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劍釗

汪劍釗
原圖鏈接 圖片來自;搜狐文化 詩人、翻譯家、評論家
出生	1963年10月
國籍	中國
知名作品	《希望在絕望深處迸發》 《阿赫瑪托娃傳》 《詩歌的烏鴉時代》

汪劍釗，詩人、翻譯家、評論家。

1963年10月出生於浙江省湖州市。

夫人關雎

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先後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1985年獲學士學位)

杭州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1988年獲外國詩歌史研究方向碩士學位)和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1994年獲中國新詩史研究方向博士學位)。

目錄

出版著作

專著《希望在絕望深處迸發》

《中俄文字之交——俄蘇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新文學》

《阿赫瑪托娃傳》、《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主義詩歌》

詩文自選集

《詩歌的烏鴉時代》

譯著

《普希金抒情詩選》、《俄國象徵派詩選》、《俄羅斯白銀時代詩選》、《俄羅斯的命運》、《自我認知》、《吉皮烏斯詩選》、《勃洛克抒情詩選》、《波普拉夫斯基詩選》、《二十世紀俄羅斯流亡詩選》、《非洲現代詩選》、《曼傑施塔姆詩全集》、《茨維塔耶娃詩集》

主編和編著

《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化叢書》、《俄羅斯思想文庫》、《茨維塔耶娃文集》、《大師經典》、《最新外國優秀短篇小說》、《中國當代先鋒詩人隨筆選》

《靈魂的邊界——外國思想者隨筆經典》、《子夜的哀歌》、《千家詞》、《西方抒情散文選》、《王爾德唯美主義作品選》等三十餘種。

近年來，在《詩刊》、《人民文學》、《星星》、《中國作家》、《十月》、《北京文學》、《大家》、《山花》、《作品》、《詩歌月刊》、《詩林》等純文學雜誌發表有原創詩歌，部分作品被收入國內外二十餘種詩歌選集與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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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評價

同時作為翻譯家和詩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汪劍釗承認，翻譯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它既是正面的，同樣也是負面的，在給他帶來世界一流詩人的養料後，卻對他自己的創作立了一堵牆。

俄語專業畢業的汪劍釗如今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自稱曾經是西化主義者的他，如今會在課上給學生講唐詩宋詞。「我覺得應該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他說：「我覺得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人，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話，那是失職的，或者是不夠的。」

他也在踐行這個觀點。在國際詩酒文化大會·草堂國際詩會上發表演講時，他把寫作比喻成一棵樹，根需要向下深扎，同樣也要向天空伸展，「根就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觀照，對自己文化的吸收。」，「這種擴展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其他文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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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採訪

記者：有人認為詩歌是不能翻譯的，也有一種說法認為翻譯是對詩歌的一種再創造，你作為翻譯家是如何看待詩歌翻譯的？

汪劍釗：這個話題確實經常被討論。詩歌不可譯，最早是弗羅斯特說過的，他的意思是「詩，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他的說法也證明了詩歌翻譯的難度。我倒覺得詩歌實際上還是可譯的，為什麼可譯？首先從實例來說，比如我們今天讀到荷馬史詩，《神曲》，《聖經》等作品，世界上大部分人讀到的恐怕都不是原文，我們很多人都是通過英譯，中譯，或者其他的譯文讀到的。它們從原語言被翻譯後，也沒有因此使它的偉大就變得消失了。從這個實踐的例子來講，詩歌還是可譯的。

人們為什麼會認為詩歌是不可譯的？在我看來有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們通常會認為有一等一的翻譯，就是一等一的交換或者兌現，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語言本身是有差異的，像英文譯成中文，或者俄文譯成中文，或者中文譯成其他語言，都不太可能百分之百移植過去。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譯詩是一場冒險的戀愛。一篇原文放就像一個美麗的姑娘待字閨中，譯者就像是一個追求的小伙子，你要想追上這個姑娘，那你要拿出配的上她的才能。這就像翻譯時，我的目標語和目的語都要有很高的修養，比如把俄文翻譯成中文的話，中文跟俄文都要達到很高的修養，才可能真正把它譯好，也就是進行一場有效的戀愛。

但是戀愛有時候可能會失敗，翻譯中間也有失敗。我自己就有，比如翻譯一首100行的詩，我譯到60行的時候，我就發現我譯不下去了，中間有一些地方我就卡住了，就沒法處理了，這個就像一場戀愛最終就沒有接軌一樣。但是也有一些比較好的翻譯，它像兩人情投意合，最後走進了婚姻的殿堂，之後就有了一個孩子。譯成的作品就像一場愛情婚姻的結果。這個孩子帶有父親、母親的遺傳密碼，但是他肯定既不是他的父親，也不是他的母親。譯詩更多的是原文跟譯文結合的一個孩子，它有很多密碼，但是中間不是完全等同的，這是我對翻譯的一個理解。

