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脩
| 歐陽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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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歐陽修 別稱：歐陽永叔、醉翁、六一居士 所處時代：北宋 出生日期：1007年8月1日（農曆丁未年） 逝世日期：1072年9月22日（農曆壬子年） 主要作品：《醉翁亭記》《秋聲賦》 |
歐陽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且在政治上負有盛名。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官至翰林學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諡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後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與韓愈、柳宗元、蘇軾、蘇洵、蘇轍、王安石、曾鞏被世人稱為「唐宋散文八大家」。
歐陽修是在宋代文學史上最早開創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領導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承並發展了韓愈的古文理論。他的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詞風進行了革新。在史學方面，也有較高成就。[1]
目錄
人物生平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時，歐陽修出生於綿州（今四川綿陽），當時他父親任綿州軍事推官，已經56歲了。3年後（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親去世。歐陽修是家裡的獨子，與母親鄭氏相依為命，孤兒寡母只得到湖北隨州去投奔歐陽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親鄭氏是受過教育的大家閨秀，用荻稈在沙地上教歐陽修讀書寫字。歐陽修的叔叔也不時關懷，總算沒有讓童年的歐陽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歐陽修自幼喜愛讀書，常從城南李家借書抄讀，他天資聰穎，又刻苦勤奮，往往書不待抄完，已能成誦；少年習作詩賦文章，文筆老練，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興的希望，曾對歐陽修的母親說：「嫂子不必擔憂家貧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僅可以創業光宗耀祖，他日必然聞名天下。」十歲時，歐陽修從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愛其文，手不釋卷，這為日後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播下了種子。
分標題
歐陽修對有真才實學的後生極盡讚美，竭力推薦，使一大批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脫穎而出，名垂後世，堪稱千古伯樂。不但包括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還包括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的出名與歐陽的學識、眼光和胸懷密不可分。他一生桃李滿天下，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都得到過他的激賞與推薦。「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門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攜而名揚天下。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導詩文革新運動，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義文風和詩風，取得了顯著成績。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影響。他的平易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歐陽修在傳統文化的重重束縛下掙扎着表現自我。他淡視名利，無欲則剛，其目的也是為維護社會穩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圖新」。學術上對當時僵化風尚和陳舊價值觀進行抵制和反撥。在當時隨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環境中，歐陽修身居高位，仍堅守大節，保持人格尊嚴，體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對習慣勢力和庸俗無聊的生存狀態進行抵拒，對社會責任自覺地擔當。從他身上，我們可以吸取勇於擔當的因子，來培育抵拒庸俗、無聊的抗體。這也是今天紀念歐陽修的重要意義所在。
正是歐陽文忠堪為人師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傳的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才有了曾鞏、曾布昆仲，才有了「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歐陽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礎。 歐陽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對當時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的嚴重危機，有較清醒的認識。主張除積弊、行寬簡、務農節用，與范仲淹等共謀革新。晚年隨着社會地位的提高，思想漸趨保守，對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譏評；但比較實事求是，和司馬光等人的態度是不盡相同的。
歐陽修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作為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他的文論和創作實績，對當時以及後代都有很大影響。
