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郑建平)
作品欣赏
母亲
多年前，就想为母亲写一篇文章，可每次提笔却又不知如何写起，因此，这篇文章便拖到了现在。
母亲明年八十岁，在她十八岁那年嫁给我父亲，十九岁到三十岁这十余年间先后生下我们姐弟四个。当时，我们家在内江乡下，那个年代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家虽然有父亲在外工作，但他工资不高，每两三月才给我母亲寄十块钱，我们姐弟又年幼，家中无劳动力，因此，日子比其他家庭过得更显艰难。
父亲一年中回家的次数不多，家里里里外外，大小事情都靠我母亲操持，因此，母亲非常辛苦劳累。但母亲心中有父亲作依靠，再苦再累，对生活总是乐观向上，充满希望。
父亲三十二岁那年的一天，忽然口吐鲜血病倒，送进医院手术检查，发现静脉扩张破裂，肝硬化晚期。从此，父亲开始了与病魔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我母亲也就从此和医院结下了解不开的结。那年，我母亲才二十七岁。
父亲自那次病倒后，经常犯病住院，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每次住院都需要人照顾，单位考虑照顾我父亲只有我母亲最合适，于是，每次在我父亲住进医院后都要发电报通知我母亲来。我母亲每次接到通知，立即放下家里的所有事情和生产队的农活，把我和我姐姐委托给家婆或外婆照管，她带着我妹妹和弟弟来到我父亲身边。
我父亲住院一般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即现在的华西医院）和市二医院。无论父亲是住华西医院还是市二医院，母亲都是拖着弟弟妹妹一大早去，晚上把父亲在病房的事情安顿好后才又拖着我弟弟妹妹摸黑回家。那时，我父亲的单身住宿在文武路市公安局的家属宿舍里，离市二医院不是很远，大概四五站公交车路程，公交车票约四分钱；离华西医院就比较远了，五六公里，十多站路程，公交车票大概是一角钱。但母亲为了节约这四分钱、或一角钱，来去医院总是走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坐公交车。
一次，母亲把我也带来成都看望父亲。那天，天气很好，不到七点钟太阳就斜斜地打在了街面上。母亲背上背着我一岁左右的弟弟，手里牵着我四岁多的妹妹，我跟在母亲身后，一家四口走在去医院的路上。走了一段程路，妹妹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就把妹妹抱在怀里继续向前走。母亲也觉得很累了，才停下来找个地方歇口气。后来，我也走不动了，拉着母亲的手说：妈妈，我走不动了，我们赶车嘛。母亲停下脚步，低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摸了摸她的衣兜，迟疑了片刻对我说：累了我们歇一会儿再走。我看着母亲那张焦虑，憔悴的脸不再吭声。那三四年时间里，母亲就这样不停地带着我弟弟和妹妹奔波在内江、成都，医院和住家的路上。
后来，在父亲的要求下，父亲单位将我们全家迁到了城里。到了城里，母亲减少了路途的劳累，但城里站要站钱，坐要坐钱，喝口自来水都要钱，不像在乡下，有很多东西可以自给自足，无需给钱。这种情况下，家里的经济状况显得更加窘迫，母亲在父亲病情稳定的时候只好外出打临工挣点钱补贴家用。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外出打临工都是做的体力活，在建筑工地上挖过土，抬过砖，在机关食堂做过饭，每天起早贪黑，早出晚归，辛苦劳累不言而喻。