記者：可不可以這樣理解，你剛才說的就是翻譯的過程是譯者走進詩原作者內心世界的過程？

汪劍釗：當然，那是必須的。你要是譯一首詩，不僅是字面上意義的傳導，詩歌它的魅力在於它本身，它有多重答案，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作為一個譯者，越多捕捉到潛在的意義，你就越能更好的體現，這其中就包括字面背後的內心世界，它的靈魂世界。我再用愛情做比喻，你譯首詩要像一場戀愛，全身心的投入，才能把一首詩譯好。有時候我們也會發現有的人可能語言很好，但他就譯不了詩，主要原因就是他走不進詩人的內在世界，只停留在表面，沒有進入到內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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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跟詩作本身語言難度也有關係嗎？

汪劍釗：有，有的時候有語言的難度，但更多的我覺得還是文化上的原因。文化層面上的理解，每個詩人寫作都有一些不同於別人的語言，都有他自己的詞彙表。你要譯詩的話，必須基本掌握他的詞彙表，才能夠進行翻譯。

記者：像中文，特別是古典漢語，是公認的很難的語言，像這種語言難度會不會影響中國古典詩詞在國外的流傳呢？

汪劍釗：當然。我看到的很多中文詩歌翻譯成外文，我感覺差點意思，當然也有一部分比較好的，我覺得很多是譯者本身修養很高，不僅是在文字上的理解力，還有他的詩歌感覺。詩歌感覺是很重要的，因為一個沒有詩歌感覺的人去譯詩，是很危險的，他很容易把詩歌譯成散文。

記者：因為歷史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對於外國詩歌的引進是缺課的，目前這段時間算是補課過程嗎？

汪劍釗：我覺得基本上補課過程應該是完成了。我們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跟當時的國情有關係，幾乎到了閉關鎖國的程度，比方說很多優秀的外國文學詩沒有譯成中文。我們可能讀到很多作品，不是因為它的藝術層面吸引我們，而是它的政治意義，或者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可能會更多一些。實際上導致有一段時間，有很多優秀作品都沒傳遞進來。

80年代以後，隨着國家政治越來越清明，這個狀況是改變了。現在基本上各個國家好作品，大部分也都譯過來，當然空白可能很多，這個是永遠存在的。而且如果說需要補課的話，在我看來可能西方國家該補的課可能更多，因為他們對我們中國文化的引進可能還不如我們中國（引進他們的文化）。

記者：你覺得現在中國詩人的世界詩壇地位是怎麼樣的？會不會因為語言的原因影響了中國的現代詩歌在世界的流傳呢？

汪劍釗：肯定有。中文是一個世界公認的非常難的語言，現代詩歌譯成外文的話難度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國詩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還不是那麼高的話，當然有我們詩人本身的原因，我們的寫作還沒有偉大。我覺得中國一流詩人也不少，但是偉大詩人可能目前還沒有出現，還有提升的空間。一流詩人很多，但是偉大的詩人才可能讓所有國家把你作為源頭詩人來學習。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跟經濟有一定的關係。比方說美國，美國作家他們在世界上的受歡迎程度，有他們藝術上的成就，跟經濟的強盛是有很大關係的。比方說像我們平常不怎麼看重的越南，或者說其他的一些小語種的國家，也許他們也有很偉大的文學，但是由於他們國力的原因，還沒有被人家認識到。

記者：經濟是如何決定文學的傳播呢？ 汪劍釗：一般來說一部小說，標註是一個美國作家，跟標註是一個俄國作家或者是一個越南作家，銷量是不一樣的，儘管可能是同一部作品。就像可能一雙皮鞋，貼的標籤是意大利造的和溫州造的，售價是不一樣的。因為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放在流通角度來說，文學實際上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質，儘管文學本身不是商品，但是作為一本書來說的話，出版社把它當商品看的。

記者：你當初做翻譯工作是一個無心插柳的過程，做翻譯對你的文學創作原創有什麼幫助嗎？

汪劍釗：有影響，這個影響是兩方面的。因為我原本並不是想做翻譯的，我上大學的時候，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翻譯家。但是我上大學的時候，能夠借鑑的中譯文作品很少，因為以前沒怎麼翻譯過的，我去閱讀外國優秀作品，很多必須要閱讀原文，在這過程中我就做了一些翻譯的嘗試。一方面讓我加深對原文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促進我外語的學習。