宋初，在暫時承平的社會環境裡，貴族文人集團提倡的西崑體詩賦充斥文壇，浮華纂組，並無社會意義，卻曾風靡一時。為了矯正西崑體的流弊，歐陽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愛讀韓愈文集，出仕後親自校訂韓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學觀點上師承韓愈，主張明道致用。他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以「道」為內容，為本質，以「文」為形式，為工具。特別重視道統的修養，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學者當師經」，師經才能用「道」來充實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韓愈的某些偏頗。在對「道」的解釋上，他把現實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體內容。他認為學道而不能至，是因為「棄百事不關於心」（《答吳充秀才書》）。他反對「務高言而鮮事實」 （《與張秀才第二書》）。在對待「道」與「文」的關係上，主張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認為「文」固然要服從於「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並且列舉了許多例子說明「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世」。所謂「事信言文」，就是內容要真實，語言要有文采，做到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是歐陽修對創作的基本論點。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不僅能夠從實際出發，提出平實的散文理論，而且自己又以造詣很高的創作實績，起了示範作用。
他的主張得到了尹洙、梅堯臣、蘇舜欽等人的熱烈贊同。後來，知貢舉（主管考試進士）時，又鼓勵考生寫作質樸曉暢的古文，凡內容空洞，華而不實，或以奇詭取勝之作，概在摒黜之列。與此同時，他又提拔、培養了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一代新進作家。這樣，他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摺疊應用文體 歐陽修是傑出的應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頗豐，《歐陽修全集》（中國書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歐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應用文2619篇，可見他的文章寫作主要是應用文寫作；還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書》75卷。他不僅應用文寫作頗有建樹，而且對應用文理論貢獻也很大。
創立應用文概念。目前論者都認為應用文一詞最早見於南宋張侃的《跋陳後山再任校官謝啟》：「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拙軒集·卷五）張只涉及應用文取「四六」的語言形式，嚴格說來還不能說明確了應用文概念。北宋的歐陽修在《辭副樞密與兩府書》中雲，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樞密副使，「學為應用之文」。這裡的應用文是指公文文體。他在同一年的《免進五代史狀》中自述為得功各事無用之時文，得功名後，「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文字」即文章。這裡的應用文指實用文章。可見，歐陽修是從文體形式、實用性質兩方面來明確應用文概念的，他已把應用文當作獨立的文章體裁。構築了應用文理論的大體框架。如上所述，他認為應用文的性質是實用的。他讚揚蘇洵的應用文章「實有用之言」（《薦布衣蘇洵狀》），黃校書策論「中於時病而不為空言」（《與黃校書論文章書》）。歐陽修關於應用文的實用性質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應用文的特點有三。一是真實。歐陽修認為寫史要「立傳紀實」（《進新修唐書表》）。所謂「紀實」，就是應像《春秋》一樣褒貶善惡，「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春秋論中》），「書事能不沒其實」（《唐於魯神道碑》）。他還認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論慎出詔令札子》），用當今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要與實際相符。歐陽修主張應用文真實，一是為了應用，二是為了傳於後世。三是簡潔質樸。「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正史類》），讚揚孔宙碑文簡質（《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詔書應「復古樸之美，不必雕刻之華」（《論李淑奸邪札子》），銘應「言簡而著」（《內殿崇班薛君基表》），「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論<；尹師魯墓誌>；》），「文書甚簡」（《乞洪州第七狀》），簡潔質樸是歐陽修文章批評的標準之一。三是得體。他讚揚劉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體」指內容而言，歐陽修謂之「大體」。「公於制誥，尤得其體」（《謝公絳墓志銘》），他讚揚謝希深的制誥尤得西漢制誥之體，「體」指文體。「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崇文總目敘釋·正史類》），「體」指語體。歐陽修主張應用文應合大體、文體、語體，其理論已相當精深。
歐陽修對公文的貢獻很大。他寫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論也很系統。公文內容「必須合於物議，下悅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讀」，採用「四六」的語言形式（《內製集序》），開蘇軾改革駢文之先河。他自責其公文有「無以發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牽常格」的毛病，主容要完整出新，有條有理；形式既要規範，又要創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為三類：「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與陳員外書》）他認為符、檄是下行文，狀為上行文，移、牒為平行文；並明確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歐陽修雖未明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為劉熙載按行文方向分類打下了基礎。（摘自《應用寫作》月刊1997年第2期《歐陽修應用文論》）