父亲的病在单位的关心下，在母亲细心的照料下，在他本人与病魔顽强抗争下，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中，父亲为了治好病经常四处寻医问药。有时到了病急乱投医的情况，打听到有什么好的偏方，总是让母亲想法把药给他弄齐。母亲为此跑了不少的腿，求了不少的人，也看了不少人家的脸色。一次，父亲听一资深“半仙”说，仙人球熬糯米，长期服用对肝硬化有很好的疗效。父亲听进去了。当时糯米好买，凭票到一般的米店都能买到。然而，仙人球却不是那么好找，父亲每天要用这个东西，用量较大，母亲四处去寻找都没有找来几个。一天，母亲发现草市街的一所寺庙屋檐上有一大盆仙人球，这盆仙人球长得密密实实，一个叠一个，估计有好几十个。母亲找到这盆仙人球的主人，向他说明想买这盆仙人球的用途。仙人球的主人说，这盆仙人球他栽了十多年，不想卖人。母亲遭到拒绝只好离开了。到了晚上的下半夜，母亲戴着手套又来到这里，爬上围墙，上到房顶，把这盆仙人球搬回了家。回到家里，母亲放下仙人球缓过气后，才感觉到自己双手和身体疼痛难耐，原来她的双臂和胸前被仙人球刺了不少的伤口。有的刺还断在了肉里。这是母亲为我父亲治病当了唯一的一次贼。
父亲最后一次犯病比较严重，住进医院就再没有出来。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照顾他，时间长了母亲感觉有些吃不消，中间只好让我隔三岔五去替换她一下。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病房外面电闪雷鸣，阴风惨惨，雨哗啦啦地下个不停，母亲守候父亲到下半夜，实在是太困倦了，我让她去睡一会儿，母亲去了隔壁房间，我趴在父亲病床边不一会儿也呼呼睡去。凌晨四点多钟，医生进来把了一下我父亲的脉搏，然后，拔下我父亲身上的输液管和脸上的氧气罩，要我去把我母亲叫过来。我母亲来到医生面前，医生对我母亲说：你爱人走了。我母亲听了，呆在原地好久没动，过后，她走到我父亲床边，“哇”的一声趴在他身上大哭起来。母亲哭了很久很久，没有人劝她，没有人安慰她，她的哭声悲恸欲绝，肝肠寸断，在住院楼里盘旋回荡不断。她边哭边拍打着我父亲的身体道：你就这样撒手走了，你的四个娃儿咋个办？！我咋个办呀？！站在一旁的我也犹如天塌下来一般六神无主。
父亲去世后，为了解决我家的生计问题，父亲的同事给我母亲建议，让我辍学参加工作。那时，我刚上初中二年级。同时，也让我刚读高二的姐姐辍学工作。母亲考虑多日后向我们提出了工作的要求。我和姐姐工作后，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一些起色。但是，我姐忽然又罹难。
由于我姐性格本身柔弱，加上家里这种状况，以及她后来在工作和婚姻上的不顺，使她精神长期处于焦虑和压抑中，在她二十四岁那年突发精神分裂症。姐姐生这病是我母亲始料未及的，精神上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她忍着痛苦，带着我姐不时的跑医院就医。姐姐的病经过住院治疗，大有好转，但每次都没有按照医生的要求治疗到位就被我姐夫接出院。出院后几个月又复发，到了后来，根本不能治愈了，她生活也就渐渐的丧失了自理。我姐的病状开始是安静不下来，到处乱跑，跑丢了，我姐夫也不找，不管其死活。母亲知道后四处去寻找，找回来交给我姐夫。这样循环往复持续了两三年。一次，我姐跑出去被人贩子卖到河南，母亲找了大半年，最后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才找到。那天，母亲和公安人员一同来到河南，走进那人的家，见我姐卷缩在昏暗的灶房里，人瘦得皮包骨头，完全脱形难以辨认出来。母亲见状，抱着我姐伤心的痛哭，我姐姐见了母亲，泪水止不住的长流。这次，母亲把我姐找回来后，决定不再交给我姐夫，把她留在了自己身边。三年后，我姐夫以没有事实婚姻为由向法院提出和我姐离婚。从此，我姐跟随我母亲生活，两人相依为命。
我姐在母亲的照顾下，病情相对的稳定了下来，但每月还是要发几次病。这时发病的症状是情绪很亢奋的对着窗外骂人，或朝着我母亲吵，怎么制止也制止不住。把一个家吵得不安宁，对我们几姊妹的生活影响很大。长年累月，让我母亲伤透了心，对生活没有了一点兴趣。曾经，她一度想带着我姐去轻生，好让我们下面三兄妹从压抑、焦虑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但，母亲还是坚强的振着了起来，她带着我姐不停的四处寻医，不停地寻找有效药物，最后，我姐的病状得到一定的控制，发病减少了许多。
母亲伺候我姐就象伺候一个老婴儿。每天要把药和开水送到她手中，看着她把药吃下去；每天要问她想吃什么？然后按着她的要求出去采买回来做；每天早晨要叫她起床，然后伺候她洗脸、刷牙；每天晚上要帮助她洗澡，然后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晾上；每天还要陪她出去散步，逛公园、商场。母亲说，这样让我姐出去透透新鲜空气，运动一下，身体会好一些。
