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時期
殷就是商朝[1]，周就是周朝，殷周不是殷商。只是說殷朝和周朝青銅器出現並開始用於祭祀，青銅聞名於世，屬於青銅時代，所以並稱為"殷周時期"而已。 在冶煉方面有突出成就，主要是青銅，青銅主要用於祭祀，代表神權，還有用於皇室的器皿製作。而且在周時期鐵開始出現，並且在西周時期開始有了鐵製農具，並且生活化。 在西周時期分為春秋、戰國。在戰國那時井田制瓦解，封建制度土地私有制出現。開始了封建社會。
目錄
思想基本傾向
從宏觀上看，殷周思想是一個連續發展、不斷豐富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治的理性因素孕育成長，宗教思想逐漸消弱，但並沒有本質上的突變。
商湯伐夏，他對部眾宣布說：「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尚書·湯誓》）殷革夏命，是方國間彼此實力強弱消長的結果，但人們卻從上帝那裡尋求依據。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盤庚也是以上帝的意志為擋箭牌：「非敢違卜，用宏茲賁。」當時的人們認同於這樣一種信念：遷居殷地是通過占卜得到的上帝的指示，人們應該無條件服從。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辭雄辯地證明：殷人信神。殷王國即將崩解之際，殷王紂仍在說：「我生不有命在天！」（ <尚書·西伯戡黎> ）殷紂篤信天命，但他對神靈並不夠恭敬，「昏棄厥肆祀弗答」（ <尚書·牧誓> ）。所以，人們認為殷王國的崩潰體現了上天的意志，是上天不佑。
周承殷命，建立了新的王國秩序，依然是舉上帝的旗幟，「受天有成命」。「武庚之亂」，新建的周王國受到嚴重威脅。面對嚴峻的局勢，偉大的政治家周公旦認為是「天降割（害）於我家」。他急於知道的是天意如何：「用寧（文）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得到 了「吉」兆，他才稍許自慰：「我有大事，休！ 朕卜並吉。」東征的時候，他告誡臣下：「予惟小子，不敢替（廢）上帝命。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以上均見《大誥》）以往對周公旦政治哲學的研究，偏重於他對政治理論的貢獻，忽略其宗教信仰的主體特徵。毫無疑問，周初思想較之殷代確有很大發展，在相對意義上可以說是飛躍，但從總體特徵看，主旨並未改變。在整個西周時期，天命觀念、上帝信仰和祖先信仰始終是政治思想的主流。人們認為，殷人統治天下的時候，他們「克配上帝」，輔助上帝治理天下；殷人的地位被周人取代之後，就應該「侯服於周」（《詩·文王》），擁戴周人為「共主」。這是因為「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詩·昊天有成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發生大地震，大夫伯陽父認為，這是周王國即將崩潰的徵兆，周人至多還能維持十年。「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國語·周語》），天意決定政治的命運。
澄清幾個問題
本世紀以來，有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的變革莫過於殷周之際。雖然已有學者對此說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就思想領域而言，有些重要問題仍有必要予以澄清。主張殷周之際思想發生了變革，最主要的證據有三條：第一，認為周人提出了「天」觀念；第二，認為殷代沒有「德」觀念，是周人創造了這一範疇；第三，認為殷人重鬼神，周人重人倫。下面逐一展開分析。
第一，「天」觀念不是周人首先提出來的，殷代已經有了「天」觀念。過去認為殷代沒有「天」觀念，是由於未能深入發掘甲骨卜辭中的「天」，因而對文獻中的「天」疑慮太重，不敢輕信。我們肯定了卜辭中的被崇拜、被祭祀的「天」的存在，文獻中的相關資料自然也就可以與之互為印證。從殷代「天」的內涵看與周代沒有什麼大異，是一脈相承的。具體內容前文已經論述，不再重複。有的學者提出，殷代思想中雖有「天」觀念，但「自然屬性比重大，社會屬性比重小」；經過周人的改造，「其性質則由一個自然的主宰轉變為社會的主宰」。說周代的「天」觀念理性成分較多，這無問題；但把殷代的「天」說成「自然的主宰」，與社會無干，則難以說通。作為一種具有神靈集合特徵的「天」概念，它是制約世俗政治生活的，如卜辭「天弗禍」、「天作禍」（《乙編》1185 ）、 「天今三月雨」（《粹編》809）。若與社會生活完全無關，人為什麼會卜問它呢？參照有關傳世文獻， 這一問題更是不釋自明了。總之，用「屬性」轉變說論證殷周思想的變遷，缺乏說服力。
第二，「德」觀念不是周人提出來的，殷代已有「德」觀念。較早注意這一問題的是楊榮國。他提出，殷代已有「德」觀念，甲骨卜辭中有「德」字。後來，溫少峰作專題論文《殷周奴隸主階級「德」的觀念》，具體考察了殷代的「德」觀念。他參考了徐中舒的研究成果，舉出四條卜辭為證：
殷周思想傾向
囗丑卜，王侯弗若△？（《續編》6·8·4， 引文中「△」表示圖形的「德」字，下同）
丁亥卜，元△……？（《明初》1370）
辛卯卜，亘貞，……唯不△？（《綴合》273）
戊寅卜，囗貞，改王△，於之若？（《綴合》299）
他認為，「若德」如同文獻中的「善德」、「順德」；「元德」猶如「首德」、「大德」；「不德」、「改德」類似於「否德」[66]。卜辭中有關「德」的詞語如何詮釋更妥當，還可以再商討。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殷代是有「德」觀念的。這裡，我們不妨將傳世文獻中有關「德」的情況拿過來比照一下。《尚書·商書》中四篇有「德」字，凡14見，其中《盤庚篇》10見。其內涵大致可分為三類。（1 ）表示行為、品行。《湯誓》：「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盤庚>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聽命，天既孚命王厥德。」《微子》：「我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於下。」（2）「荒德」、「含德」、「非德」、 「爽德」具有否定含義。《盤庚》：「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餘一人。」「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3）「施德」、「積德」、「用德」、「敷德」具有積極含義。《盤庚》：「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將文獻中「德」的三種情形同卜辭中「弗若德」、「元德」、「不德」、「改王德」對比一下，可以看出具有類似特徵。這些特徵同周初文誥中有關「明德」、「若德」、「非德」、「敏德」（《康誥》）、「元德」（《酒誥》）、「敬德」（ <召誥> ）、「酒德」（ <無逸> ）之類的觀念相對照，也比較接近。因此可以說，殷代已經有了「德」觀念。
第三，周人首先重鬼神，其次重人倫。有學者說周人重人倫，「人事是主要的，天命鬼神是次要的」，主要根據是《禮記·表記》中的一段話：「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然而， <表記>之說與周代文獻的記載有很大出入。具體情形，前文已有敘說。事實上，周人仍然重鬼神，其與殷人無大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學者申明這一點。楊寬先生根據周誥的資料，認為「周初人之宗教思想幾與殷人無以異」。郭沫若先生也說：「殷人用卜，周人也用卜，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周人的甲骨文字而已；誰也不能斷定說：周人一定沒有。」[68]本世紀70年代陝西周原發現周人甲骨17000餘片，其占卜形式和內容與殷卜辭相近， 初步證實了郭老的預測是準確的。當然，殷周思想無大異，並非相同，周初思想確有很大進步，這不可否認；但決不曾發生從「重神」到「重人」的質變。人文思潮興於春秋戰國，而不是西周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