摺疊為政成就 歐陽修給宋仁宗的奏摺：「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狄青被貶幾年後就抑鬱而死。
歐陽修加深了「重文輕武」的國策，為之後中華屢遭異族入侵鋪平了道路。
摺疊文學成就 文章
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各體兼備，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內容充實，氣勢旺盛，深入淺出，精煉流暢，敘事說理，娓娓動聽，抒情寫景，引人入勝，寓奇於平，一新文壇面目。他的許多政論作品，如《本論》《原弊》《與高司諫書》《朋黨論》《新五代史·伶官傳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張，緊密聯繫當時政治鬥爭，指摘時弊，思想尖銳，語言明快，表現了一種匡時救世的懷抱。他還寫了不少抒情、敘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搖曳多姿。他的《釋秘演詩集序》《祭石曼卿文》《蘇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懷往事，情深意摯，極為動人；他的《豐樂亭記》《醉翁亭記》諸作，徐徐寫來，委婉曲折，言辭優美，風格清新。總之，不論是諷世刺政，還是悼亡憶舊，乃至登臨遊覽之作，無不充分體現出他那種從容寬厚、真率自然的藝術個性。
歐陽修 歐陽修 歐陽修倡導的詩文革新在本質上是針對五代文風和宋初西崑體的，可是歐陽修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都與柳開以來的復古派文論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歐陽修主持文壇以前，以西崑體為代表的文風已經受到嚴厲的批評。歐陽修在反對西崑體的同時，還反對「太學體」。
歐陽修對文與道的關係持有新的觀點。首先，歐陽修認為儒家之道是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其次，歐陽修文道並重。此外，他還認為文具有獨立的性質。這種文道並重的思想有兩重意義：一是把文學看得與道同樣重要，二是把文學的藝術形式看得與思想內容同樣重要，這無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學的地位。柳開等人以韓愈相號召，主要着眼於其道統，而歐陽修卻重於繼承韓愈的文學傳統。
歐陽修自幼喜愛韓文，後來寫作古文也以韓、柳為學習典範，但他並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韓文從字順的一面，對韓、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險深奧傾向則棄而不取。同時，歐陽修對駢體文的藝術成就並不一概否定，對楊億等人「雄文博學，筆力有餘」也頗為讚賞。這樣，歐陽修在理論上既糾正了柳開、石介的偏頗，又矯正了韓、柳古文的某些缺點，從而為北宋的詩文革新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也為宋代古文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歐陽修早年為了應試，對駢儷之文下過很深的功夫，同時也認真研讀韓文，為日後的古文寫作打好了基礎。他在洛陽結識尹洙後，便有意識地向尹學習簡潔謹嚴的古文手法，並以古文為主要的文體進行寫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樣化。歐陽修對待寫作的態度極為嚴肅，往往反覆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學養和辛勤的實踐使他的散文創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歐陽修的散文內容充實，形式多樣。無論是議論，還是敘事，都是有為而作，有感而發。他的議論文有些直接關係到當時的政治鬥爭，例如早年所作的《與高司諫書》，揭露、批評高若訥在政治上見風使舵的卑劣行為，是非分明，義正辭嚴，充滿着政治激情。又如慶曆年間所作的《朋黨論》，針對保守勢力誣衊范仲淹等人結為朋黨的言論，旗幟鮮明地提出「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的論點，有力地駁斥了政敵的謬論，顯示了革新者的凜然正氣和過人膽識。這一類文章具有積極的實質性內容，是古文的實際功用和藝術價值有機結合的典範。歐陽修另有一類議論文與現實政治並無直接關係，但表達了作者對歷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論，對五代的歷史教訓進行總結，並鮮明地表達了作者的褒貶，以及國家興亡在於人事而非天命的歷史觀。又如他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對友人的文學業績進行評述，而且抒發了對死生離合、盛衰成敗的人生遭際的感慨，絕非為文而文之作。
歐陽修的記敘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記》一類歷史散文自不必說，即使是亭台記、哀祭文、碑誌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實的內容，如《豐樂亭記》對滁州的歷史故事、地理環境乃至風土人情都作了細緻的描寫。又如《瀧岡阡表》，追憶父母的嘉言懿行，細節描寫細膩逼真，栩栩如生，這種效果決不是虛言所能達到的。
歐陽修的散文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論文慷慨陳詞，感情激越；史論文則低回往復，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樂由衷，情文並至。例如《釋秘演詩集序》，寥寥數筆，釋秘演、石曼卿兩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際已躍然紙上，而作者對兩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對時光流逝、人事變遷的感慨也洋溢於字裡行間，感人至深。在歐陽修筆下，散文的實用性質和審美性質得到了充分的顯示，散文的敘事、議論、抒情三種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機融合。