我姐在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病情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她可以帮助我母亲洗碗，扫地，可以陪我母亲出去买东西，如果母亲东西买得多，就帮母亲背回家。两人经常也要吵嘴，比如，母亲让她吃药，我姐不想吃，两人要吵；有时候，我姐不想吃饭，母亲硬要她吃，两人也要吵。但吵上几句就不吵了，我姐只好乖乖的把药或饭吃了。母亲这时少不了对我姐说：不给你用重刑你不会招。意思是说，不恨到你，你不会顺从，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怎么得行，不吃药病哪会好得到，不吃饭身体哪会长得好！我姐听了母亲的话往往含混不清的嘀嘀咕咕几句也就不吭声了。
越到后来我姐对我母亲的依赖越强，我母亲走哪她都要跟着去。生怕母亲离开她一步。有些时候，我姐因为药物作用起不了床，母亲又要出去买东西，我姐就对我母亲说：你明天去买嘛。母亲回答说：今天要用，必须要去买。我姐就说：那你早点回来啊。有时候我母亲回来得晚，我姐就来到窗前，两眼巴巴地看着大街来来往往的行人，盼着母亲快点回来。
五年前，我姐检查出患了癌症，已经到了中晚期。当时，母亲拿着检查单看着我姐，伤心道：你这辈子咋个这么不幸哦！由于我姐有精神病，医院怕我姐发病惹事，都不愿给她治疗，母亲为此焦透了心。一天，我母亲来到省肿瘤医院，找到院长，祈求他给我姐治病。院长看着我母亲焦急、伤心的样子，十分同情，便写了一张纸条给我母亲，要她去找挨着我母亲住家最近的市三医院肿瘤科主任。三医院肿瘤科主任看了纸条二话没说，把我姐收进了医院。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姐住进医院后，由于各种费用很高，母亲没有请护工，而是由她自己来护理我姐。为了晚上能休息好，第二天有精神继续照顾我姐，每天在我姐治疗完后，母亲就把我姐带回家，第二天一早再把我姐带到医院去。后来，我姐癌症转移到多处，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要我姐回到家里保守治疗，免得我母亲花费那么多精力和金钱。我也向母亲暗示了我同意医生的意见。但母亲不同意，说我姐虽然脑壳糊涂，但必然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眼看她就要走了，她心很痛，很舍不得，因此，她要给她医，要给她医个心甘。我说：这样医下去，姐是好也好不到，死也死不了，姐活得很痛苦，把你拖得也很恼火。母亲说：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都心甘情愿的照料她，我不觉得恼火。
我姐在去世前的两三个月时间里，已经不能自行走路，经常还出现忽然晕倒的情况。这时，我要求母亲请人护理，母亲也感到自己一人护理不下来了，便请了护工。但是，请来的护工都只护理了三五天就不干了，原因是怕我姐忽然晕倒摔在地上出问题，出了问题他们负不起责任。请不到人护理，我母亲只好又自个担当起来。我姐因为癌转移到了肺上，咳嗽非常厉害，对病房其他病人的休息很有影响，母亲只好买来手推车，晚上继续把我姐推回家，早晨推回医院。
一天，天下着蒙蒙小雨，我来到医院，在朦胧的路灯下远远地看见我母亲吃力地推着我姐往回家的路走去。我没有立即赶上去帮她，而是跟在她身后，两眼看着她那一头苍苍的白发，弓着推车的瘦弱身体，和那沉重缓慢的脚步，我的心一下崩溃了，眼泪止不住的滚了出来。
我姐去世了。母亲那天没有哭，而是呆滞地坐在凳子上反复不停地问我：你姐死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吗？我回道：眼睛是闭上的。母亲道：闭上的就好，说明她没有怨恨我。[1]
作者简介
郑建平，四川省玉沙宾馆副总经理，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散文选《邂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