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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冢周书

汲冢周书》出自宋代文学家洪迈的《容斋续笔》卷十三。

目录

原文

《汲冢周书》今七十篇,殊与尚书体不相类,所载事物亦多过实。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适纣所在,射之三发,而后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斩之以黄钺,县诸大白。商二女既缢,又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庙,又用纣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纣,应天顺人,不过杀之而已。纣既死,何至枭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为淫侈,至于擒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罴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狢十有八,麂十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虽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所馘如此,盖大言也。王会篇皆大会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尧、舜、禹、汤后,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宝玉亿有百万。所纪四夷国名,颇古奥,兽畜亦奇崛,以肃真为稷真,獩人为秽人,乐浪之夷为良夷,姑蔑为姑妹,东瓯为且瓯,渠搜为渠叟,高句丽为高夷。所叙:“秽人前儿,若弥猴,立行,声似小儿。良夷在子,(兽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则鸣。扬州禺禺鱼、人鹿。青丘狐九尾。东南夷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东越海(上合下虫虫)、海阳、盈车、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鼠勺)犬,(鼠勺)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区阳戎以(上敝下黾)封,(上敝下黾)封者,若彘,前后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康民以稃苡,其实如李,食之宜子。北狄州靡(上弗下禺)(上弗下禺),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则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奇干(亦北狄。)善芳,头若雄鸡,佩之令人不眯。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独鹿,邛邛距虚。犬戎文马,而赤(上髟下曷)缟身,目若黄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闾,北闾者,其华若羽,以其木为车,终行不败。”篇末引伊尹朝献商书云:“汤问伊尹,使为四方献令。伊尹请令,正东以鱼皮之鞞、鲗酱、蛟瞂、利;正南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历、(珠名。)龙角;正北以橐驼、𫘦𬳿、𫘝𫘨、良弓为献。汤曰:善。”凡此皆无所质信,姑录之以贻博雅者。唐太宗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装诡异,颜师古请图以示后,作王会图,盖取诸此。汉书所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毋为权首,将受其咎。”以为逸周书,此亦无之,然则非全书也。

译文

我大宋朝以科举取士,从太宗太平兴国以后,恩典开始日益受到重视。然而,这些恩典都是出于皇帝一时的谕旨,从来没有完全一样的。起初,士人们考中后朝廷授与什么官职,他们就接受什么官职,并不计较官位的高低。太平兴国二年(977),取恩科进士一百零九人,吕蒙正以下的四人被授予将作丞之职,其余的人都被授予大理评事一职,充任诸州通判。三年,取进士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授将作丞,其余的人都授大理评事,充各州通判及监当。五年,取一百二十一人,苏易以下二十三人都授将作丞、通判。八年,取二百三十九人,从王世则以下的十八人都以评事的身份任知县,其他的人都授判司簿尉。不久,王世则等升任通判,司簿尉改为知令录。次年,这些知令录们都被破格提升为守评事。雍熙二年(985),取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仅被授为节察推官。端拱元年(988),取二十八人,从程宿以下,都仅被授为权知诸县簿尉。二年,取一百八十六人,名列前茅的陈尧叟、曾会至被授为光禄丞直史馆,而第三名姚揆仅被授为防御推官。淳化三年(992),取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有两人授将作丞。二人授评事,从第五名以后,都由吏部负责登记,俟后安排。

真宗咸平元年(998),孙仅作为第一名仅被授为防御推官。二年,从孙暨以下,仅得免选人官罢了。大概当时真宗守表尚未亲政,这两榜都是由礼部所放,因而大大降低了规格。到了咸平三年,陈尧咨登第,在他之后有六人授将作丞,四十二人授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都授节度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都授防团军事推官。

作品简介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1123~1202)著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容斋随笔》与沈括的《梦溪笔谈[1]、王应麟的《困学纪闻》[2],是宋代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

《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五集七十四卷。其中前四集各十六卷,因书未成而作者过世,故《五笔》仅为十卷。这部书内容范围颇广,资料甚富,包括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宋代掌故及人物评价诸方面内容。它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3]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

《容斋随笔》[4]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误,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不仅在中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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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