翻譯對我肯定是有正面的作用，讓我開闊了眼界，讓我接觸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詩人，比如像我翻譯的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捷斯塔姆，他們是在我剛剛定義的「偉大詩人」那個行列的。翻譯他們作品，無疑對我的寫作是有啟示的，他們在我面前樹起一個標杆，我知道應該向哪個方向努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負作用，因為這些作家太偉大，有時候會對我的寫作信心造成一定的打擊。我想人家都寫那麼好了，我還能怎麼寫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是，翻譯占用了我很多時間，精力，甚至有的時候我的創造力也在翻譯上消耗掉了。因為有的很好的詞彙，也許我放在創作上也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由於我在翻譯上用過了，我就不能再用到我自己的原創上了。

記者：剛剛提到的俄羅斯文學巨匠，他們寫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會影響你嗎？

汪劍釗：那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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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會改變你原本的一些東西嗎？

汪劍釗：那肯定是。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說漢語，漢語文化和思維肯定是對我有影響的。我自己最早是受古典詩詞的影響。因為你是中國人，即便你沒有讀過唐詩宋詞，但唐詩宋詞作為文化血液裡面一部分，已經在你的脈管裡面流淌了。但是俄語，它相對漢語來說有它的複雜性。漢語有漢語的複雜，俄語有俄語的複雜，比方說變格、變位、從句等等。所以有的時候在我的寫作中會出現別人看來可能歐派的句式，這樣句式我覺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是對現代漢語的一個豐富。

記者：中國文學傳統的抒情文化，比如鄉愁，是中國文學的範疇裡面比較獨特的，它們會不會因為你在不停的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隨後慢慢消失？

汪劍釗：那不會，鄉愁在中國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個詞在歐洲語言裡發音都差不多。但是各個國家對鄉愁的反映方式是不一樣的，有的可能會更直白一些，有的更隱諱一些，有一些更傾向於用說明性的文字來表達，直抒胸臆，但有的可能必須委婉。相對來說中國文化可能會更含蓄一些，西方的可能會更直接一些。骨子裡我是內向和含蓄，但有的時候不乏會有很外向的，甚至會表現很尖銳，我想可能也是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的影響有關係。

記者：你沒想過找出幾個話題來整理一下，同一個話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現形式是怎麼樣的？

汪劍釗：沒有。對文化的理解，肯定是我有我自己的思考，而且我個人是傾向於打通各種文化的隔閡的。我剛才在會上發言的時候提到過一個觀點，我從寫作角度來說的。我把寫作比喻成一棵樹，它的生長必須要有它的根，沒有根這棵樹是活不了的，而且這個根必須扎的越深越好，只有根扎的深，向上生長的枝葉會越繁茂。這個根就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觀照，對自己文化的吸收，包括對文化傳統的理解，對自己國家民眾的理解，對文化形態，包括生活方式等等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一棵樹不能僅僅停留在根上，必須要向上發展，向天空伸展，人寫作也必須要向上，或者向自己的周邊擴展。這種擴展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其他文化的吸收，你吸收越多，你肯定會發展的越好。當然這種吸收是必須消化的，而不是吞進去，囫圇吞棗式的。你把牛排吃下去，不是作為牛排吐出來，而是要化成你自己身上的能量來發揮出來。

記者：你也很熟悉的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你覺得這是一個遺憾嗎？

汪劍釗：那當然，而且這個遺憾還不是我給她定義，實際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就說過。埃斯普馬克認為，茨維塔耶娃沒有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她的遺憾，但更是評獎委員會的遺憾，可見她的重要性。

而且茨維塔耶娃這個詩人，她是一個為世界詩歌，為世界文化有獨特貢獻的詩人，包括她對時代的感知，她對一個分裂的時代，用分裂的方式表達。她特別喜歡用破折號，斷行。她經常用非常激烈的語詞，甚至我們能在一個女詩人的詩歌聲音中聽到一種男性的聲音，這個是她的創造性的東西。

還有她對俄羅斯文化的繼承，包括對德語文化的學習，特別是對里爾克的學習，當然她和里爾克實際上是相互學習，里爾克也從她那邊學東西，里爾克還曾經翻譯過她的詩歌。她是自己在學習以後創造的，從這個角度來說的話，茨維塔耶娃她作為一個偉大詩人是毫無疑問的。既然她的地位是得到公認的，尤其現在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她的重要性，她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當然是遺憾。

她沒獲獎跟評獎委員會或多或少的偏見有關係，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還是跟她去世比較早有關係。她去世的時候才40多歲，詩歌的名聲還沒有傳播的那麼廣，很多作品在其他國家的傳播還不夠。她還沒有得到她應有的榮譽的時候，就離開了這個世界，而諾貝爾文學獎又恰恰是要評比活着的詩人作家的，這樣就使得最後既是她的遺憾，也是評獎委員會的遺憾了。

