴祖《楚辞补注》,是为了补王逸注的不足。实则既有补缺,也有纠误。明训诂,考名物,援引赅博,取证详审,颇为学术界所推重。至于清代戴震<屈原赋注>,则以精审谨严见称。又朱骏声《离骚赋补注》,亦颇精于训诂。但戴书以训诂明大义见长,朱书则重训诂并及语例,各有特点。至于清儒的零笺散札,也有很精当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馀编·楚辞》、俞樾的《俞楼杂纂·读楚辞》等,在训诂名物上发前人所未发。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新的论据。此外,如马其昶的<屈赋微>,对前人注解,采撷极广,又能抒以己见,为清代研治《楚辞》的后劲。
屈原作品有文内之意,又有言外之旨。历代学者,在探索上曾下过不少工夫,但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王逸《楚辞章句》,除训诂名物外,微言大义,亦时有解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对训诂名物补充较多,而微言大义方面,则发挥不足,所以朱熹撰<楚辞集注>,对屈原作品不仅释其词,而且发其微。在这方面,他确实提出了不少创见,但也有不少迂曲附会之处。明人通释大义之作颇多,却往往陷于空疏。即使一些较有价值的注本,亦不免此病。如黄文焕《楚辞听直》8卷,对屈赋作时作地多有考订,颇有创见。但此书所述义理,也多以己意为转移。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略于训诂而详于阐义,其成就与朱熹相近。
音韵方面,由前一时期以便于吟咏为目的的音读派,逐渐发展为这一时期科学的古韵学。本来道骞以楚方音求屈原作品的叶韵,其态度是可取的,但其末流竟泛滥无归,如朱熹注《楚辞》,随句改读,“一字数叶”。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出,始主张“发明古音,以见叶音之说谬也”(《屈宋古音义·凡例》)。清代古韵学大盛,其中以江有诰的《楚辞韵读》较精,他分屈宋韵部为21部,跟王念孙的《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的分部之说最相近。江氏的结论,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评论方面,向无专著,汉魏以来多以单编散简出现,所以这一时期的辑录之书渐多。首先是宋黄伯思的《翼骚》,上自《史记·屈原列传》,下至宋代陈说之《序》,录为1卷,其书已佚。明代归有光的《玉虚子》、《鹿溪子》各一卷,也以辑录诸家评语为特色。蒋之翘的《七十二家评楚辞》,搜罗更广。但其中明人多以评点时文的手法来评说,可取的较少。清刘熙载<艺概>卷三《赋概》述及楚辞,虽篇幅不多,而语能扼要,意多中肯,不失为文论方面的佳作。
史实考证,盛于清代,但对屈原生平的考证,多散见于专著之中。在这方面,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很有代表性。书中首先据《屈原列传》、《楚世家》,详考事迹经历;其次依屈原作品涉及的地点来探究放流涉足的远近,并对屈辞的写作时地有所论列。虽有附会之处,但翔实的居多。此外如邹汉勋的《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陈瑒的《屈子生卒年月考》,颇为学术界所重视。
“五四”以后“五四”以后,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楚辞》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除了继承清代朴学在考证方面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而外,更重要的收获,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屈原及其诗篇作出新的评价。
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闻一多《楚辞校补》、《楚辞新义》,游国恩《楚辞概论》、《楚辞论文集》以及他所主编的《楚辞注疏长编》(已出《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屈赋通笺》、《笺屈余义》等。
意义
总之,两千多年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楚辞》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仍有不少的遗留问题,有待进一步去作钻研。例如:由于年代久远所造成的文字语言上的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当时流行于南楚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真相还很模糊;作品写作的时、地问题,还有争论;某些篇章的真伪问题,认识还不统一,等等,而在楚辞的文学评价问题上,更需要作深入的探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