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鹄
欧阳中鹄(1849——1911)清末维新派人物。宇节吾,号瓣姜。长沙测阳人。同治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协修会典,兼方略馆校对。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受湖南巡抚陈宝箴委托,在浏阳办贩济。支持学生谭嗣同:唐才常变法,师生共创浏阳算学社,是为湖南新学之始。1989年入陈宝箴幕,协助推行新政。但在维新变法高潮时改变主张,参与遏制活动,著有《瓣姜文稿》。
欧阳中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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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物简介
清道光二十九年生。祖居浏阳普迹青龙头,后迁到浏阳县城营盘巷。[1]
欧阳中鹄于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第二年考授内阁中书,受户部主事谭继洵之聘,教其子嗣襄、嗣同。光绪九年(1883),欧阳中鹄进京参加会试未中,返回故里后,谭嗣同、唐才常又拜其门下就读。欧阳中鹄知识渊博,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担任过众多青年才俊的塾师。谭嗣同称其学问“实能出风入雅,振前贤未坠之绪”。
欧阳中鹄推崇变革,曾发表“变法之论”。在接到谭嗣同“兴算学”的信函后,欧阳中鹄即着手筹办算学馆。此举遭到了浏阳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反对。欧阳中鹄遂与唐才常、刘善涵等商议,会聚同仁集资,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开办算学社。
随着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展开,此时湖南的变法改革已进入高潮。可欧阳中鹄却对谭嗣同“尽变西法”的主张产生了异议,一改其初衷,变得消极起来。
光绪二十四年,欧阳中鹄进京纂修《会典》。二十九年授广西思恩知府。旋调省署,总办文案。三十一年,授平乐知府。平乐多瑶族,地瘠民穷。首领下令,生两孩者弃其一,生三孩者弃其二。人心惶恐。欧阳中鹄到任后,先晓以大义,继设平粜,通贸易,置学校,教之以文字。“未期年,成效大著”。时有诗曰:“瑶人拜舞桂人歌,捷报流传美政多”。光绪三十四年,欧阳中鹄调任桂林知府。宣统二年(1910)补授广西提法使。次年病故,终年62岁。其遗作有《瓣姜文稿》传世。
子女后人
办算学社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被清皇朝寄予厚望的湘军北上出关应战,到第二年初,却被杀得人仰马翻、丢盔弃甲。数月之后,消息传到浏阳,浏阳人深感忧虑和悲愤。就在此时,欧阳中鹄收到了一封两万余字的长信。
这封信来自欧阳中鹄的学生谭嗣同。
在这封长信中,谭嗣同陈述了中国所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他认为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士、民各阶层的沉迷不醒:官则贪赃枉法,虐待百姓;士则空谈气节,虚骄无实;民则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变西法,开风气,育人才。他认为,中国之积弱,首先在人才不济,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桎梏,尤其是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极大地限制了民智的开化,束缚了人才的成长。因此,他主张“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他认为,当前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变法先可“小试于一县”,并提议从算学、格致开始。因为“算学为中国所本有”,格致“亦杂见于古子书中”,实施过程中阻力要小一些;且经费来源有限,规模开始不可太大,可先立算学馆,“而置格致为后图,以待经费之充足”。
中鹄读到这封信之后,身心为之一振。立即加以批改,请人印成单行本广为传发,这就是著名的《兴算学议》。
不久,谭嗣同和唐才常回到了浏阳,欧阳中鹄的家成为了他们聚会的场所。
他们彻夜不眠商议,四处奔波谋划,制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和《原定章程》、《增订章程》,选定了浏阳文庙后山奎文阁为社址,邀约了包括欧阳予倩父亲在内的十六人,每人出资五十缗(一千文为一缗),一所完全新型的学校、中国第一个数学馆——“算学社”终于开办了。
算学社里,谭嗣同亲自授课,讲述算学的用途,并从中灌输变法思想,浏阳的教育开始步入近代化的进程而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