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之书(李汉君)
作品欣赏
死人之书
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在堂上读书，一个名叫轮扁的人在堂下制作车轮。他放下锥凿来到桓公面前：“敢问大王读的是什么书啊？”
桓公说：“是圣人之书。”
“那个圣人还在吗？”
“早已故去了。”
轮扁笑了：“这么说，大王读的，不过是圣人的糟粕罢了。”
桓公闻言，登时沉下脸来，满面怒容地说：“寡人读书，轮人竟敢来说三道四！好，你若讲出道理还则罢了，讲不出，死罪。”
轮扁并不惊慌：“那，臣就拿做车轮这事来说吧。斫轮难在把握分寸，太紧，安不进去，太松，又晃动不坚固，要想砍削恰如其分，活计做的得心应手，其中自有一番奥妙。但这个“奥妙”，臣却无法传授给儿子，所以现在七十岁了，还得自己来做车轮。由此可见，那些不可言传的东西随着古人一起，早都消失了，您读这样的书，还不是糟粕吗？”
这个故事出自《庄子》，但专家考证，这篇《天道》却恐非庄子所作。王夫之就说：“此篇之说，有与庄子之旨迥不相侔者……盖秦、汉间学黄、老之术以干人主者之所作也。”
故事中，轮扁那番关于读书的高论，不知齐桓公是否认可，我则不敢苟同。他的话貌似有理，实则局限性很大，实非通理。其核心观点无非是：言外之意才是事理的紧要处，但言外之意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活着的人尚且不能言传，死人的书中又怎么可能说得清楚呢？所以，必为糟粕无疑。
轮扁所谓的“言外之意”，说到底，不过是斫轮这门手艺的经验罢了。而其经验的关键，又在于砍削时的松紧度。松紧度是完全可以被量化的，只是在春秋那个时候，虽有“分毫”一词，却无计量构件精准度的实用工具。所以，做出来的车轮无法实现严格意义上的标准化，其中轮毂与车轴的间隙、辐条在轮辐与轮辋上的不同间距，这些都要靠轮人的经验来掌握。这一点，从出于《周礼》的《考工记》上也看得很明显。此书虽然对斫轮工艺做了比较具体的描述，但其中也只有“是故六分其轮崇（高），以其一为牙（轮辋）围，三分其牙围而漆其二”、“三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六尺有六寸之轮，绠（音gěng轮辐近轴处向外突出的部分）三分寸之二，谓之轮固”这一类描述，无法提供精确的数据。而对于现代工艺来说，较之精细百倍千倍的间隙，也可提供量化指标，而且完全能够做得出来，并非什么不可言传的“绝技”。其实，轮扁死后，这种技艺在齐国非但没有失传，直到战国时代，各国依然都还在使用战车。我们不禁要问：斫轮技术的这种“言外之意”，又是何人所传呢？轮人的后辈又是从哪里学到了斫轮技术的奥妙呢？不难理解，所谓的“言外之意”，只能出于“言内”，若皆不言，“意”由何来呢？
更重要的是，圣人之书，绝非“种树书”可比，它所说的是“道”，不是“技”。“技”和“道”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庄子有言：“通于天者，道也……能有所艺者，技也”。这里的“天”是自然，“道”是规律，而“技”也者，字形从“手”从“支”，其本义，不过是指人谋生的某种手艺罢了。
圣人之书则不然，它讲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做人，如何生活，所以具有普世价值，因而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崇，一如庄子所言：“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刘文典《庄子补正》三九四页）之所以会如此，不是因为圣人的话讲得天花乱坠，而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验证，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死人之书的可贵处，正在于此。反观应时之言，多半受制于眼前利害，要么图利，要么媚俗，或是作者屈于时势，多所顾忌，往往言不由衷。只有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淘漉，经过了时代筛选的死人之书，才显露出真知灼见来，渐渐被后人所接受和传承。这种淘漉和筛选的时间可能很长，有的甚至需要上百年，很多都是作者死后，他的书才开始传行天下。例如记录苏格拉底思想的《理想国》，是在他死后二十五年才问世的。而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记录他言行的《论语》，则出现在战国初年，中间隔了好几百年。不独“圣人”之书，中外很多文学作品也是如此。也许正因如此，死人之书往往更加珍贵，更值得认真研读。至于人们能否从死人的书里听出“言外之意”，对他的“言外之意”能否心领神会，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修行如何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言外之意”并非不可言传，关键是你有没有听出“言外之意”的耳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