歐陽修對散文文體的發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作品體裁多樣，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辭賦和四六也是他擅長的文體。首先，歐陽修對前代的駢賦、律賦進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韻的兩重規定，改以單筆散體作賦，創造了文賦。其名作如《秋聲賦》，既部分保留了駢賦、律賦的鋪陳排比、駢詞儷句及設為問答的形式特徵，又呈現出活潑流動的散體傾向，且增強了賦體的抒情意味。歐陽修的成功嘗試，對文賦形式的確立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其次，歐陽修對四六體也進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襲唐人舊制，西崑諸子更是嚴格遵守李商隱等人的「三十六體」。歐陽修雖也遵守舊制用四六體來寫公牘文書，但他常參用散體單行之古文筆法，且少用故事成語，不求對偶工切，從而給這種駢四儷六的文體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隨州錢相公啟》、《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歐陽修的語言簡潔流暢，文氣紆徐委婉，創造了一種平易自然的新風格，在韓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別開生面。例如《醉翁亭記》的開頭一段，語言平易曉暢，晶瑩秀潤，既簡潔凝練又圓融輕快，毫無滯澀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當的議論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語氣，娓娓而談，紆徐有致。這種平易近人的文風顯然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其後宋代散文的發展歷程就證明了這一點。
歐陽修的創作使散文的體裁更加豐富，功能更加完備。歐陽修散文創作的高度成就與其正確的古文理論相輔相成，從而開創了一代文風。
詞作
與晏殊詞相比，歐陽修雖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詞人的老路，但新變的成分要多些。儘管他作詞是以餘力而作，固守着詞傳統的創作觀念，但作為開創風氣的一代文宗，他對詞作也有所革新。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擴大了詞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詞所開闢的方向，進一步用詞抒發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變了詞的審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開拓，而與柳永詞相互呼應。
歐陽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貶謫，仕途不像晏殊那麼順利，對人生命運的變幻和官場的艱險有較深的體驗。表現這類情感的詞作雖然不太多，但畢竟顯示出一種新的創作方向，即詞既可以寫傳統的類型化的相思恨別，也能夠用以抒發作者自我獨特的人生體驗和心態。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欄檻倚晴空）更展現出他瀟灑曠達的風神個性。這種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和用詞來表現自我情懷的創作方式對後來的蘇軾有着直接的影響。
歐陽修在政治生活中，剛勁正直，見義勇為，他的詩文和部分「雅詞」表現出其性格中的這個側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輕時的生活，則頗風流放任。因而也寫了一些帶「世俗之氣」的艷詞，其中有的比較庸俗，另一些內容和情調則比較健康，如《南歌子》（鳳髻金泥帶）、《玉樓春》（夜來枕上爭閒事）。此類詞作，體現出一種與五代詞追求語言富麗華美的貴族化傾向相異的審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眾的審美情趣。
歐陽修詞朝通俗化方向開拓的另一表現是，他借鑑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聯章」等表現手法，創作了兩套分詠十二月節氣的《漁家傲》「鼓子詞」，這對後來蘇軾用聯章組詞的方式來抒情紀事頗有影響；而另外兩首《漁家傲》（「花底忽聞敲兩槳」和「荷葉田田清照水」）詞，分別寫採蓮女的浪漫歡樂和愛情苦惱，格調清新，也具有民歌風味。在宋代詞史上，歐陽修是主動向民歌學習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詞清新明暢的藝術風格，歌詠潁州西湖的十首《採桑子》就集中體現出這種風格特徵。
詩作
歐陽修在變革文風的同時，也對詩風進行了革新。他重視韓愈詩歌的特點，並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詩歌理論。相對於西崑詩人的主張，歐陽修的詩論無疑含有重視生活內容的精神。歐陽修詩歌創作正是以扭轉西崑體脫離現實的不良傾向為指導思想的，這體現了宋代詩人對矯正晚唐五代詩風的最初自覺。
歐詩中有一些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種糧的農民只能以酒糟充飢的不合理現實，《邊戶》描寫了宋遼邊境地區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歐詩更重要的內容則是表現個人的生活經歷或抒發個人的情懷，以及對歷史題材的吟詠等。由於他的這類詩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與西崑體的同類詩作有本質的區別。例如《戲答元珍》（春風疑不到天涯）。
歐詩受韓愈的影響較大，主要體現在散文手法和議論入詩。然而歐詩並不對古人亦步亦趨，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歐詩中的議論往往能與敘事、抒情融為一體，所以得韓詩暢盡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艱澀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議論精警，又富有情韻。歐詩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體現在句法上，而是借鑑散文的敘事手段，如《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敘述宴遊經歷，平直周詳，深得古文之妙。
歐詩也學李白，主要得益於語言之清新流暢，這與歐詩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結合，便形成了流麗宛轉的風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寫好友萬里相思和少去老來的感慨，時空跨度很大，情緒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氣仍很宛轉，娓娓如訴家常。歐詩的成就不如歐文，但兩者的風格傾向是一致的，這種詩風顯然是對西崑體詩風的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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