記者：你覺得這樣的情況會發生在中國作家身上嗎？

汪劍釗：我想應該有吧，比方說人們經常提起的沈從文，老舍，魯迅這樣的作家，其實也是沒有被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在他們在世的時候確認。回過頭來說，還跟中文翻譯難度有關係。

記者：這是你說的「漢語被囚禁」嗎？

汪劍釗：漢語被囚禁這是一方面，因為漢語相對來說有它的獨立性，這種囚禁既有自我囚禁，也有其他語言對它的圍剿和封鎖，就像我們看到自然中樹跟草之間的競爭一樣，草占領的地方越多，可能樹的生長空間就受到壓縮。漢語有很多功能，比方說象形、會意、形聲等等，這些在拼音文字裡面是很難得到體現，漢語的魅力在轉換中間可能就失去了，翻譯還是多少有一點遺憾。

記者：你覺得你曾經廣泛涉獵俄語的詩歌，俄國思想史，還有英美的詩歌，還有非洲的詩歌，還有中國的新詩史。你還教授俄語詩歌和中國古典詩歌。

汪劍釗：我本科是學俄語的，碩士是在中文系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念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我在學外語時對西方的文化了解可能相對多一些。我在學習西方文化以後，又回過頭來觀照本國的文化傳統。有一段時間我可能也極端，認為我基本可以算是一個西化主義者，但是現在我不是了。我覺得應該是中西文化融合，可能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這也是我為什麼會在現在講課的時候會回到中國古典詩歌上，因為我覺得一個教授外國文學的人，如果對自己的文化缺乏理解的話，那是失職的，或者是不夠的。

我在北外教書，我覺得很多學生外語很好，對西方文化了解的也很多，但是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了解是不足的。這樣我就希望我的學生能夠更多了解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詩歌。教授中國古典詩歌，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的學生，是我自己。為什麼？我為了要把這門課講好的話，就必須要付出很多努力，比學生先走一步，先去了解，把我認為好的東西通過我的理解，再轉達給我的學生，推薦他們去學，推薦他們去讀。

原圖鏈接 圖片來自;Lee-秋陽的博客

記者：現在做你學生的年輕人，跟你當年已經不同，他們現在有很多網絡閱讀，快餐化，碎片化的閱讀，你覺得這種閱讀方式的轉變，對年輕人的成長帶來什麼影響呢？

汪劍釗：影響是肯定的，但我倒也不像有的人看來好像完全是負面的，我的博士生跟我自己讀博士的時候，肯定是生活節奏，興奮點是不一樣的。我讀博士的時候沒有網絡，寫博士論文還用的是手寫稿，現在網絡很發達，我的學生查資料也非常容易。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必須到北京圖書館，到北大圖書館去手抄的。另外平常我們生活相對比較單調，沒有那麼多誘惑，現在學生受到的誘惑比我們多得多。

記者：不會那麼專注了。

汪劍釗：對，不會那麼專注，但是好處就是，他們的信息量很大，他們思維也很活躍。作為一個老師，我就會注意到這些特點，怎麼樣幫助利用他們現有的優勢，克服他們存在的短板。

記者：你認為酒神精神在西方文學裡占了什麼樣的位置呢？

汪劍釗：酒神精神在西方可以說是一個壓倒性的文化了。尼采專門對酒神和日神做過比較，他認為日神精神是理性的，酒神精神是非理性的，它的能量可能更大。酒的存在，刺激人擺脫很多理性的束縛，對既有條條框框的衝擊。另外一個，我覺得酒這個東西也很有意思，恰好跟詩歌非常相似的。因為酒需要一個釀造過程，詩歌也需要一個醞釀過程。沒有醞釀，一首好詩是不可能出來。從你有靈感到一首詩的完成，跟從糧食和水放在一起釀造成酒，都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你做的越精細，你的產品也越好。好酒需要更多的投入，好詩也需要我們更多對語言的打磨。

記者：東西方都有幾千年的釀酒史，為什麼東方沒有酒神精神呢？

汪劍釗：如果挖掘酒神精神，東方其實也有，我們中國人喝醉酒一樣。

記者：沒有一個明確的神。

汪劍釗：我們沒有明確的神。中國可能更多的是泛神，今天相信灶王爺，明天就相信觀音菩薩，不是完全沒有神，也有信仰。西方從最早的多神教，到後來大部分西方文化就發展成了一神教。在這方面，我倒並不認為中國文化就一定不如他們，因為酒神精神恰好是在一神教之前出現的，也就是說，我們非理性的東西恰恰是在西方文化完成封閉圈之前產生的。我們每次跟老外見面的時候，我倒是建議他們不妨多向我們中國文化學習學習，而且我覺得如果一個西方的詩人，對東方文化了解不足的話，他也是缺了一條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